那些在海外的中国富二代除了在真人秀中炫富,还做了些什么?
“富二代”是一个挺敏感的词。这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反映的不仅是社会阶层,还有整个社会对“穷”、“富”以及“权力”的态度。
而在海外的“富二代”,则又背上了一层被妖魔化的可能。来自中国的他们,到底是在刷新西方社会认知、挑战西方社会秩序,还是仅仅用钱往人家脸上呼去?
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
即使是一群衣着光鲜的女孩,在荧幕上秀她们无忧无虑的生活,我们看客眼里也是各有滋味吧。
今天就从一个叫《公主我最大》的节目谈起好了。
李子
于伦敦
女孩 Chelsea 挑了一瓶 1995 年的 Chateau Latour 葡萄酒,合上菜单向服务业补充一句:“还要一根吸管。”转头向其他人问:“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用吸管吗?你们不怕(直接喝酒)牙齿变黄吗?”
“你用吸管的时候可以把舌头卷起来包住吸管,这样味道会更好。”Joy 补充说到。
这就是 Ultra Rich Asian Girl(公主我最大)的开头。
《公主我最大》由加拿大温哥华 HBIC TV 制作,记录了几个温哥华的亚裔富二代的生活,目前已经在 YouTube 上播出了三季。每一季的主要角色是 4-5 个亚裔女性,其中大部分是华裔女性,她们的工作多数与时尚和娱乐相关。
在《公主我最大》的镜头里,富裕的亚洲女孩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他们一起去高档餐厅和私人小岛,从豪车展览逛到钢琴工厂,吐槽同伴的衣着品味,当然,其中也不乏他们去各地购物的场景和充满鄙视的表情。这个节目没有剧情,没有故事,就是这些十几二十出头的小女孩,在镜头前展示着她们的日常。而观众除了温哥华本地的华人之外,也不乏西方观众。
这样的真人秀节目在西方并不少见。《与卡戴珊姐妹同行》(Catching up with Kardashians)可能是最有名的,《比弗利娇妻》也属于这种类型的节目。甚至可以说,《小时代》和《百万新娘之真爱无悔》这种,也有某种展示作秀的成分。企望并好奇着光鲜亮丽生活的人通过这些节目窥探理想中的生活,或许也仅仅就是猎奇罢了。不过尽管如此,这些中国富二代小姐们在节目里的声望也不算太高。
评论里津津乐道的是对于某个女生是否“bitch”的观察。“天哪竟然有人喜欢 Weymi!她那么碧池的一个人!”一条英语评论说道,“她的声音,太假了。”
“这真是时时刻刻都在输出尴尬的真人秀啊。”(This show gives me the biggest second hand embarrassment every time I watch it.)
不过也有人提到,“评论里的一些人讨厌这些姑娘又迷恋卡戴珊,有趣。”
所以这些姑娘到底从哪里来,又在加拿大干什么呢?
海外富二代究竟从哪里来?
“我觉得 500 万(刀)的房子挺便宜的,比我预计的便宜……你看温哥华炒房的人那么多,他们就想赶紧修好房子然后卖出去,不会像这一栋,装修得很精致适合居住。”
上面被观众喷「bitch」的 Weymi,在 14 岁时搬到了温哥华。她的父母是大陆人,在台湾做半导体生意,而她在大陆上国际学校。她说:“我爸爸一直希望我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样他才能放心把我送到西方国家(send us out West)去。”
Weymi 耸耸肩说,“我没有在炫耀。我只是在过我自己的生活。”
纽约客记者樊佳杨和 Weymi 一起去“逛了街”。Weymi 开的是玛莎拉蒂 GranTurismo,家里还新装了卡拉 OK 机。她的英语有一些口音,而在樊佳杨开始跟她说普通话的时候,她明显松了一口气。她们谈话的时候,Weymi 总是用各种名牌作为货币单位。“出去玩一个晚上,花了我半个铂金包”。
在温哥华的 Holt Renfrew 里,Weymi 碰见了她的同学,在商场里当导购。她们谈到了从中国来的血拼顾客们。“(买)三千刀的衣服,就像买一罐牛奶一样。”“我再也不能直视香奈儿的包包了,每个人和她们的阿姨都拎着一个 boy bag。”
在国内,许多家庭希望把孩子“送出去”。过去的十年里,这些人席卷了纽约、伦敦和洛杉矶,他们大量购买房产导致房价上涨,引起当地人的不满。而温哥华在他们的眼中,不仅是气候温和的避风港,更是个适合安置子女的城市:他们的后代可以在温哥华一边接受顶尖的教育,一边建立社交圈子,开启他们自己的事业。
这是中国富豪顶尖 1% 的阶层吗?当地一个专门开公司服务这些华裔富二代的商人 Paul Oei 说,并不是,而更像是“1% 和 2% 中间那些”。在北京、上海的真正的富贵阶层不需要把财产转移到国外,他们在国内也有比较深厚的背景。而感到不安的,是那些有钱、但是又并不足够保证自己的钱和资源能长久在国内“有效”下去。
富二代们的野心?
曾经,西方国家被俄罗斯的寡头席卷过,石油价格飞涨之后,来自中东的富豪也曾横扫过从伦敦到温哥华的高档社区。而现在轮到了中国。但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新贵,他们都不像是那些低调奢华、“有积淀”的贵族,也没有那么多上流社会的条条框框。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大量的、让人生疑的购买。
在中国的文化观念里,阶级的跃迁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富二代的奢侈生活引起了不少反感,就像之前王思聪给他的狗戴上 Apple Watch 拍照一样不讨喜。网络上有不少评论这些炫富举动:你越炫耀什么就说明你越缺什么。而中国的经历过“均贫富”的时代,几乎所有的有钱人都算“新贵”。围绕他们的讨论,自然也是少不了“妖魔化”和“脸谱化”。
这些富二代们想要改变吗?除了挥金如土的生活(以及瞧不起其他挥金如土的人),他们是否在意有钱之外的事情?
他们的父母通常会给他们一些钱来做点小生意。Weymi 的父母承诺给她50万加元,她想做一个双语的奢侈生活方式杂志。“我并不想靠这个赚钱,”Weymi 说,“但我想做这个事情,我的朋友都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我的风格。”
另外一个叫 Pam 的女孩则开了一家模特公司,也在他叔叔的一个拍卖公司帮忙工作,每天从一个地方赶场到另一个地方。她一个人来加拿大读中学,家里给她打钱,她 15 岁开始就自己租地方住。有一次她左等右等家里的钱没到账,结果后来才知道,她妈妈的公司差点倒闭。她自觉自己成长了不少,也更加独立了。在叔叔的公司,她是唯一一个会说英语的人,所有的商品名录(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古董),都是她在翻译。
今后还会回中国吗?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Pam 说,她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适应在中国做生意。“在西方,一切都很直接,但在中国,拐弯抹角的地方可能才更重要。在中国,我被人当做天真的小孩,我自己也觉得格格不入。”
▲ 摄影:Samuel Schneider
中国变化太快了,在海外的富二代也不一定能跟得上,也不再有回头路。但是他们又真的属于加拿大、美国或者澳大利亚吗?他们的父母们这些带着“中国”标签的资本,能够支撑他们在新的“故土”立足、得到承认吗?
有的时候他们甚至需要“赌上一切”。
在加州的 Rudy Rong,22 岁,一边在USC念书,一边在创业,现在炙手可热的 VR 项目。他开宾利 GT 和劳斯莱斯幻影,住父母在 Newport Beach 1000 平米的公寓,租巴士开流动party,和名人打德扑。在牌桌上,甚至几率不高的时候,他也“All in”。
他曾经也是一个挥金如土的“典型富二代”。想加入的高端俱乐部会员,需要等、需要批准,有的干脆不想让他加入。他的办法就是把它们都买了。然后在俱乐部里办 party,让华裔男孩都能泡上妞。但是一年之后他觉得没意思,就都又卖了,然后从父亲的账户里取了 10 万美元,开始创业,弄他的“Magic Cube”。
从那时候起,他的朋友圈从晒头等舱、晒游艇,变成了晒办公室、晒通宵加班的团队。
某一天加班结束,他照了一张 LA 的夜景,配上菲茨杰拉德的一句话:“当你要批评一个人的时候…请记住这个世界所有人都不曾拥有你的长处。”
“我不想被定义为谁的儿子,我想定义我自己。”他这样告诉自己。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被父母的财富、新贵的国籍和年龄定义着的他们,或许也该找到方法定义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