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澳大利亚人还能不能实现厕纸自由？（组图）

值此生死存亡之秋，澳洲老百姓也继日本和美国民众之后，燃起了超强的求生热度，纷纷加入到了抢购食物和生活用品的战斗中，其中厕纸，也就是擦屁股用的toilet paper，是抢购目标里的VIP中P。

往往超市早上门都还没开，厕纸信徒们就已在门口大排长龙准备战斗；超市一开始营业，高头大马的家庭lady们便会一拥而入哄抢卫生间珍宝；更有疯狂的信徒为了“信仰”大打出手。

如果我们现在走入澳大利亚的超市，就会发现本应摆放厕纸的货架如同郭敬明家的阳台一样空旷。

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些专家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

人类会狂热追逐必需的稀有

卫生纸与歌剧不同，它是人类吃喝拉撒必不可少的用品，钢琴一年不弹憋不死人，解手的时候忘带一次厕纸就能要了亲命。而且它很难被替代；倒也有充满资本主义人文关怀的澳洲本土小报通过加印空白页以解决读者的燃“菊”之急，但显然报纸的那个触感对于人类来说有些不太舒适。

另一方面，卫生纸很容易存放，且不会变质，算得上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投资——哪怕存多了，也用得完；哪怕用不完，也浪费不了几个钱。鉴于对两周或更长时间的隔离检疫的防备，人们有理由储存更多不易变质的必需品。

人类讨厌错过，当（尤其是我们必需的）事物变得稀有，我们会不顾一切地追逐他们，就好像手握第57任嫩模女友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对超模和奥斯卡小金人的执着追逐一样。

如果我们错过了那些想买的稀有物件，会感到极度的后悔。在行为科学中，这种后悔被称为预期后悔（anticipated regret）。对这种后悔的天然抗拒会强力地驱使人们去购买某些物品以免受后悔之苦。

客观上厕纸的必不可少，与主观上人性的追逐稀有，为民众抢购厕纸的行为奠定了基础。而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则加深了人们对病毒的恐惧，面对即将横行的COVID-19，澳洲百姓显然是惊慌失措的。

恐慌的加剧与控制感的满足

对于病毒的恐惧，尤其是对像新冠这样非常可能发展成全球大流行的病毒的恐惧，是人之常情，而且要知道目前我们还没有针对性的疫苗或药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科学家莫妮卡·肖奇-斯帕纳（Monica Schoch-Spana）说道：

“若我们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每当新型疾病爆发，人们的高度焦虑就会不可避免地蔓延。

另一方面，传染病非常隐蔽，不像自然灾害造成杀伤时那样看得见摸得着，它在传染的途中不会告诉感染者：‘你好，我来了！’其隐蔽性大大增加了防控难度，也使人们的恐慌加倍。如果不处理好这种恐惧，社会往往会陷入失控性的集体恐慌之中。”

社交媒体会加剧人们的恐慌。目前看来，人们的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比病毒传播得更快。一张张被抢空货架的照片，向公众发出了强烈的危机信号，也成为了人们不断谈论的话题。

媒体在这种情境下实际上扮演了一个监视器的角色，透过它，我们可以觉察需要防范的风险，并体会到随之而来的危机感。

而在恐慌中，除了严格而科学地佩戴口罩、勤洗手、避免与人接触，购买厕纸这件事情本身可以减轻心理焦虑，让人获得一种控制感的满足——这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 Business School）的安迪·亚普（Andy Yap）表示：“控制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需求；因为COVID-19将人类推向失控，所以我们会极力去找回对自己的控制。”

社会认同与羊群效应

人类会本能地监视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在潜意识中也是如此），并通过他人的行为调整自己的行为——当我们不确定应该采取何种行为来应对某个情况时，大多数人都会借助“其他人的行为”方便自己做判断。

这是一种简单的决策机制，人称“社会认同启发式”（social proof heuristic）。其推广者是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尔迪尼（Robert Cialdini）。

举个例子，当周围人都在乱扔垃圾时，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乱扔垃圾，因为他人的行为在向我们发出“你要乱抛垃圾哦”的信号——这就是社会认同启发式概念在生活中的体现。同样的，如果酒店告诉客人“大多数客人都重复使用毛巾”，那么这个客人也更有可能重复使用毛巾。

因此，当我们看到他人抢购囤积卫生纸时，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也需要这样做。社会认同会帮助我们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或告诉我们自己正在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

在判断风险时，我们同样会用到社会认同原则。

例如，警报响起的瞬间，你肯定会猛然抬头，然后环顾四周，看看其他人在做什么——他人对于警报的反应是你预判环境风险的重要依据。

当专家和政府不断向我们介绍针对大流行的防范措施，当周围环境不断传达着“卫生系统可能很难招架新冠”的信息，我们就会基于这些信号，积极地防备病毒——当然，这种积极里往往包含着不可避免的恐慌和盲目。惊慌失措地抢购必需品也就成了人性使然的常规操作。

社会认同也往往会引发羊群效应，羊群效应也就意味着发生强迫行为的可能性。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的邱志博（音译）表示：

“焦虑使人们变得更容易顺应，也更容易做出强迫行为。例如很多亚洲人认为戴口罩是安全的，如果没有了它们，就会感到极度恐慌，这就是强迫行为的表现。

但强迫行为可能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并导致人们忽略其他安全措施，例如洗手或遵循隔离指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至少有3个因素推动人们在疫情之下做出一些反常行为——对稀缺性资源的追逐，对控制感的需求，以及社会认同原则。

这些因素可能迫使我们做出某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从非典时期板蓝根脱销，到日本核辐射期间的抢盐现象，再到这次澳大利亚民众的囤积巨量厕纸，这些看似盲目的疯狂恰是人类本性里不可磨灭的东西——哪怕是德艺双馨的行为科学家也只能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地加入到抢厕纸大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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