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平民，对首相的喉舌说NO！她是日本之耻，却让世界蒙羞（组图）

一介平民，状告首相的御用文人，能成吗？

前段时间，在国内流行的“米兔运动（Mee Too）”刚有了点风头，但最近又一次地偃旗息鼓了。

似乎，民众的记忆真的只有7秒，毕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我们流传千古的“智慧”，可在邻国日本，有一位“不服输”的女性，勇敢地站了出来。

她，曾经被一位大名鼎鼎的记者强奸，而对方是日本首相的朋友，东京广播公司（TBS）的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

山口敬之

如果你看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总理》和《暗斗》，就会发现封面赫然的作者名正是山口敬之。

受害者叫伊藤诗织，25岁，是一位在华盛顿留学的实习记者。

伊藤诗织

在酒吧打工期间，她认识了这位日本新闻行业的大佬级人物。一番闲聊后，山口答应为诗织介绍实习工作。

两人约定在寿司店边吃边谈，酒桌上，山口没有过多提到工作的事情，反而是不断地与她喝酒拉家常。一小瓶清酒后下肚后，诗织突感觉头晕，这是她当夜最后的记忆。

再次醒来时，她赤身裸体，被同样赤裸的山口先生压在身下，疼痛让诗织无力反抗，只能咒骂山口，但山口似乎并不在意，他淡淡地说：“你被录用了。”

事发后的5天后，诗织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和羞耻，她打电话和山口说要告他，山口只回了她一句话——如果你想诉诸法律，去吧。

面对这样一个处于权力链顶端，与政界有千丝万缕连结的人，诗织与山口之间的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但诗织并没有害怕和屈服，她依旧去做了。

她鼓起勇气，决定站在聚光灯下，把对方告上法庭，虽然，这是一场近乎不可能赢的官司。

警方立案后，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警方找到了足够的证据：出租车司机的证词、监控录像以及山口残留在诗织身上的DNA。

然而，正式逮捕当天，一股强大暗流出现了，山口没有被逮捕，警方宣布调查中止，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放弃了对山口的起诉。

冰冷的现实让诗织跌入谷底，她不顾自己的隐私保护，做出了一个沉痛的决定——召开新闻记者会，公开露面、实名指控山口敬之的强奸行为！

伊藤诗织（右）在律师陪同下接受访问

也因为这件事，她成了日本的历史上，首位公开长相、以真实姓名告发性侵事件的女性。

这段经历被英国BBC拍摄成了纪录片《日本之耻》，豆瓣8.9分。中国的网友们纷纷表示：违反常理的事实被人看作理所当然，反抗成为笑料，何其荒诞，何其悲哀。而这份耻辱又何止停留于日本呢？

为什么叫“日本之耻”？这是因为，日本1907年制定的关于强奸的法案，一直都饱受诟病：

行为人先要对受害者进行攻击，而受害者必须予以反击并在过程中受伤，才能构成强奸罪。如果恰好两个人认识的话， 因为酒后发生了性关系，那就彻底算是“你情我愿”了。

为此，日本国内要求修改该法案的呼声由来已久。路透社曾报道称，法案实施100年后，日本强奸受害者在社会上依旧得不到支持，许多人因感觉羞耻或害怕成为被人情指责的对象，而选择了沉默。

一直以来，整个东亚地区，失去贞操的女性都会被一种“耻感文化”所禁锢。

为什么？ 

因为，一旦公开，受害者所得到的，往往不是同情和帮助，更多的是指责和嘲讽，这就是现在常说的“荡妇式羞辱”。

“你为什么不反抗？”

“你穿成这样出门，不盯上你盯谁？”

“大晚上一个女生自己出去，你就是干这个的吧！”

“你要是自己没问题，他怎么没强奸别人？”

……

很多女生被强奸后，人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宽慰，而是问她那天穿了什么衣服。

而那些遭遇到诱奸的女孩，更是被骂得惨无人道：“呵呵，自己送上门的。"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不公平的道德审判，可怕的诛心之论，让很多女性被性骚扰后，依然默默地忍受着恶心的事。

好在，诗织站了出来，在舆论强大压力下，日本终于修改了法案：

1、强奸罪的受害对象由此前限定为女性，改为包括男性在内；

2、法定刑期的下限从有期徒刑3年提高至5年；

3、为避免对受害人造成更大的精神负担，修正后的法例废除由受害人决定的“亲告罪”机制（只能由受害人自己起诉）

4、同时，法务省向全国检察厅下达通告，要求“处理案件时，应仔细确认受害人的想法等，考虑受害人的心情”。

虽然修改了立法，但诗织案子的结局会怎样，可能只有等到最后一刻。

心疼于诗织、感概于“日本之耻”的同时，近些天在中国发生的性侵新闻，让我们感觉到，自己不是局外人，而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因为在中国，女性对强奸、性侵的维权困难一点都不比日本简单。

首先，我国刑法对强奸的事实认定采用“插入说”，但犯罪人在实行强奸行为的时候，很难采集到第三人的目击证据，司法机关往往需要采集精子、核对DNA才能作为起诉证据。

那么问题就来了，假设强奸的犯罪行为真实存在，犯罪人带套怎么办？体外射精怎么办？

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受害者面对公诉机关的细节询问，是否能挺得住？

“章文事件”的当事人虽然是一个律师，但她却深知维权的困难：“我找来一位警察朋友，模拟强奸报案的询问现场，他对性侵细节的来回追问，让我精神濒于崩溃。我无法接受被陌生男人来回盘问如此细节，又了解到熟人强奸案极低的立案率和定罪率，我最终退缩了。”

再次，被指控性侵的被告人，往往不承认性侵的事实，这就给让公诉机关无法获取口供证据。

现代司法的公正也要求我们尊重被告人的意见，以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可多少犯罪分子，会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呢？

有一位老民警说：“我办过的强奸案，十个有九个半都翻供，都说受害人是自愿的，双方是男女朋友关系，还有人说受害人长得太丑，要不是倒贴，他才不会发生关系。”

最可怕的事还在最后，即便受害女性在维权后，也可能面临更深的二次伤害。首先，犯罪人的家属如果有钱有势，往往会通过一些“手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曾经在山西省就发生过这么一个案例，受害人在法庭开庭的前一天，得到了犯罪人家属的“私下沟通”，第二天开庭，检察官正准备宣读起诉材料时，受害人突然改口：“事发当天，我是自愿的！”。

如果说，钱权面前，女性低下了头，是一种无可奈何。那么没有低下头的女性，面对的情况可能更糟。

众所周知，我国的传统文化，对“性”的话题，一向保守。很多女性被侵犯后，虽然获得了司法的正义审判，但随之而来的，不是街坊邻里的关切，而是留言蜚语。

“滋滋滋，她就是那个被人强奸过的女孩啊，你看以后怎么嫁人哦，丢人！”

“都被坏人弄过了，还天天穿的花枝招展的，呵呵。”

……

当事件发生后，很多人想的不是怎么保护受害者，而是怎样去给犯罪者脱罪，怎样进一步摧毁受害者濒临崩溃的内心，用最不堪入目的语言暴力，去包容一片片的污秽，这让很多受害的姑娘在现实的窘境里，只能独自舔舐伤口。 

正是人们潜意识里认为被害者都“不正经”的观念，导致很多女生被性骚扰时，多半不敢报警，不敢站出来发声，不敢寻求帮助，这就助长了犯罪分子“玩玩没事”的心理。

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书中，有一幕发生在思琪被性侵后，她的母亲对此反应——

我们由衷的希望，我们下一代，不会看到这样触目惊心的画面，如果我们实在无法改变身边的人，最起码，不要添砖加瓦，雪上加霜。

浩浩荡荡的“米兔”，正在鼓励我们的受害者们勇敢的说“NO”！是的，虽然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很难改变社会的大环境，但我们得有所作为。

“一滴水不算什么，但聚集起来，能形成海啸。”

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不要说“受害人又不是我”，不要用对现实的失望，砸掉自己的自信，砸掉别人的信心。

诗织的发声，促进了日本的立法，相信我们的声音，也可以让公法变得温情，让私权得到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