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贸易纠纷,真的是中国打响第一枪吗?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争端开始了,而目前最“受伤”的恐怕就是澳大利亚农民了。
5月10日,中国表示将以“反倾销”名义对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所有大麦征收高达73.6%的“倾销”关税和6.9%的“补贴”关税。这两项关税总计超过80%,这也相当于断了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小麦的路。
5月12日,中国又再次宣布暂停进口至少4家澳洲肉制品供应的肉类商品,这4家肉制品供应商占据了肉制品出口中国高达35%的市场份额。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正在寻求和中方进行紧急对话。据信,Birmingham已请求与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举行电话会议,讨论当前两国日益加剧的贸易争端,这也表明争端已从技术问题升级。
和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发生如此纠纷,也澳大利亚股票市场“惴惴不安”,5月12日ASX200收盘下跌1.1%,收于5403点。农业板块更是出现大幅震荡,数家主要成分股公司股价重挫。(详见公众号“高谈澳洲”今日文章)
去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了26亿澳元的牛肉,占澳大利亚牛肉出口的25%。
中国外交部5月12日表示,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多批牛肉中发现不符合海关和检疫标准,所以才暂停进口。
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记者说:“为保障中国消费者健康和安全,中方决定即日起,暂停接受4家澳大利亚企业肉类产品的进口申报,并已通报澳方主管部门,要求澳方全面彻底调查原因并做出整改。”
此外,中国发言人重申了对澳方所谓疫情“独立国际审议”的批评,并否认了因此对澳方采取经济胁迫。并表示,“将疫情政治化会在影响疫情控制和预防方面的国际合作,这不受欢迎。”
澳大利亚肉类行业委员会(MIC)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暂时禁令会持续多长时间,或者是否会扩展到其他肉类加工厂。据其透露,行业在过去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并且,委员会正在与政府和中国肉类行业的领导人沟通解决这一问题。
征收高额关税?惊人相似的历史
对于贸易律师来说,不少中澳之间的历史总是记忆犹新。
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2014年4月,中国商务部致函澳大利亚对等机构称,与澳大利亚协商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无论如何,澳大利亚都要对来自中国大陆的产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并“提醒”澳大利亚履行其国际义务,并表示对方应考虑“中澳双边经济关系”。
实际上,在过去六年中,中国政府已经很多次对澳大利亚的贸易立场感到不满。
联邦政府却不断忽视这一异常明确的信息,并继续对中国的钢铁、铝和化学产品进口征收高额关税。尽管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表示“这些措施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但是联邦政府还是一意孤行。
对中国而言,最不能接受的是:一方面,澳大利亚部长级官员继续在世界各地游说对方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悄悄在国内建立了巨大的关税壁垒。
对于从中国进口的钢管,这些关税目前高达144%。
直到2018年11月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首次反倾销行动之前,上述矛盾焦点一直是澳大利亚产业政策的核心。
所以,在中国提议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74%的关税时,实质上是在说“这种游戏我也会玩”。同时,这也表明,钢铁、铝和化学品进口关税的成本将使澳大利亚大麦无法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澳洲政府用反倾销打击贸易,“受害者”不止中国
可以说,由于联邦政府对华的傲慢,造成了目前这场贸易纠纷。然而,他们恐怕很难承认这一事实。联邦政府认为,没有理由指控澳大利亚农民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中国市场进行大麦倾销。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出,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拒绝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反倾销举措来审视,澳大利亚此前的关税政策是造成本次和中国贸易冲突的原因。
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图/ABC
周二,Birmingham坚持认为,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AADC)是“基于证据的”和“透明的”。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
澳大利亚执政联盟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自由贸易在政府内部没有“很多朋友”,而且反倾销委员会已经成为保护行业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为了解决贸易争端。
很多人表示,AADC的信念是加大自由贸易倡导的难度,因此其他国家某种形式的报复总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这与政府的说法截然不同。它坚持认为,大麦贸易之争是针对澳大利亚有关华为5G禁令,以及倡导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的报复。
虽然两个因素肯定会计入中国政府的考量范围,但是不能排除澳大利亚自身贸易政策的影响因素。
并且,不只是中国。
为了保护那些在各自领域享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如BlueScope和Liberty/OneSteel等,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已对相关其他国家产品施加了普遍的进口关税。
在过去三到四年中,来自韩国、越南、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希腊和西班牙的钢铁产品也受到了澳大利亚进口关税的打击。
这么多国家都在向澳大利亚进行钢铁倾销?显而易见不合逻辑。有一种解释是,因为澳大利亚本地制造商不具有全球竞争力,需要保护,特别是在澳边缘地区就业岗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澳洲停止傲慢也许是两国修复关系的开始
霍华德时期的国防部长、外交官丹尼斯•理查森(Dennis Richardson),曾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知名节目“一加一(One Plus One)”中提出,“澳洲与美国成为盟友的同时,也应与中国成为朋友。因为澳洲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此。”
在新冠疫情的节骨眼上,莫里森呼吁,澳洲将对新冠疫情起源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实际上,中国此前已经接受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而这只是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挑衅中国政府的众多事件之一。
《澳大利亚人报》的资深专栏作家罗伯特•哥特利布森(Robert Gottliebsen,下图)评论,澳大利亚近年的行径有悖于“朋友”一词。
从2013年,毕晓普(Julie Bishop)出任外交大臣以后,包括她在内的一些澳大利亚政客经常对中国进行“上课”和贬斥。在澳新银行(ANZ)前首席执行官麦克•斯密斯(Mike Smith)看来,这些政客对待中国经常有一种傲慢自大,相信自己的制度优于中国。
Robert Gottliebsen特别撰文,认为澳大利亚应当与中国寻找共同点,在双边立场上达成共识,并且积极寻找双方互惠互利的领域,停止“傲慢自大的说教行为”。
而一旦停止政治游戏,其实很容易发现,在中国有许多澳大利亚未来的商业契机。
很多中国消费都认为澳洲的食品绿色、健康、高品质,并且需求量不断增加。
另外,澳洲供应中国60%的铁矿石和45%的天然气,还有铝土矿和铜。铝和铜在电信和新能源汽车制造中被广泛使用。当前,由于中国在这两个领域的快速发展,资源的需求量非常庞大。
澳大利亚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让中方感到信赖和安全,这将会促使各个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帮助澳大利亚尽早走出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