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价格飙升 能源危机下的中国体制（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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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能源供应紧张，中国政府没有放开直接涉及民生的能源价格限制，但能源紧张的局面却得到了缓解。中国政府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取决于两个方面。

独立于世界市场的中国能源市场

的确，中国内地对外能源依存度愈来愈高。2017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2018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同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消费量持续增长，能源自给率必然下降，而对外依存度则逐年攀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量约为28亿吨，进口量则为3.04亿吨。

随着新冠疫情影响退潮，亚太地区率先进入疫后经济恢复期，突然爆发的能源需求必然冲击疫情期间被压缩的能源生产，造成供求关系的剧烈变化，进而造成国际能源价格的普遍上涨。在这一背景下，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和疫后率先复苏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中国难以独善其身，必然率先感知到全球能源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尽管中国能源供应部份依赖国际市场，同时也鼓励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寻找更具竞争力的能源供给结构，但在国内，能源市场却是另一个近乎“独立”的非完全竞争市场。

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中国内地，举凡涉及国家安全、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行业等，国有经济都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而煤炭资源作为能源供应的重中之重，其上、中游均相当程度掌握在国有经济体系手中，其生产、进出口、发电供热应用等既遵守市场经济规律，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公共事业属性，其价格体系的形成不完全由市场交易完成。

比如，尽管煤炭价格在这两个月内持续上涨，造成南北十余个省区电力供应紧张，甚至不得不对高耗能产业进行拉闸限电，但这种“市场波动”并未传递到下游电力价格，尤其是居民消费类用电价格上。

事实上，过去十余年，中国政府一方面以环保不达标、安全状况堪忧关闭“小煤窑”，另一方面敦促国有企业升级采矿水平，进行大体量并购和集约化生产，同时为控制能源消费结构兑现碳排放承诺而主动控制每年煤炭产量，煤炭市场基本已由国有大型企业垄断经营，民营煤炭生产难以对国内市场煤炭价格产生大的影响。

电力等能源市场与之情形类似。中国政府将能源安全视为攸关国家命运，在市场波动时，由国有企业充当能源供应的稳定阀，事实上造就了一个虽然与国际市场相联系，却又相对独立的市场环境，这正体现了中国内地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强大的政府调控手段和动员能力

如果说国有经济体系及其塑造的“独立市场环境”是基础条件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直接的市场干预行为则体现了它的真实动员能力。

上周五，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经过对全国所有产煤省份和重点煤炭企业的生产成本情况进行调查，初步结果显示，煤炭生产成本大幅低于目前煤炭现货价格，煤炭价格存在继续回调空间。在发改委明确表态希望将动力煤坑口价格短期目标上限设定为每吨1,200元后，早盘郑州动力煤期货下跌7.6%至每吨985元。这一结果无疑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能源供应相较于其他国家有更大的政策影响力。

事实上，中国政府不仅能够对能源价格设定明确的限价幅度，同时也可以调动各方力量对冲能源供应风险，在短期内迅速平抑能源供需水平。比如在2020年受疫情和暂停澳大利亚煤炭进口影响的“电荒”期间，中国政府便转而推进从俄罗斯、印尼、蒙古等国的煤炭采购计划，从而对冲了进口结构风险。

在这轮能源危机期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要求煤炭、电力和石油等国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今年冬季供应”；国资委主任郝鹏也喊话电网企业“讲政治、顾大局，坚决打赢保电攻坚战”。

中国政府将保障能源安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而不仅仅是市场波动来对待，据称9月底以来，已核增一批生产煤矿，日均产量比9月份增加了120万吨以上，10月18日的单日产量超过1,160万吨，创2021年新高。同时，国家能源局下发通知，要求积极推动新能源发电项目能并尽并、多发满发，保障供应能力。

此外，中国政府也在局部动用市场杠杆，将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浮动范围由现行的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扩大为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20%限制，这一方面传递了市场供需情况，另一方面也彰显出中国能源改革以兑现碳达峰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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