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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双元:说《易》,真的不易之第二集(组图)

2023-04-14 来源: 凤凰大语文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提要:

  • 《易经》代表的思维模式引发、奠定、塑造了形象思维,比喻说话,比兴做诗,形成了默契式交流“句式”。

  • 只学了三个月满语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能就《易经》这个专题进行演说,并找到中外文化对比的大题目。

  • 《易》思想包含了理性之数的计算和象形暗示的联想,是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综合体,衍生背景极其广大深远,可以不断更新为新版本。

《易经》对“意会”模式形成的奠基作用

《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工程,周文王领衔首席工程师的《易经》项目设计开发了一套预测世界构成模型和事物走向的理论,用系统性的符号形式来描绘事物的变化,它的基础设计是以阴阳符号构成卦象,并通过阴阳符号的迭代变化来指示、预测万物运行变化的状态。这在当年的贡献,绝对超过互联网的发明和AI的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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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奠定了中国哲学最重要的“阴阳”概念,“阴阳”概念又显入或潜入了中国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医学、天文、算数、文学、音乐、艺术、军事等。关于《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入的,到今天还没有说清楚。本文尝鼎一脔,重点说一说来自“易”体系的“意会”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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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和《易经》时代的文字风格还保留金石甲骨文的味道,由于文字书写或篆刻比较艰涩困难,用了洪荒之力,也无法追求文章的周全表达,作者只能力求简易,留下骨干词汇,免不了“割爱”很多腾挪转折、连贯融通的语气词,发展了以核心词汇为中心的意会模式。

意会之初,并非为了文学审美的需要,实在是无可奈何。早期的人际沟通属于“蹦出”中心词汇加嘶吼加比划的交流,农耕文化还具有天人合一、取象见意的直观思维模式,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自然导出了象征、意会、比喻、兴起等表达模式。

到了《论语》时代,很多人开始“说人话”,希望把话说清楚说漂亮,以此说服人主,获得“出有车(jū),食有鱼”的美好生活,文字表达就清楚得多了,也敢于使用委婉这样“奢侈”修辞的表达了。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爆发式增长,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多位语言大师出现了,按照老百姓的通俗说法:这下有好戏看了。果然,百家争鸣了!

《易经》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和贡献,不仅仅在于形成了中国式现象学体系,还形成了汉语使用者的主体思维模式,这就是暗示、含蓄、象征、比拟,诗化的表达方式。

基于卜筮而来的“易”式交流,本身就重在暗示和意会,具体暗示的内容是什么并不是很重要,意会是否准确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会从暗示找中心思想,从具象看抽象,从征兆看结局。《易经》代表的思维模式模塑、奠定了形象思维,比喻说话,比兴做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较大差异的中西语言交流的不同的契约模式。

简单说,一种是条文式、账目式契约,一种是心印式、默契式交流。

海洋民族,很早就引入商业文化,较早地具备了文本契约意识,但机械性很强,条文规定很仔细,仔细到令人怒发冲冠的地步。买一个手机,按照规定,你得把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条款阅读完毕,还要签字,证明你就是你自己,确保你亲自完成阅读,理解每一个条款规定,负担可能产生的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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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府办公体系很大的问题就是文牍主义,一件小事,比如街头有个流浪汉,办公室可以整出几百页的报告(有了Chat GPT之类的文本生成软件后,估计文牍主义会更加流行),从社区分配不公,谈到性别歧视,还有绿色环保加土著权力等。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早就记下类似的故事:博士买驴,洋洋洒洒写满了三页纸,还不见个“驴”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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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海洋商业文明的契约精神有太多技术性、细节性、文牍性的优点和缺点。

而中国文化中,我们也有契约精神,这就是《易经》开创的心领神会为特征的比喻性契约精神。我们没有那么清楚、或死板的规定,我们只需要以比喻象征来表达我们的诉求,说理之外,也包含了心、情、意、境的随机性参入:你是中国人吧,我们就直来直去了,用比喻说吧。比如,在某些场合,你得明白什么是“意思意思”!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那就不够意思了。不要喝了几天的洋墨水(这是比喻,不是真的叫你喝墨水)就假装听不懂家乡话? 你识唔识啊?很多事情,我们点到为止,这是说话的艺术,因为我们是有讲究的人,讲究心知肚明,如果把话说透了,那就没意思了。我的承诺不需要写在纸面上,我只要告诉你“我心理有数”就行了,你还不信我吗?至于“数”是多少,到时候看具体情况呗。

这种“易”式思维习惯与农耕文明有一定的联系,看到天上云纹的变化,有经验的老农可以预测第二天的天气,看到柱子下面的石头潮湿了,就知道快要下雨了(《淮南子·说林训》“础润而雨”),看到瑞雪覆盖,我们知道来年有个丰收年景,不一定等到“稻花香里”才“说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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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式思维在上古文学典范《诗经》里也有体现。《诗经》采用了大量的比兴手法,而《诗经》并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它的表达范式还是当时的文化人、文明人、白领需要掌握的交际语言通式。当时的外交官是要用《诗经》中现成的句子来回答问题的,比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鲁文公十三年(前614)冬天,鲁文公到晋国结盟,郑国想请鲁文公顺带帮助自己修补同晋国的关系。在郑伯举办的招待会上,郑、鲁之间举行了一次外交请托对话;双方都是有文化的人,用不着把话摆到桌面上,当然,也不用伸到对方袖子里摸手指,双方皆赋诗言志,一共两个来回,所赋之诗涉及《诗经》中的四篇作品(《鸿雁》《四月》《载驰》《采薇》)。最后,大家都明白了,你想说什么,我能做什么,既交流了思想,也保住了面子,皆大欢喜。你能体会这种东方交流模式之高贵与优雅吗?

《汉书·艺文志》把《诗经》的这种功能归纳为:“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须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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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的“行人”(外交官)都是外交学院毕业的,说话很得体,大都能引用当时的“联合国”宪章和规定语汇样板库的《诗经》中的句子来表达自己国家的意图,争取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当然,如果对方实在不明白,或装糊涂,战车的碾轧会让你明白的。

到今天,意会依然是我们最常用的交流模式,不仅仅是中小学生理解古诗词的关键,意会还广泛运用于日常交流中。

我曾经陪同一个国际教育代表团,到偏远山村考察农村学校教育。学校准备了接近国际标准的morning tea(早茶), 但校长的讲话非常有地方特色,开头就用了很多借景抒情的意会方式:

在这秋风送爽,金桂飘香,翠竹摇曳,果实飘香的季节,我们迎来了尊敬的贵宾。

这是用美好的季节和景观来表达美好的心情,需要意会的本领。

翻译是从乡中心小学临时借来的老师,我为她担心,不好翻译啊!我查了一下,金桂的学名是Osmanthus fragrans,“翠竹”的“翠”,是用emerald, 还是 green, 抑或bluish-green,就要看窗外竹子的实景颜色了。特别是“送爽”的“爽”这个字,这怎么翻译呢?在“草根语言”盘根错节的时代,语言翻译会不会体系性下滑吧?我真在替她发愁的时候,她已经翻译完了:“Good morning!”又加了一句:“Help yourself, please!”同时做了个喝咖啡的姿势。事后,我想了一下,没错,她的翻译简直准确到令人发指,她就是中国乡村小学的最智慧外语教师。

《周易》在当代的“八卦式”解读

明朝末年,《易经》被传教士翻译并传播到西方。这部最难说的经典,又成了世界人民最容易理解的经典。只学了三个月满语的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也能就《易经》这个专题进行演说,并找到中外文化对比的大题目,而且,好像引进了更科学的解读模式。

白晋介绍自己如何从图像入手研究《易经》,探索构成《易经》体系的算术基础。他说他已成功分析了伏羲八卦,破解了其中的奥秘,找到了一条可靠而简捷的研究途径。白晋自诩“恐怕是伏羲在中国最好的门徒”。

在此基础上,白晋的朋友莱布尼茨提出,《易经》思维基础是“二进制”,这就把《易经》解读带入了现代科学范畴。《易经》逐步成了显学,西方学者称之为“一部奇妙的未来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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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坤:黑黑黑,卦符阴阴阴,二进制数为000;艮:黑黑白,卦符阴阴阳,二进制数为001)

白晋等西方文化人士,研究中国学问的目的,在于为西方寻找更为理想的社会结构模型,借助研究中国经典,进一步探讨中西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正是这种不同于传统文本的差异性解读,“易学”渐渐进入一个更具有跨文化意义的发展时期。

1697年白晋在巴黎就《易经》的题目作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认为《易经》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白晋甚至认为《易经》以“先知预言”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

《易经》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认可的同时,现代中国哲学家、科学家对《易经》却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如杨政宁博士就批评《易经》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科技的进步。

其实,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大家都低估了《易》思想体系与时俱进的能力,因为《易》思想包含了理性之数的计算和象形暗示的联想,是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综合体,衍生背景极其广大深远,可以不断更新为新版本。

比如,近现代科学发现了原子由阴阳(正负)对立的电子和电子核构成,发现了宇宙中存在着暗物质,发现了量子纠缠等特殊物理现象。

这些都可以在《易》体系里找到类似的表达。因为《易》解释的是个大框架,是宇宙物质生成、宇宙运动的基本规律,而且尽量抽象(往大处说),又尽量以象征的手法来表达(往“暗处”引),涵盖深广,联想丰富,指代不明,倒成了一种优势,就是不黏着于任何具体现象和定律,而是指出一种方向,一种可能,这就为后来不断往这个框里装入新东西留下了足够大的“黑洞”。宇宙多大,“易”学就多大!

《易》保留了前朝智慧,甚至可以看作前科学、潜科学和上一次文明的存留。当代科学的发展并没有推翻《易经》的认知体系,我们正在与时俱进地体会《易》的基本理念,永不落伍,虽然不一定与每一个特定的科学发现完全一致,但《易经》代表的宇宙生成模式却成了“恒纪元”的指引。

如果说莱布尼茨认为“二进制”与易经思想有暗合之处,那么《易》最基本的结构,也与现当代物理大发现的很多新见解不谋而合。《易经》对世界生成结构的基本表述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即万物。(见《易·系辞传》)

《易经》的这种表述,吻合现代科学对微观和宏观世界的描述,稍加整理,就可以将《易经》描述的世界物质构成模式改写为:

“无极”可理解为看不见的暗物质,是宇宙的基础构成;“无极”生“太极”,“太极”可理解为弥漫于宇宙中的原子或粒子场、磁场,力场等,或分为纯量场、向量场、张量场,即宇宙万物的基本形态;宇宙物质的基础构成是原子,原子由正负(即“阴”“阳”)两种对立的元素构成,这可以理解为“太极生两仪”。

“两仪”的具体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天地、乾坤等,核心呈现是“阴”“阳”两仪相互对立、相辅相成的状态;根据原子内部的不同结构,又可以分为多种结构模式,也就是“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总之,内含阴阳的原子生成万物,虽然,这还不能与现代物理学的细节解释严丝密缝地吻合,但阴阳(正负)之“体”组成万物却是依然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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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说《易》,还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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