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院长刘俏：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超前投资（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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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疫情、俄乌冲突，美国大概率步入经济衰退等因素的影响下，没有必要一定完成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合理的预测性指标。

6月中国经济加快复苏，对于今年二季度GDP正增长目标起到关键作用。相比于2020年依靠出口、房地产实现“V形”反弹，今年下半年，出口与房地产都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动力究竟会是什么？与2020年相比，经济复苏路径会有何不同？为此，《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传递出哪些积极信号？

刘俏：上半年经济数据传递出几个积极信号，从总体来看，顶住困难，实现正增长，二季度0.4％的增速可能低于一些人的预期，但是在4月各项指标大幅下滑的情况下，5月降幅收窄，6月基本实现增长，而且呈现企稳回升的趋势。这意味近期出台的稳经济政策起到作用，而且防疫政策更加科学，能够对冲前一阶段带给经济的负面影响。

从具体经济指标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基建投资表现亮眼，就业数字有所改善，随着下半年各项政策进入发力阶段，预计就业情况将持续改善。另外，夏粮丰收也是积极信号，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外界此前一度担心粮食安全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有哪些经济指标需要重点关注和改善？

刘俏：观察2020年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进程相比，当年房地产与出口是支撑经济反弹的重要因素，当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经历过一轮迅猛的涨价，同时与欧美各国在经济形势上有时间落差，直接在下半年推高出口。

今年上半年不尽如人意的指标包括房地产投资增速，同比下降5.4％，但是在过去多年房地产一直在增长动能中扮演重要角色，直接拉动GDP增长的贡献水平在15％左右，如果房地产行业持续疲软，下半年经济实现强劲复苏可能缺乏支撑。另外就是消费数据，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发生变化，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大。4、5两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幅度非常大，6月实现增长，但是势头并不强劲。

消费的表现一方面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相关，今年上半年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实现3％以上的增长，这当然是一个积极信号。但是另一方面也与消费信心相关，在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可能会降低。如果下半年消费数据并未明显改善的话，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也会比较薄弱。

中国新闻周刊：上半年GDP实现2.5％的增速，有无必要调低今年经济增速预期？

刘俏：近年来单纯讲GDP增速本身已经意义不大，增速目标已经被定位为预测性指标，起到参照系的作用，而非像若干年前一样是一个必须完成的目标。今年年初确定5.5％的增速目标，也是基于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率的评估得出的数字。但今年在疫情、俄乌冲突、美国大概率步入经济衰退等因素的影响下，没有必要一定完成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合理的预测性指标。

目前需要统筹考虑达成短期增长目标与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一些问题的解决与GDP增速之间的关系不再像过往那样密切。以就业问题为例，1.6亿的市场主体中，个体工商户超过1亿，再加上一些小微企业，总量在1.2亿~1.3亿之间，可能平均只雇佣3~4人，但可以解决80％的就业人口就业。而这部分市场主体正面临较大压力，如果他们可以获得更多需求，减缓经营压力，避免大面积倒闭，对于解决就业问题至关重要，但是他们对于GDP的贡献可能相对有限。

因此我们可能更需要关注GDP增速背后反映出的中国经济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如果要实现年初定下的5.5％的增速目标，在下半年GDP占比较高的情况下，意味着下半年经济增速至少也要达到8％，但是在没有短期因素冲击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现阶段增速的常态是5％~6％，如果要实现6％的增速，意味着需要使用一些更积极的政策，但如果这些政策无助于解决中国经济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可能意义并不大，因此对下半年经济增速的合理预期我认为在6％左右，全年增速约为4.5％。

7月2日，游客在湖北武汉汉口北夜市上休闲消费。图/新华

中国新闻周刊：消费对于中国经济有巨大意义，你认为下半年提振消费有哪些政策抓手？ 

刘俏：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滑0.7％，消费对于经济增长难言贡献动力，下半年稳经济需要消费爆发，但目前的政策难以带来这样的结果。我一直建议大规模发放现金或消费券，同样一笔资金，可以配置给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家庭等不同的市场主体，我认为配置给个人家庭时资金使用效率最高，可能会带来出其不意的效果。

可以对14.1亿人口发放2万亿元左右的现金或消费券，能够带来三个方面的显著作用：首先其中绝大部分派发的现金、消费券会转换为实际消费，如果担心现金被存入银行，可以以1：1的比例发放现金券。香港此前发放的就是现金券，总额600亿港元，覆盖600万人，每人可以领取约1万港元，有经济学家测算，以支付宝这一个发放渠道的数据测算，八成以上最终转化为消费。

其次，这些消费主要惠及诸如餐饮业在内的小微经营者，他们当下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需求不足，小微经营者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增加收入，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良性循环。

再次，在使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时，决策层一直强调精准抵达，而个人家庭作为终端消费者，恰恰是一些经济政策最需要惠顾的群体。

大规模发放现金、消费券的建议在2020年疫情后便已经被提出，在国外也有成熟经验。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曾提及现金与消费券发放，说明其已经被列入政策工具箱，而一些发放消费券较多的地区，如杭州，已经尝到其促进消费的甜头。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一系列中小微企业扶持政策的有效性？

刘俏：帮扶政策目前主要以减税降费、退税政策为主，决策层也很关注一段时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帮扶政策的有效性。通过我们调研发现，企业规模不同，对于帮扶政策的获得感也不同，大中型企业，以及部分小企业获得感较强，对其恢复生产、降低运营成本带来帮助，但是对于小微经营者，特别是从事服务业的小微经营者，普遍反映获得感较弱。

因为这些小微经营者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运营成本高企，而是缺少需求，导致流动性枯竭。另外就是对于疫情形势不确定性的担忧，比如一家夫妻店担心反复关停，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长期关闭。但是对于大多数小微经营者而言，现金流只能支撑两个月，可能导致相当比例的小微经营者选择退出，变为需要解决就业的人员。针对这一群体可能需要出台有针对性地政策，一个政策选项是前面提到的直接发放现金、消费券，提振消费，创造需求。另一个政策选项是有财力的地方政府可以考虑直接给因疫情防控导致经营中断的小微企业现金补贴，可以根据其每月的营业收入确定。

其实如果小微企业需求不足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那相当于为整个经济运转注入活力，相应的大中型企业的需求也能得到提振。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对于应对经济下行的意义？短期内大量基建投资是否会对经济结构产生副作用？

刘俏：我们可能需要更加辩证地看待基建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当下稳增长的作用。我一直不同意中国已经从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转变为以消费驱动增长的模式，中国经济当下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我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便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增长，但目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仅为美国的40％，而要提升这一指标需要一定投资的支撑，因此投资的作用不容忽视。特别是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阶段，再工业化、碳中和、破解“卡脖子”技术等都需要大量投资，而且需要大量基础设施与其配套，因此基建投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非常重要。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当下，适度增加基建项目，只要这些项目可以支撑中国经济动能转换，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做一些跨周期布局是可以接受的。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启动高速公路修建，当时投资额较大，但是行使的车辆并不多，但当时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加入WTO后，中国进入了汽车消费的黄金时代。2000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只有100万辆，去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2600万辆，高铁投资建设的逻辑也与此类似。

对于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我认为财政政策的空间一直存在，即使把一些隐性债务计算入内，中国政府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也远远低于美国的130％左右。因此完全有进一步举债的空间，以中国政府的信用，我相信发行一批年利率3％的国债依然会得到公众普遍支持。

因此我对于当下基建投资的看法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投，而且也有空间投，但是所投项目必须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所需的“高速”“高铁”项目。其实当下在规划一些基建项目时的力度不及当年的高速、高铁，据我们测算，未来30年碳中和需要250万亿元~300万亿元的投资，换算为每一年大约需要GDP 8％额度的投资，但其实并没有相应的规划，因此我们反而需要破除一些对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基建投资的顾虑。

3月8日，湖北武汉市的一处工地上，司机在塔吊驾驶室工作。图/新华

中国新闻周刊：房地产投资依然在今年上半年下滑，你认为应该如何改善房地产市场的现状？

刘俏：首先有必要正视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不仅是GDP意义上，也是投资意义上。房地产投资额去年达到14万亿元。目前还无法找到像房地产投资这样体量的投资领域，比如制造业投资就受到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并非简单地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就能够被激发。因此房地产仍然对于中国经济具有推动作用，当然，这种推动作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绑架”。

另外涉及民生与金融体系的安全问题，如果大型房企频繁出现债务违约，甚至破产倒闭，导致在建项目无法完工，会伤害数量不在少数的购房者，而他们恰恰属于比较有消费能力的阶层。同时，购房者停贷、断供，会加大对金融体系的压力。

因此还是需要想办法修复房地产市场，当下可以对出险房企分级提供一些流动性支持，动用一些特殊工具，政策可以更具弹性，帮助他们渡过短期危机，否则这个问题可能“无解”。但这不意味被房地产企业“绑架”，而是因为从投资、消费信心、社会稳定等角度来看房地产业确实都十分重要。当然，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确实需要引导整个行业转型，过去那种拿地、借钱、开发、出售这样赚快钱的模式需要终结，需要房企的能力从增量建设转为存量运营，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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