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风雷，2.4”批示前后：中国不能同世界脱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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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湘江风雷” 发出“2·4批示”,内容只有50个字:

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 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 蔽的群众。

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提议建立的领导文 化大革命的专门机构,它代替了中共中央书记 处,从1967年1月11日起,和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联署签发中央文件。中央文革小组可 以下令省军区对群众组织“采取专政措施”。何 谓“专政措施”?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就是:国家机 关对被专政的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 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湘江风雷”究竟是什么组织?其头目为什 么被称为“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 施”?这个“批示”的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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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一生,我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党,也对得 起自己。当然,我最关心的仍然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我88岁时的自寿诗中有一句: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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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风雷”成立和“2·4批示”出笼

“湘江风雷”的全称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 江风雷挺进纵队”,这个组织的主要发起人是长 沙市一中的教师叶卫东、长沙银星电影院的美工 张家政。他们到北京找到正在走红的“首都三 司”和“北航红旗”,在其协助和支持下,于1966 年10月14日在北京成立。

由于这个组织造反精 神强,活动能量大,长沙市及湖南省许多造反组 织,纷纷云集于它的旗下,“湘江风雷”迅速扩大 成为一个以工人、干部为主体,包罗各种社会成 分的全省性跨行业的造反组织,有上百万人。这 样一个庞大组织,为了统一行动,建立了“总司令 部一战团—支队一队”四级组织机构。

他们不仅 在长沙和湖南活动,而且和北京的著名造反组 织,以及河南、湖北、江西等省观点相同的群众组 织建立联系,互相支持。该组织建立之初,还曾忧心天下事,何时政大开张。我已经出版的一 本书的书名也是《何时宪政大开张》。

前几天早晨醒来,想出了两首诗: “双百”方针刚起头,忽然反右乃“阳谋”。 自夸无法无天也,文革十年到死休。

阶级斗争狠狠抓,秦皇马列管中华。 个人崇拜成功了,邪教焉能治国家。 (在英语中:个人崇拜邪教是一个词)

我们现在不是谈中国梦吗。一句话:中国不 能脱离世界,也脱离不了世界。有普世规律,世 界在进步。周有光老人的话我是同意的:“中国 不能同世界脱节。”因此,我不悲观。

聘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做 顾问。“湘江风雷”当时在长沙和湖南的文革运动 中有很大影响。

“红旗军”,是由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 组成的群众组织,有很强的造反精神,观点与“湘 江风雷”相同。按照当时中央精神,以复员转业 退伍军人为主体的组织是不允许存在的。

当时,湖南还有一个较大的红卫兵组织“高 司”,全称是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主要 是全省各高等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其成员基本上 是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

“湘江风雷”与“高”都打着响应毛主席号 召的旗号,但在反对湖南“走资派”问题上有分 歧,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保守派”。

湖南省军区根据毛主席的部署,在1967年1 月介入文革后,一直注意和观察“湘江风雷”和 “高司”两大组织的动向,经过一番观察,他们决 定支持“高司”,反对“湘江风雷”。

1967年2月刚刚开始,湖南省军区向全军文 革小组报告——据我们回忆,报告的内容大致 是:长沙市“湘江风雷”、“红旗军”组织,搞打砸 抢,破坏文物,火烧楼房,扰乱治安,冲击军事机 关等等,作恶多端,要求全军文革小组下令采取 措施。全军文革小组把这份报告转报中央文革 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依惯例,将报告摘要 登在办事组主办的《要事汇报》上。在2月4日的 中央文革小组会上,组长陈伯达看到这份《要事 汇报》,根据刚刚颁布的《军委八条》,在上面做了 批示,江青、康生等人也画了圈。这就是改变“湘 江风雷”与“红旗军”命运的“2·4批示”,对长沙、 湖南,以及中南,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 极大影响。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炙手可热,其“批示”言出 法随。当全军文革小组把这个“批示”传达到湖 南省军区后,他们立即就对“湘江风雷”、“红旗 军”的头目采取了“专政措施”。一两天内,在长 沙和湖南全省各地把“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大 小头目抓了上万人(有说数万人),以致长沙市监 狱人满为患,不得不开辟临时拘留所,连省军区 礼堂、长沙的一些电影院都改做看守所。同时, 把“湘江风雷”以及“红旗军”打成“反动组织”,加 以取缔,从2月到4月,在全省轰轰烈烈地开展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活动。

“湘江风雷”的广大成员对省军区的镇压行 动一直不满、不服,不断向中央申诉。“湘江风雷” 沉寂一段以后,又开始公开活动,他们到北京和 别的省份,找观点相同的组织串连,寻求支持。 中央文革小组对“湘江风雷”的反复申诉,一直没 有重视,置之不理。

毛泽东过问“湘江风雷”和“2·4批示”

武汉“7·20”事件前后,“湘江风雷”要求平反 的呼声越来越高,湖南和全国不少造反派组织也 为“湘江风雷”鸣不平,而对“湘江风雷”申诉的调 查和平反的真正转机还是缘于毛泽东的干预。

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到武汉,要就地解 决武汉问题。他在7月18日召集的会议上,谈到 因造军区反而被打成反革命组织问题时,王力 说:“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不是武 汉,而是江西。”并说:“这是中央文革小组2月的 一份‘批示’决定的。”毛要王力把这个“批示”拿 给他看。应该说,王力的记忆有误,所说江西应 为湖南。因为1966年2月间,除湖南外,中央文 革小组没有对包括江西在内的省市下达过镇压 造反派组织的批示。

王力的随员、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人员 张根成,从武汉给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打回电 话,要求把这份批示原文用电话传给他,办事组 的人知道他要找的是“2·4批示”,就找出这份 “批示”逐字逐句地传给他,张根成又和对方一字 一句核对了一遍。无疑,张根成索要的“2·4批 示”,是王力要送给毛泽东看的。

毛泽东对“2·4批示”很不满意,1967年8月4 日,他在上海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 决定》草案时加入了批评“2·4批示”的一段话:

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 军区2月3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2·4 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 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 人,造成内部成分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 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 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 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2·4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

中央文革小组检讨“2·4批示”, 建议为“湘江风雷”平反

王力因在“7·20”事件中被打伤,一直在养 伤。“7·20”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对“湘江风雷” 的申诉开始重视了。

7月23日,即王力从武汉回京的第二天,主 管军队文革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让办 事组的人去全军文革小组查阅湖北、湖南、河南 等省军区发给全军文革的电报或报告,嘱凡涉及 到文化大革命和军区报告群众组织情况的内容 都抄录下来。办事组的王广宇、张根成到全军文 革保密室查了半天,也没查到很有重要情况的内 容。关锋为什么要他们去查这种文件,大概是想 了解各省军区向全军文革究竟报告了各地造反 派组织的什么情况。

7月下旬的一天,陈伯达的秘书给办事组打 电话,说要调阅已经过去快半年的“2·4批示”。 该秘书说,伯达同志把这个事情可能忘了,要再 看看当时是怎么批的?办事组的人找出给了他。

过了两天,主管办事组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戚本禹,来办事组要看“2·4批示”,办事组工作 人员矫玉山告诉戚本禹,这个批示被陈伯达同志 调去了。矫玉山立即给陈伯达的秘书打电话要 “2·4批示”;该秘书说:一时找不到了,找到后再 退给你们。戚本禹当场不满地说:“什么找不到 了!不愿,不敢拿出来了。算了,不要了!”戚本禹 是被责成负责处理“湘江风雷”问题的,他要“2·4 批示”,大概为处理这件事做准备。

1967年7月底8月初的一天,戚本禹到办事 组值班室,对办事组组长王广宇说:把“湘江风 雷”打成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2·4批示”是根 据《要事汇报》提供的情况作出的,办事组在编 《要事汇报》时没有调查研究,反映片面的,不真 · 实的情况,导致领导作出不当的批示。办事组要 写检讨,并对这个事的处理提出意见。

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办事组做了检讨,并建 议为“湘江风雷”平反。检讨是办事组组长王广 宇写的,他写道:把“湘江风雷”打成反动组织,并 抓了一批人,这是错误的。办事组对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没有调查研究,偏听偏信,就贸然登了 《要事汇报》,提供了不真实的情况,致使领导据 此作批示,责任在办事组。我们要做深刻检查, 吸取教训,避免以后发生类似事件。为此,我们 建议为“湘江风雷”平反,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湘 江风雷”人员。

在这里需要说明,王广宇对做这个检讨,很 不情愿,“2·4批示”明明是陈伯达批的,江青、康 生同意的,为什么要做具体工作的人检讨?陈伯 达他们做没做检讨,我们不知道,让办事组做检 讨实在是“代人受过”。很显然,这个问题如果是 陈伯达或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公开检讨,那他 们的面子和尊严会受到影响?领导犯错误,往往 要下边的人顶缸——承担责任,不论在历史上, 还是在现实中,这样的事情所在多有。

这份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署名的检讨书, 打印后,分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并由戚本禹转 呈周恩来总理。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湖南问 题的若干决定》中指出:湖南省军区打击“湘江风 雷”革命群众组织是错误的。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这个“决定”发布时添加上毛泽东审阅时批评 “2·4批示”的一段话,这是“决定”最大的亮点, 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关于批评“2·4批示”这 些话,起草“决定”的人能说和敢说吗?我们不知 道这个“决定”是谁起草的,如果是王力、关锋、戚 本禹起草的(很可能是戚本禹起草的,因为他负 责处理为“湘江风雷”平反问题),可以想到,他们 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说的。

1967年8月4日晚,戚本禹代表中央在京接见 湖南造反派代表,谈到“2·4批示”问题时说:“你们 不要追究这个‘批示’是哪个人写的,没有必要,我 也不能告诉你们。中央文革批示时有个材料,说张 平化穿着军装坐在主席台上,江青同志一听就火了。” 戚本禹在这里所说的材料,大概是湖南省军区报送 的材料,当时他们就是宣传“湘江风雷”保张平化, 将张平化藏在“湘江风雷”总部,不让人批斗。江青 所以“火”,大概她对张平化很反感,因而她对“湘江 风雷”也很反感,这是不是她同意陈伯达“批示”的 一个原因,可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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