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有朋：那些过去的帽子已经框不住我了

苏有朋导演的第二部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上映了。拍这个电影，有人说是聪明的选择，因为小说原作者东野圭吾拥有大量的书迷，他们无疑是电影的潜在观众，加之日本、韩国先前已经有了这部小说的电影版，观众对这个IP并不陌生；当然，也有人说，正是因为小说和此前的电影都已经获得了赞誉，苏有朋的选择简直就是挑战极限。

但不管怎么样，苏有朋显然正在用自己导演的作品证明，除了乖乖虎和五阿哥，他还有更强的表达欲和创造力。而这样的身份转换其实还只是外在的变幻，岁月留给他的积淀更多的还在内心——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当他已经不介意人们只把他当成乖乖虎和五阿哥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过了被头上的光环束缚的年纪。

“如果你自己不喜欢这个故事，拍摄中的辛苦会让你撑不下去”

记者：东野圭吾的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本身就已经非常有名了，而且此前还有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的电影版本，为什么还有选择这部作品来进行改编？

苏有朋：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电影商业运作中机关算尽的人。一般成熟的导演可能在拍一个题材的同时，他的团队就会同时孵化接下来的项目，但我不是。我做导演是无心插柳，完全不在我的人生计划内。

两年前拍《左耳》的时候我用了比较文艺片的节奏，但那时候大家对青春片的定义还比较狭隘，所以《左耳》受到了很多争议，这也让我上了很好的一课。每个人来电影院的目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为了思考，有些人只是想来放松，所以作为导演，你必须在市场需求和自我表达中找到平衡，我觉得很多导演其实都在找这个平衡点。

在拍完《左耳》之后我对下一部电影并没有特别的打算，一开始有人向我推荐过一个超级大IP，但我觉得两个小时的电影，我剪哪一段都表达不完整，也找不到能够准确表达的价值观。我觉得电影如果找不到要表达的价值观就很危险。有一次我突然听说东野圭野的这个小说可以改编。其实很多人对东野圭吾感兴趣，我也是他的书迷，只是他的作品版权链很复杂，听说也就是因为这种复杂，之前没有人能接触到它的作品。当时有人告诉我这个故事可以拍了，我当时就很感兴趣。我觉得对导演来说，如果你自己没有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拍摄过程中的辛苦可能就让你支撑不下去。

记者：这个故事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苏有朋：它的复杂性，它没有办法用一个点来说。不管你到电影院只是想要放松，还是你想要获得一些思考，不同的观众都可以在这个故事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成功的改编就是让观众感觉不到你改编过

记者：改编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苏有朋：决定拍这个题材的时候，投资人也有过质疑，我那时候真的没想那么多，直到这个消息发布的时候，才发现东野圭吾在中国有这么多书迷，网上很多质疑声瞬间扑面而来，我才明白原来这件事比我想象中受关注，要非常审慎小心地处理。

但最大的困难还是本土化。原著故事是发生在日本的，有些东西如果不处理好就会导致观众看电影的时候跳戏，所以必须让大家感觉不到哪里做过本土化的改编，这样你的改编就是成功的。一旦观众意识到这里卡了一下，那里改了一下，这样的改编就有问题。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更难的是说故事，这不是一般的言情或破案剧，它对导演的逻辑能力和情感把控要求都非常高，把这个故事讲到每个观众都明白其实就不容易。

记者：在大陆市场的本土化的确是这么多年来香港和台湾电影人都在努力探索的问题。作为一位台湾导演，要将一部日本小说进行大陆的本土化，你是怎么做的？

苏有朋：我在大陆生活挺长时间了，另外我有自己的创作团队。既然网友这么爱挑刺，我们就要比网友更能挑刺，先要有自我要求。我的团队里也有台湾人，比如这次编剧有6个人，只有一个是台湾人，大陆的编剧都能为我们的本土化提供很多智慧和经验，光是为了给台词一个字一个字地挑刺，我们就熬了很多个通宵。

记者：改编过程中跟东野圭吾的交流多吗？

苏有朋：不多，他应该是一个对自己非常严苛的创作者，所以联络上非常不容易。但他还是要求在改编完成后看剧本。我现在理解，他之所以有这个要求，其实完全不是要干预我们的创作，只是友善地提醒我们不要踩到版权的地雷。因为他授权的是他小说的内容，日本版有日本版的改动，韩国版有韩国版的改动，万一我们跟他们有重复的地方，他会提醒我们。但他完全尊重我们的创作。这次的创作完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创作，他也觉得改编后的剧本让他觉得惊喜，并且希望能尽快看到成片。

“你不尊重这个市场，观众是会反击的”

记者：曾经有导演跟我说，推理悬疑类型的电影最难的是逻辑和线索的铺陈，前面的线索给多了，观众在最后就没有惊喜；给少了，观众又会觉得看不懂。是这样吗？

苏有朋：从读者身份转换到导演其实有质的变化。作为读者，你不需要去分析作者用什么写作技巧能在最后带给我心灵上的冲击，只要享受阅读乐趣就好。可是我今天变成导演，我就得重新解构这个故事，要撇开叙事技巧来分析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用了什么方法来做这件事，你先交待什么、后交待什么，就决定了观众的感情站在谁的立场上。

《嫌疑人X的献身》这个故事的议题是挺哲学的，小说中石神（电影中的石泓）这个人物为了达到一个非常圣洁的目的，采取了非常低劣的手段，这是故事的张力。作为导演，改编的时候那个故事的核心一定不能动，但你怎么去说故事，就代表着你对这件事的价值判断，而这个判断又不能太明显，否则就会影响观众的解读乐趣，所以是把导演的价值判断偷偷地塞在里面。我希望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视角，让观众自己去判断，这是不同于之前的版本的地方。

记者：这几年大陆电影市场发展很快，很多港台电影人也都越来越想要融入这个市场，但却往往遇到地区文化差异带来的阻碍，你有这种感受吗？

苏有朋：大家现在都看到大陆市场蓬勃发展，我觉得你还是要带着对电影的敬畏，不能有赚快钱的心态。另外，我觉得你要来这个市场发展，你就要尊重这个市场，要花时间来了解这边的文化，跟观众要接近，你才能做出接地气的东西来。如果你一味地想要移植自己的态度来这边，观众是会反击的。李安在美国成功，他也是多了解了美国的文化。

我已经过了被束缚的年纪

记者：你怎么评价自己从歌手到演员，再到导演的转型？

苏有朋：不全然是自己的主观决定。但要说我自己最喜欢的身份，现在来说应该是导演吧。我现在没有太多的表演欲，我的性格也不是太适合在银幕前跟大家争奇斗艳，这么多年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宣传花招，我也没有用过。我觉得坐在幕后做一个思考者好像更适合我的性格。

记者：你会介意大家对你的思维定式吗？比如说起苏有朋就想起乖乖虎或者五阿哥。

苏有朋：以前某些阶段曾经有过。我人生有过很多阶段，唱过歌，拍过电视剧、电影，演过话剧，现在又当导演。每个阶段我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在那个当下我都很开心，因为被大家注意到了。可是每当那个热度过去后，知名度就变成了一顶帽子，很难脱掉。曾经觉得因为那些帽子，你做的其他努力大家都看不到，我会觉得很不公平。

过去有人问：“苏有朋怎么都那么不爱提小虎队？”因为对那时候20几岁的我来讲，小虎队已经出道差不多10年了，歌坛都来来去去几代人了，我得自己想办法挖掘我更多其他的东西，努力地呈现给大家，我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比如说我带了新的专辑或作品来，大家问的永远是我过去的成绩，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们看不到我现在的努力？

但现在我不会再跟这些看法做什么抗争了，人家这么问你也不代表他不喜欢你，他可能喜欢的就是他心目中的你。很多东西时间会给答案吧。就像20几岁的时候我也是娃娃脸，刚转型要做演员，我一定要告诉大家：“不要觉得我是偶像歌手，我现在是个演员，我是认真的”，你讲再多没有用，你需要作品和时间来证明。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我觉得那些过去的帽子应该已经框不住我了，没有人会再叫我“小乖”了，我过了那个被束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