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台、以加和俄乌的影响下,世界在未来数月将更不稳定(视频/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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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的台湾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保住了政权。
民进党是一个拥护台湾独立现状的政党,但在与其强大邻国的关系上却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台湾人显然认为自己实际上是独立的,即使没有宣布。这导致对未来的看法不可调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显然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解决这一问题。
在最近的新年致辞中,习近平描述了“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这并不是说民进党的当选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但鉴于习近平决心将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很可能会摊牌。
摊牌的时机将取决于台湾及其支持者对习近平的威慑力,以及习近平对美国软肋的看法。
在任何正常的年份(尽管“正常”或许是一个完全主观的词),台湾大选后的安全挑战都足以让华盛顿、堪培拉和整个西太地区的战略家们忙得不可开交。
但2024年将远非正常年份。撇开气候变化不谈,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安全威胁在未来几个月里正朝着更加不稳定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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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三年
新年伊始,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目标进行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美国对乌克兰的资源和战略举棋不定、2023年反攻失败后对战争有所疑虑、以及三月面临选举,普京从中感受到了机遇。他已指示空军和地面部队加强进攻行动。普京不久前转而采取等待西方的战略,他认为西方支持乌克兰的决心不可避免地持续减弱。
因此,俄罗斯在实体层面到信息领域都掌握了战争的战略主动权。
这并非不可逆转,乌克兰人保卫其国家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但未来一年将是决定性的一年,乌克兰将在西方的援助下重建军队,并保持乌克兰政府的偿付能力,同时乌克兰将为未来对俄罗斯的进攻做好准备。
泽连斯基恳求更多的资金,但他缺少战士。(Steve Cannane)
美国在中东的打击行动
上周,在对红海贸易要道上的民用航运发出袭击警告后,美国和英国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一系列打击。
胡塞武装利用10 月7日哈马斯在以色列南部大屠杀后的不确定性,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随后,他们开始了袭击航运的行动。
胡塞武装储备了大量无人机和导弹,并展示了使用这些武器攻击海上和陆地目标的意愿和能力。
虽然美国近期打击的战略目标可能仅限于摧毁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一项重大任务,可能需要数天或数周的时间。而且一贯来说,敌人也有投票权。胡塞武装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并改变这场冲突的性质。
以色列和加沙局势将进一步恶化
本周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发动骇人听闻的袭击的100天。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仍在继续,尽管与2023年下半年相比节奏有所放缓。
以色列因其加沙行动的规模和不断增加的平民死亡人数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批评。南非向国际法院提起的针对以色列的这场诉讼将使该冲突变得更加复杂。
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真主党人员日益渗透的约旦河西岸也是一个爆发点。以色列现在被一些人口中的“火圈”所包围。
伊朗为目前在以色列边境活动的恐怖组织提供资源,有能力增加以色列感受到的愤怒,但其直接攻击以色列的可能性有限。
此外,以色列政局不稳,民间要求罢免内塔尼亚胡总理的运动日益高涨,这使得局势变得异常难以预测且一点就炸,而且在未来几个月内情况很可能会愈演愈烈。
种种迹象表明2024年并不乐观
这对未来一年意味着什么?
首先,除了2024年将举行的多场国家选举带来的动荡之外,未来一年的国际安全环境也充满不确定性。上述所有热点都有可能爆发,并对全球贸易、国际关系和许多国家的军事承诺产生影响。由于局势的不确定性,还可能出现我们没有预见到或没有充分注意到的其他安全危机。以色列政府多层次的失误导致了10月7日事件的发生,这对西方政治家、军事和情报机构来说是一个有益的教训。不了解我们已知和潜在的对手,可能会导致意外和灾难性的结果。
其次,专制主义者认为他们拥有改变世界力量平衡的历史性机遇。民主山丘上的明灯美国被认为已遭削弱,内部四分五裂,不再有能力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大型常备军事机构,几乎没有可部署到欧洲大陆以外的高度戒备部队。这种民主薄弱的印象具有挑衅性。未来一年,伊朗、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将继续利用这种软弱感。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依赖国际贸易及与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关系的中等国家,将受到这种不断恶化环境的负面影响。
最后,由于局势恶化,澳大利亚政府需要将目光投向南太平洋以外的地区。照顾太平洋大家庭固然重要,但这必须与澳大利亚在亚洲乃至更远地区的利益相平衡。作为世界第十三大经济体,澳大利亚不仅要保护自己的后院,还要保护全球和民主价值观。2024年,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将需要与国民进行非常坦诚直接的对话,不仅要讨论生活成本压力,还要讨论“维护自由的成本”压力。
当前专制与民主之争的结果还远未明朗。但是,民主国家当前的民间对话、政治摩擦和国防预算较少等趋势并不预示着2024年会有正面结果。
英国战略家詹姆斯·谢尔(James Sherr)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和20世纪30年代一样,软弱无力助长了犬儒主义和失败主义......今天的问题不是西方是否在做该做的事,而是它是否有能力去这么做”。
这是澳大利亚政治家和战略家在未来一年需要思考和回答的一个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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