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了，那个“讹诈女大学生”的老人走了（组图）

三年前，她让“路遇倒地老人该不该扶”的讨论，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编者按

2015年9月8日，女大学生小袁骑车遭遇一老人倒地，老人受伤后，她说自己拨打了120，随后老人指认小袁撞了自己。

当晚，小袁发微博自称，因扶一名老太反被对方诬为肇事者，希望通过微博寻找目击者以证清白，一时引发网友热议。

事件调查中，警方曾调取周边唯一能看到老人与小袁共同出现的监控画面，但没能呈现老人倒地瞬间。双方开始各自寻找目击者为自己作证。

2015年9月21日，经淮南警方多方调查取证，认定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学生骑车经过老人时“相刮擦”，女大学生承担主要责任，老人承担次要责任。

小袁随后向交警部门提出了书面复核申请，复核维持原认定结果。

2016年3月10日，老人一家在当地法院立案。一年后，2017年3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小袁被认定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老人的各项损失数额合计10万余元，小袁要承担其中的70%，也就是7万多元。

小袁提起上诉，由于没有交上诉费，相当于自动撤诉，原判决生效。

2018年4月20日，法院执行局告诉桂庆英老人一家，赔偿到位。

欢迎点击收看《今日说法》20151030期，《撞人，还是讹人》

我是在一周前得知她的死讯的，在我经历的采访对象的死亡里，很少有人让我有这么大的触动。

她叫桂庆英，1947年4月16日出生，2018年5月15日死亡，71岁。

2015年，桂庆英因为一起“大学生扶老人反被讹”的事件，走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她不识字，不上网，网上的好些谩骂她都看不见。后来，法律在一定程度上还了她清白，但她已经不再被人提起。就像这个话题里，她只是那个“老人”，那个年轻女孩是“大学生”。仅此而已。

当时代的情绪呼啸而来，我也不知道个人命运是否还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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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8日晚21点06分，大三学生小袁发了一条微博：“今早扶了一个摔倒的老太，看到情况严重就给她拨了120，结果老太家属赖上我了要我全权负责……寻求今早路过师院大门口对面的目击证人，请给大学生一个公道吧。谢谢了。”

微博在随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发酵，很快转发、点赞过万。媒体跟进报道后，老太太说是大学生撞了她。几天之内，这件事反转，再反转。

2015年9月下旬，我来到小袁的学校，很希望见她一面，她通过短信拒绝了我，我辗转找到了她的朋友小蔡。

校园很美，绿荫树下透着阳光，斑驳地点缀地面，我和小蔡坐在草丛上开始聊天。

“你看过电影《十面埋伏》吗？”这是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真是十面埋伏。你说什么别人也不信、别人说什么你也不信，好恐怖。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丧失了。”

对于这个20岁的学生来说，过去几天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完全陌生的体验。

2015年9月8日早上8点多，小蔡接到小袁的电话，电话那头小袁的原话是：“你快来医院，我可能撞到一个人了。”

小蔡还记得自己第一反应很惊讶：“什么叫可能撞人了？撞了就是撞了，没撞就是没撞，什么叫可能撞人了？”

小袁当时告诉他：“我说不清楚，你先来吧，来了再说。”又说：“对了，带点儿钱来，我身上只带了早饭钱，等会儿要打车都没钱。”

从那天起，小蔡就好像陷入了一个不断重复的时光隧道。他告诉我，已经连着很多天了，他不得不对着老师、朋友、网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9月8日那天，自己接到小袁电话前后的情形。

起床、取钱、到医院。在急诊，小蔡见到了小袁的两个舍友，她们也是接到电话后，赶过来帮忙的。还有一位中年妇女，那是老人的儿媳。这时医生出来了，说老人骨折了得住院，问谁带钱了。问了一圈，只有小蔡身上带够了钱，他就去交了2000元押金。

又过了一会儿，小蔡终于见到了小袁，一见面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小袁说，自己早上上学要迟到了，骑着舍友的自行车，在校门口经过一个老人，之后就听到老人在身后呻吟的声音，她下车去搀扶。她之所以在电话里说“可能撞人了”，是因为她不确定。她说当时经过老人的只有她，可她又没有任何刮蹭的感觉。

小蔡告诉小袁：“真的不确定的话，下午去学校找一下辅导员吧，调一下监控，在学校门口应该有监控，就都清楚了。”

这就是小蔡能记得的、整个上午所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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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当天晚上，小袁发的第一条微博措辞已经是：“老太家属赖上我了要我全权负责”、“监控显示我跟老太的距离是不足够撞上她的”、“寻求今早路过师院大门口对面的目击证人”。

这其中，不论是小袁有意或者无意，“监控显示我跟老太的距离是不足够撞上她的”这句话是不够准确的。

事实上，那天下午，小袁去学校旁边的派出所查了监控。监控中能看到的部分是：老人先出现在画面里，往前走着，速度不快，然后是小袁，骑着自行车出现。两人先后消失在画面里。再往前就是监控的死角，画面没有延伸到那个部分。

老人究竟如何倒地，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几秒后，倒是另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猛然回头，那时老人应该已经跌倒在地。

小袁在事后曾接受过当地电视台的采访，说事发时，有另一名女生也在现场，还和她一起扶了老人，但之后就走掉了。自己发微博，“只是为了找那个证人，找到之后我就想应该完了嘛”。还说，那个女生走之前，曾说过一句“大早上眼睁睁看到碰瓷的”，还看到她拍了照片、发了一条朋友圈。

微博发出去一个半小时后，这个要找的证人真的通过私信联系上了小袁，她是隔壁学校的学生。她发短信告诉小袁：“我看到你们之间有距离，你没撞到人。”

后来，这位女生也接受了媒体采访，她说看到小袁和老人之间有大概三四厘米的距离。当记者提出三四厘米是一个很短的、可能看不清楚的距离，她回答说：“反正中间我能看见有距离，看见中间有缝，没有撞到。”

而在微博上，小袁支持者甚众。随着这条微博被大量转发，“大学生扶老人反被讹”开始被各大新闻媒体所关注。媒体开始介入后，事情的另一面也展现了出来。

在我于2015年9月下旬到达淮南的时候，桂庆英老人还在卧床，情绪不佳。子女解释，她对即将要来的手术忐忑不安。老人当时已经68岁，右腿大腿动不了，小腿处做了牵引，被抬高。在病床上，老人受伤的腿如老树干，泛出一种不健康的青黄色。

骨科主治医生徐江发告诉我，老人右大腿股骨干骨折，“老年人骨质疏松，而且是一个长斜型骨折，底下还有一些碎骨，所以情况不太好。”他拿出了老人9月8日到医院后拍的X光片，我问老人的骨折伤是新伤还是旧伤。他支吾了半天，小声说：“这个问题不好判断。”等关了摄像机，他才明确告诉我，这是新伤，不是以往就有。

几天之后我再到医院，老人正要准备手术。儿子把她从床上抱到担架上，老人仍旧一言不发，时不时皱着眉头，几个子女的神情里都有忐忑。其实老人早该做手术了，但医生说，“她贫血，还有一个高龄状态，情况不太好”，于是吊了十几天的药水，直到达到手术指征。

几小时后，手术成功了，老人的情绪也终于好多了。她告诉我：9月8日早上7点多，她惯常出门买早饭，在村子外不远的一个路口，她被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撞倒。倒地后，她的腿受伤了，抽搐不止，骑车的女生主动回来，扶着她的腿。

老人并不确定对方碰到她哪里，只是反复强调，“她把我一头拱倒了”。老人还记得大学生回来扶她，“直讲‘没出血’，那意思讲不妨事。可那腿断掉了，搁那儿支着呢！”

而对于当时发生的事，小袁的说法是：她在快骑到学校门口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个老人，“走路有点不稳，然后左摇右晃的，我心里就想离她远一点”，小袁说她之后确实离远了，“有足够的距离”，但骑车经过老人后感觉到了异样——“突然听到老奶奶在后面的声音，就那种痛苦呻吟的声音，然后赶紧回头一看，然后就看到老奶奶倒在地上了，然后我就去扶她嘛”。

3

微博上，小袁的发声一直没停。

9月8日那条寻找证人的微博，她分了两条发，第二条还@了所在学院的教务处、广播站和团委，“为大家提个醒，大学生的素质不是来被别人讹的”。

9月9日上午9点39分，她又发了一条微博说：“我承认一开始就处理错了，不应该陪阿姨去120，也不应该找朋友来帮忙，但是我一个人，他们两个人就咬定是我撞的，我怎么解释比较有力？……好了，现在揪着说我昨天承认了？我承认了吗？？”

可后来赶到现场的桂庆英儿媳说，小袁当时对她说，“就讲她车轮子，不是故意，把老奶奶，碰的还是撞的，这个词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就讲是她的事”。

不止一人说小袁“承认”了。事发的地方在学校旁边，门卫吴大爷最早加入了救助。他说，先看到两个人蹲在路边，就好奇地走过去看，看到学生一只手扶着老人，一只手按着老人受伤的腿。他注意到老人浑身颤抖，一句话也没说。他问发生了什么，“这大学生就讲，她正常走，‘一拐弯、一回头，我碰到了’。”

我再三向吴大爷确认，大学生的原话确实是“我碰到了”吗？他向我肯定，说他说这话，不怕网友去找他。

有桂庆英同村的邻居朱道华说，她当时买菜路过，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还问：“这是摔的还是怎么搞的，怎么回事？那学生就讲了，阿姨是我碰的，是我碰的，讲了两遍。”

后来桂庆英的儿媳也打了120，救护车来了，当时的急救车上的医生和护士后来也曾在电视台的采访中表达，听到小袁说她撞了老人。

面对种种质疑，小袁无法自圆其说。她曾解释：“我当时确实有点懵，因为为什么呢？（我）经过老人对不对，老人旁边没有人经过，只有我经过。我经过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老人自己摔倒的，一个是我不小心碰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不能排除这种情况。”

在微博上，小蔡为小袁发了一条长微博辩护，说明2000元医药费是他垫付的，不是小袁出于内疚帮老人垫付的，另一名寻找到的证人也帮小袁发声。

网友仍然一边倒地支持小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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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上的这些事，桂庆英这一方完全不知情，老人骨折住院，家属们都去医院照顾她，要操心的事够多了，他们不上网，也就谈不上发声。直到媒体三番两次找到病房，他们才知道，原来是大学生说他们“碰瓷”了。

老人年过四旬的子女们这才开始学习上网、注册微博、看留言。一条条翻过去，刚开始是睡不着，“气得够呛”。他们对“碰瓷”的说法尤为气愤，觉得那全都指向的是善良、清白、弱势的老母亲。他们都不在母亲面前谈这件事。

“我妈连‘碰瓷’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再说了，她能找一个自行车去‘碰瓷’吗？还是她走在前面？”桂庆英的小女儿孟凡云说。

桂庆英的儿媳说，她其实一直很相信小袁，这种信任来源于小袁一直把老人送到了医院，还垫付了医药费，她觉得小袁是有责任感的。她说，在老人要住院的时候，“那丫头跟我商量，讲不是她撞的，就讲是（老人）自己栽倒的，讲要用医保卡住院，交钱到时候能给她减轻一点费用，少拿点钱，就这么讲的。”

在桂庆英一方看来，小袁之所以这样提醒，是因为如果老人是自己摔倒受伤的，可以享受“新农合”保险，报销大部分医疗费用；如果是被人撞的，有责任人，就不能通过这种方法报销了。

儿媳说，因为小袁态度一直很好，她就答应了这个建议。当时在桂庆英隔壁病床坐着的汪女士告诉我，她也听到小袁提起过医保卡的事：当医生叫老人儿媳回家拿被子、拿毛巾时，她听到大学生说：“她讲你要医保卡拿来，拿来明儿报（销）好报点。”

小袁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学生证也给了儿媳，于是儿媳放心地回家取东西，留小袁一个人在医院陪着老人。汪女士说，记得小袁出去接过两次电话，每次通话时间都很长。到午饭时间，她提醒小袁给老人买一些吃的，小袁出去买了白米粥、炖鸡蛋，“喂着喂着老奶奶又拉大便了，她又忙着给老奶奶擦大便，给她搞，给她弄……都是这个大学生在做的”。

后来小袁说自己下午有课，就离开了。

当天下午，小袁在辅导员的陪同下去查了监控。几个小时之后发了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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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晚上22点41分，小袁又发微博称：“今天忙碌了一天，也跑了很多地方，特别感谢学校和院领导们的全力支持，感谢警方实事求是的帮助，也要感谢目击证人勇敢地为我伸张正义，更要感谢媒体网友们无条件地支持和鼓励，我想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等待警方的结果来洗刷我的清白吧！真的特别感谢你们，公道自在人心。”

9月10日，她又发：“事情已经三天了，一直在焦急地等待警方的答复。今天有网友私信我说对方家属在动用关系了，清者自清吧！……为什么事情到现在没有结果？有谁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办？”

9月21日，事发后13天，淮南市的交警部门就此事下达了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双方为“相刮擦”，其中小袁负主要责任，桂庆英老人负次要责任。对于责任的划分，认定书上解释：小袁观察路面情况不够，逆向行驶，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原因；老人未走人行道，也是引发的原因。

小袁之后发了一条微博，用5个“我做错了吗”回应。她说，她也不愿意看到网友谩骂老人和家属，但她不认可警方的这份认定，已经申请了复核。

当我找到当地交警队的时候，他们正为此事焦头烂额。交警队的工作人员无奈地告诉我，公安部门以“刑事案件的标准在调查这个事情”，甚至可以说调动了超出需要的警力进行调查，对证据、证人审核都很完备。另一方面，他们很苦恼为何网络言论和他们所认定的事实相差巨大。

淮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田家庵二大队大队长陈利卫向我解释，小袁找到的证人也来到公安机关做了证词，她距离事发地有大约30米的距离，“要看到很困难，主观方面比较大，带分析的角度”。

陈利卫说，他们在调查中找到了另一位关键证人，那个证人证实他看到了两人相撞的瞬间。那名证人的距离、参与交通的方式、角度等都能吻合，“直接目击证人，他就是一个目击者，一个证人，和双方各方没有任何关系”。而这名关键证人向警方申请了保密。警方告诉我，证人在取证的时候，好几次说，“压力太大了”。

最后综合种种，警方做出了这个事故认定，“是确实充分，不夹杂任何主观臆断的”。

陈利卫说：“这就是一起交通挂碰事故，不复杂。唯一复杂的就是它不是那种猛烈的撞击，仅仅是刮擦。她（小袁）如果讲她又没有感觉，那么只有她一个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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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之后一个月，我的节目做完了。当时，双方刚收到交警做出的复核，仍旧认定是双方“相刮擦”，小袁要负主要责任。

我给小蔡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节目要播出了。我希望他能看看节目，也能让小袁看看节目。

他说“好”，告诉我，他大三了，“特别忙，好多课，一忙起来，就没工夫想其他有的没的”。他在医院为小袁垫付的那2000元，小袁后来还他了。他还说，后来两人不怎么讨论这件事情。

小蔡两条的微博曾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一句用了最善意的动机，为小袁、为整件事辩护——“我可以肯定的是，小袁刚开始扶起老人的那一刻，绝对不是觉得自己撞到人才去扶的。”

另一条微博是几句反问，深切地点出了这个时代的痛楚——“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送医院？不是你撞的，为什么垫2000？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喂饭？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帮忙？难道这些都不能做吗？这些问题问的挺心寒。”

他和小袁的几条微博，注入了自己的疑惑，也不知点到了多少人的块垒。

节目播出后，我没得到来自小袁那边的信息。其实我们还开车去小袁的老家看过。她的好些邻居告诉我，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我问一个5岁的男孩，如果遇到老人跌倒扶不扶？他坚定地说不会，奶声奶气但不假思索，“妈妈说不能扶”。

群体的关注像浪潮一般过去。之后，我只零星地得知一些双方当事人的生活近况。

交警的事故认定书做出后，曾协调双方调解，小袁没有去。她的微博在那件事之后快3年没更新了，不过，微博设定了每年自动发生日状态。2017年的生日状态微博下，58条评论，大部分祝她生日快乐；2018年，14条评论，“生日快乐，支持你，不问原因”，“三年了”，“生日快乐，若干年后，中国的讹人事件会拍成纪录片的”。

2016年1月9日，司法鉴定评定，桂庆英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右下肢丧失功能10%以上，被评定为道路交通事故十级伤残。

2016年3月10日，法院受理桂庆英一方的起诉，老人的律师韩明告诉我，因为舆论压力，法院也处理得很谨慎。一开始，老人的家属不愿意调解，他们对小袁还抱有很多没有得到疏解的怨气，孟凡云还提出，民事赔偿的官司之外，他们还想打名誉权的官司。

后来法院说，“人家是大学生，生活才刚刚开始，不要让她带着太多的阴影”，律师也做了很多安抚工作，老人一方终于同意调解，他们只对小袁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她能删除微博，并进行道歉。但小袁没有同意。

法院的调解从春一直到冬，都没有成功，小袁根本没露过面。“很多次，我们每次都是和她的律师打交道”。老人的律师（实习）陈凯告诉我，调解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双方对事实认定依旧不一致，小袁始终只坚持她没有撞到老人。

调解越漫长，双方的对立就越无法调和。2017年3月，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小袁被认定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老人的各项损失数额合计10万余元，小袁要承担其中70%的主要责任，也就是7万多元。其中，对于桂庆英主张的2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最终认定“数额偏高”，酌情确定为“6000元”。

最终，小袁需要在判决生效10日内一次性赔偿桂庆英各项费用77500.28元。小袁提起了上诉，但没有交上诉费，相当于自动撤诉，原判决生效。

“当时小袁也已经毕业了，到外地工作了，我们还是拿不到钱，也没办法，就申请强制执行。为了这个事情，我们和法院沟通过好几次，法院那边也应该做了不少工作。”陈凯说。

2018年4月20日，法院执行局告诉桂庆英老人一家，赔偿到位，可以来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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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赔偿金那天，桂庆英也去了法院。法院的执行款会直接打到当事人的账户，如果代领，要写书面的委托书。法院为了避免其他争议，建议老人到场亲自确认。

孟凡云说，那天，她给母亲整理衣服时，桂庆英只问了句：“去哪儿？”她回答：“去处理你的事情。” 桂庆英没再多问。到了法院，让老人按手印就按，让点头就点头，最后，他们拿到了7万多元的赔偿款。

那天也是陈凯第一次见到桂庆英，此前开庭，他都是和老人的子女打交道，只看过老人的照片。4月20日那天，他看到老人后还有些吃惊，“比以前瘦了一圈，精神状况也不是很好，脸色有些苍白”。领钱的过程很快，不到20分钟，老人没有说话。

孟凡云说，她真的有些恨小袁了——自从发了微博之后，小袁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个对她母亲有着深刻影响的、她觉得亏欠了她母亲的学生，自始至终一面也没有见过。这几年所有的调解和打官司，小袁都没有出现过。孟凡云最希望能收到一句道歉，也没有。

案件受理费2485元由原告桂庆英一家预交的，此时官司有了定论，小袁应该负担这其中的1763元，最后法院征求他们意见，请他们减免这笔钱，他们还是同意了。

陈凯说：“我们也了解到，被告刚工作没多久，家庭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老人这边不是非要这笔钱，是要还原事实。既然法院已经查明，老人也不会跟年轻人较真。”

领到赔偿金那天之后，桂庆英就突然不行了。

一切并非没有预兆。孟凡云告诉我，自从2015年的骨折之后，母亲最大的改变是话少了，经常一天也没有几句话。

她说，常看到母亲摸着自己右腿上的伤疤，如果问是怎么回事，母亲就会说一句，“那丫头碰的”。然后就叹气，不再说话了。伤疤下面是手术的刀口，里面放了一个一掌大的钢板，到老人去世也没有取出来。

虽然当年手术挺成功，但后遗症还是不可避免。孟凡云说：“我母亲那时候起床、上厕所什么的，蹲起必须得扶着东西。每次起来都得要人拉，经常爱栽跤。”

从法院回来后，桂庆英就开始卧床，不太吃喝。她没有其他的疾病，也就没有去医院。子女们陆续从外地回家看母亲。孟凡云还记得，5月3日回家看到母亲在床上睡着，瘦了好些，但是，当时她给母亲喂饭、吃水果，母亲也都吃了。

她只能想，“妈妈就是想走了，身体对她来说是一种折磨”。当时，桂庆英还患有尿潴留（小便失禁），成天带着尿不湿；腿也因为受伤，走路不方便。“她原来一个人住，喜欢走路，散步，串门，看人打牌，和人说话。这件事对她心情影响很大。”

母亲节那天，老人的儿子突然给我发微信，说他很难过，他感觉母亲身体不太好了。桂庆英并没有其他的突发疾病，但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了。他带着哭腔说，“可能走就是一两天的事情了”。

母亲节后两天，桂庆英走了。

后记

三年了，对于桂庆英的案子，我一直有很多话想要说，但却不知道从何处表达。

还记得最初采访老人时，她头发黑白相间，一年之后她子女再给我发照片，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至少在法律事实上，所有的资料和证据都在让事件逐渐明晰，也越来越有利于老人一方。我还记得小袁的学校，包括后来交警、法院，他们都数次提到，小袁是个大学生，不希望这件事影响她今后的生活。

这些或许也是审慎的、周全的、有人情味的考虑，但复杂的官司、调解、赔偿，这些也曾消耗老人子女的耐心，他们也在自己学会消化那些没来由的谩骂。这些种种，我不知道后期老人理解多少，她又如何进行自我解释、自我安慰，没人知道。

小蔡已经毕业，在一家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做检验员。他说，自己后来和小袁没有再交流过老人这件事，“不过我们关系还是很好”。他不知道小袁的官司输了，也不知道小袁付了老人赔偿款。他觉得可能小袁心里还是有一个坎，对这件事，他们两个最知情的人一直讳莫如深。

小蔡翻小袁的朋友圈，说她前段时间出国了，“还是很积极向上的”。说了几句，他又说，“可能我表达的意思有点矛盾，我自己都觉得很矛盾”。

这件事后，《人民日报》曾发过一篇署名文章，对149起因扶人引发争议的案件进行了逐一分析。80%左右的案件真相最终被查明，其中冒充好人的撞人者32例，诬陷扶人者84例。也就是说，大概率上，确实是讹人的老人更多。所以，当时代背景将一起交通事故变成了公共事件，为一个不会主动发声的老人争取公平，或许也并没有那么重要了。

桂庆英没有等到任何人给她道歉。好像一切从没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