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澳大利亚的地平线上看不到救世主
2017年走向终结的时候，《澳大利亚人报》发表了澳洲知名评论家Paul Kelly 的文章。文章归纳分析了澳洲和西方的一些根本性的趋势，迷茫和挑战，反应热烈。相信读了本文能加强对澳洲主流社会乃至西方社会一些热点问题的了解和认识，全文如下：
当前这个颠覆，腐朽，蜕变的年代在2017年达到了一个巅峰：民主看起来无效，政治已经沦落到强人的时代，追求个人自主成为文化发展的驱动力。
今年两个关键事件设定了全球发展的框架 -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讲话，体现了中国在意识形态，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上向西方挑战； 特朗普七月在波兰的讲话，这个讲话涉及纳粹大屠杀，华沙犹太人圈居区和已故教皇保罗二世反对苏联的事迹，特朗普警告说“当代的根本问题是西方是否有生存的意志和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西方价值的决心”。
习近平正成为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中国领导人，在他领导下西方试图把中国变成西方民主政体的理念受到了嘲弄；而特朗普这位离奇的人物成为西方大旗的棋手，宣称要使美国重新伟大，但他领导着一个已经带有深深裂痕的国家。
历史的循环似乎又临近拐点。 澳大利亚，过去往往远离决定世界走向的纠纷，而这次牵涉到未来几年不可预知的国际竞争中。哈佛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今年的一本畅销书“走向战争”中警告说：“目前中国和美国行进在通向战争的轨道上 - 除非双方采取艰难而痛苦的调整来规避”。
艾利森认为，这是两个自视甚高的文明之间的竞争。美国宣称美国是西方个人主义，民主，自由，法治，市场经济，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普世价值的胜利。而中国，拥有几千年的文明，自视是天地宇宙的中央王国，努力让人们承认中国一直是，将来也会是世界的中心。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摧毁了过去一代美国人天真的妄想，他们曾认为经济繁荣会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恰恰相反，自我标榜的西方面对了一个尴尬和尖锐的局面：十年之内，尽管都实行不同模式的资本主义，人类的大多数是生活在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还不得而知。
当下的问题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的问题是常规的老毛病，还是由内部毒瘤和外部挑战相互作用下引起的不祥的恶疾。
当今以破坏为基调的时代在西方政治中留下许多后果 - 在法国，年轻的明星，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可能加强既反对旧式社会主义也反对保守势力的中间势力; 英国脱欧是一场反对建制派的大众运动，当今的英国政治体系正在努力消化其后果；新西兰国家党政府的下台表明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足以保证选举的成功; 在美国，特朗普在两级分化，民粹汹涌的政治条件下进行最高级改革，试图驾驭资本的流向。
虽然正统的自由资本主义观点认为特朗普必败，但反过来如果特朗普成为一位成功的总统，他将给美国和世界留下什么？ 他将改变美国及其政治。 把特朗普视为一种畸形是错误的; 特朗普今后执政的成果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他反映了美国生活中的深层次潮流，美国回归到2016大选前的状况已不可能。
在西方，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分化为基础的新政治时代，我们很难理解现行秩序被打破和经济金融危机的全部后果。
对建制派体系的侵蚀是好还是坏？是否应该寄希望未来的政治家和民众能够缜密地解释社会多方面的变化，还是交给政治强人来回答？
最大的问题是民主能否被修复还是继续被侵蚀。全球各地的民意调查记录了青年对西方民主的怀疑。今年的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调查显示，18至29岁的澳大利亚人中只有52％表示民主是政府的最佳形式。
澳大利亚的问题远没有西方其他国家那么严重，但政府和政治体系的功能失调显而易见。分化和混乱使得改革和治理更难。公众似乎陷入了一个自我挫败的过程，他们宁愿惩罚和削弱政府，然后承受负面后果。
特恩布尔一年来逐渐趋向稳定并取得了一些政绩，但自由党联盟在选票分析中仍然落后工党。工党的比尔·肖顿（Bill Shorten）在民意测验方面领先，但似乎无法激发公众对其的希望和信心。媒体苦苦寻找一位神奇的新领导人，但是没有救世主。
这是一个蹒跚而行和充满政治交易的时代。澳洲政治制度陷入两党缠斗的泥潭，对主要政党的忠诚度在下降，新党派得以立足，公众加深了对政治人物的不信任，参议院通过法案更难或代价更高。
澳大利亚10年来五次把总理赶下台。我们的政治系统有没有问题？ 特恩布尔能否成为2004年以来首位连任的总理？ 这将是一个艰难的任务。这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澳大利亚能否重建哪怕能造成两届连任政府的政治土壤？
不断指责政治家的缺陷毫无意义。公共文化存在不耐烦，愤怒，期望过高和浮躁的毛病。人们似乎不信任，甚至讨厌政治家，另一方面，即便政府已经明显的超负荷运作，人们却上瘾般地沉迷于政府要解决一切问题的观念。似乎没有人能够坦诚地谈论这个令人阴郁的怪圈。
数字化时代的能量正不断释放。互联网时代个人自由和获得知识途径大大增强，这将改变民主。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Nathaniel Persily
在2017年4月的“民主杂志”上问道：“民主能够在互联网上生存吗？
Persily谈到特朗普的胜利时说：“2016年的竞选打破了所有既定区别：内部人士与外部人士，媒体与广告，媒体与非媒体，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新闻与娱乐， 国外影响和国内的选战。这次选举谱写了二战后美国传统政治边界解体的最新篇章。
特朗普式竞选的成功，是因为建制派机构，特别是主流媒体和政党已经在美国和全世界丧失了大部分的能量。
建制派机构被腐蚀留下的空白被互联网时代的民粹主义填满。这些不受节制的民粹主义在互联网时代如鱼得水。我们看到意大利有五星运动，冰岛有海盗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有“键盘军”，印度总理莫迪有三千九百万Facebook追随者和2700万Twitter追随者。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派成功使用了社交媒体，他们的支持者在Twitter上比对手多七倍，在Instagram上多五倍。Persily说，在美国大选日，特朗普拥有1300万Twitter的粉丝，希拉里有1000万，然而特朗普推特的转发率比希拉里多得多。
早期的正统观点是，数字化和信息化能扩大选民基础加强民主。 这个判断是对的，但后果复杂。互联网是完美的反建制派工具; 对于单一社会问题的宣传鼓动非常有效; 它是揭露和摧毁政府的理想武器。数字化工具可能会扭转几十年来建制派建立的优势。
既然互联网可以挑战既定的秩序，关键的问题是：互联网上的行为是以谁的名义和代表了谁的利益？ 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发生了什么变化？ Persily表示，互联网有利于“煽动愤怒”，但存在向社会提供虚假消息的问题。
这引出了一个基本问题： 有效的民主是否需要一套中间机构来设定社会讨论的内容，推动辩论，使得大众和选民更为全面的了解形势；或者以上观念已经彻底过时？
民主发展的关键是新技术与文化的融合与互动。 这是一场双重革命。 技术改变生活方式和工作场所。它是主导文化发展方式的动力源 - 寻求更大的个人自主。
人们不满现行机构的各种规范和制度，寻求更多的自我。人们对机构的不信任的潮流延伸到政治领域不足为奇。在政治领域个人自主权的行使远远比其他领域有限，人们总是对此抱怨。
在美国，去年6月份盖洛普“对机构的信心”调查的结果证实了这种情况。从1985年到2016年的30年趋势来看，对大企业的信心从32％下降到18％，对报纸的信任从35％下降到20％，对总统的认可从52％下降到36％，对公立学校 从48％到30％，对美国最高法院从56％到36％，对银行从51％到27％，对教会和宗教组织从66％到41％，对议会从39%至9%。
上诉调查结果早于特朗普总统任职时期。调查指向西方的根本性的困境： 一方面是个人自主的兴起，另一方面是除了对军事，警察，医生和司法系统以外的所有公共和私人机构信任的幻灭。
总之，西方的机体正在从内部被侵蚀，原因复杂而多面，不易解决。毛病超越了党派政治。
鉴于过去一代人经历的各种严重失败，西方精英阶层对沮丧的情形并不震惊：这些失败包括伊拉克战争，2008 -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去十年低迷的增长，许多国家里出现的低工资，高失业率，高债务，不平等的扩大以及丧失公共信心。
然而，精英的失败与个人主义的兴起同时发生。“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2015年出版的“通向性格的道路”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诊断，解释了心理学家在过去二十年中发现自恋的中位数上升了30％。93％的年轻人自恋得分高于20年前的中间分数。
演变导致修改规则和伦理：满足个人需求被确定为最高原则，成为新的道德标准。
从政治角度来说，个人主义的崇拜与人权激增有关，这为社会进步主义（相对于保守主义）所津津乐道。社会进步主义今年在澳大利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了同性婚姻法，维多利亚州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律，为其他州通过相似法律开启了大门。
这意味保守派，教会，宗教组织和传统的基督教伦理的历史性失败。同性婚姻邮政公民投票的62% 对38％的支持率证明澳大利亚在迅速变化。
（图片来源：网络）
西方的问题是，如果放弃对基督教伦理的信仰，或者其政治体系开始亵渎这种伦理，它将如何传承西方文明遗产。（基督教反对同性婚姻和安乐死) 相信这个问题在今后数十年里仍然会持续争论。
政治体系功能失调并不仅仅涉及政治，金融，政党或议会，还涉及公共文化和文化的发展方向。每个时代都在个人，机构和社会互动的基础上培育出相应的社会伦理，这方面西方一直成功。
西方今天面临的更大挑战是什么？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挑战，还是在西方政体内寻找新的内部和解点？这些问题将和我们长期纠缠。
（译者：任泽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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