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选后鹰派继续上位 美国会如何成为“反华”大本营（组图）

2018年度的美国中期选举，以共和党轻松控制参议院，民主党赢得众议院多数，以两党在州长竞选中平分秋色而告终。尽管有舆论认为这次中期选举造就了一个分裂的美国国会，但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对华强硬的立场上是一致的。而且，一个分裂的国会，可能促使特朗普在平衡内政与外交关系过程中继续利用白宫和国会当中的鹰派势力，和中国对抗。 

在2018年，美国国会议员在涉及中国贸易政策、强制性技术转让投资、台海、南海以及新疆再教育营等问题要求白宫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这些提案直指中国的核心利益，可以说美国国会已经成为了反华大本营。其中，共和党参议院议员鲁比奥（Macro Rubio）与克鲁兹（Ted Cruz）是反华急先锋，两人都呼吁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封杀华为、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的经营，并呼吁停办孔子学院，甚至要求特朗普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挑战中国的底线。 

克鲁兹在中期选举中得到了特朗普的大力助选。两位曾经的大选对手，通过一次选举，重新走在了一起，结成了新的政治联盟。即便是共和党内反对特朗普的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特朗普将卡瓦纳（Brett Kavanaugh）送入高法后，也软化了对特朗普的反对立场。11月7日，格雷厄姆说，没有特朗普，就没有今日共和党的成功。 

而民主党代表，即将成为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Nancy Pelosi）同样是议会反华代表人物。她多次要求美国政府在涉及新疆再教育营、西藏问题等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甚至在2008年要求抵制北京奥运会。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还是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反华都是主流声音，说美国国会成为反华“最大火药桶”并不过分，国会两院要求在方方面面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提及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怨气积累，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几十年来积累的结果。这些反华议员，成长于上世纪50年代之后，是冷战的亲身经历者，其成长经历深受意识形态对抗的影响，对共产主义的中国有着天然的抵触。而在近10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让这些议员对中国有了更多的焦虑。 

这股意识形态对立，在二战后相当长时间影响了美国国会对华认识，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排斥。到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历史性地访问中国，开始了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开端。在这期间，尼克松访华与中国联络的计划并没有让国会知晓，正是考虑到国会这股反华声音。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并表示要遵守一个中国原则。而在美国国会，有众多亲台议员，这些议员与中国国民党官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政府与中国建交后，他们又推动立法，出台《与台湾关系法》。这个法案意在防止中国大陆武统台湾，并规定要通过军售增强台湾防卫力量，实际上表现出对中国防范的一面。 

在20世纪80年代，时任总统里根（Ronard Reagan)在国会亲台议员推动下，做出了支持台独的“六项保证”，其中保证不会对台湾停止军售，不会强迫台湾与大陆谈判，使得中美关系出现了挫折。 

但总体上看，在这一时间段，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使两国互动频繁，经贸往来也日益密切，很多美国企业与消费者尝到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甜头，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态度转向较为正面的一面。有些议员甚至提出要对中国解禁出口先进科技与武器。 

而这短短的蜜月期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就宣告结束，在北京对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进行镇压后，美国国会本身就存在的意识形态对立再度兴起，反华声浪下，一些议员以侵犯人权为口实，推动政府发动了对中国的经济与武器销售禁令制裁，并为参加示威游行的中国学生发放绿卡。 

自1996年开始，中国就加入世贸组织（WTO）与美国展开谈判。在这期间，中美两国关系因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而陷入谷底。美国国会议员也为中国入世谈判制造了很多障碍，呼吁时任总统克林顿（Bil Clinton)不要接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使得谈判进程拖延，直到1999年11月才与美国达成协议。

进入21世纪，在“9·11”恐怖事件发生后，中国表达出要配合美国反恐的意愿，使得两国关系停止了因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轰炸而导致的恶化局面。到了2008年之后，中美两国都面临金融危机，两国进一步加强了经贸以及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一时间舆论以“G2”来概述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合作的重要作用，美国国会在期间很少在台湾、新疆、西藏以及人权问题上为难中国。 

2013年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地姿态参与全球事务，而在这期间中国的GDP已经成为世界第二，每年以6.5%以上的速度增长，逐渐缩小与美国的差距。面对这种形势，美国社会表现出来了不适应，也在美国国会中表现出来。 

很多美国议员开始指责中国在南海的强势，并担忧“一带一路”给其他国家带来债务危险。要求政府能在各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时任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应运而生。 在特朗普任内，随着中美贸易战加剧，两国进入矛盾多发期，美国议员多次发言，呼吁抵制中国的华为、中兴等企业，要求对中资项目进行严格审查，叫停孔子学院，并在新疆再教育营问题上呼吁政府制裁中国。 

总的来说，在不同的时间段，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态度并不相同，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总体上反映出美国国会坚持意识形态对立，对中国防范的一面没有消除。另外，中国经济实力不断上涨，加剧了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敌视，这也反映出美国政府与社会的普遍认识。在贸易战加剧，以及中国崛起势头持续的背景下，美国国会反华声浪在这次中期选举后将会继续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