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里有粪、床上有虫的最穷学校，为何80年来让人念念不忘？（组图）
01
1937年9月，北平。
本该是热闹的开学季，城内却阴云笼罩。日军占领了北大，清华园成了他们饲养马匹的地方。
百里外的南开大学的情况更糟糕，它被视为反日基地，在日机轰炸中沦为废墟，几万册珍贵图书瞬间灰飞烟灭。
空袭后，张伯苓指挥立即修复校舍、恢复课业。
有人忧虑：日军再来轰炸，怎么办？
张伯苓答：再炸，再修！
华北虽大，却已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为了让高等教育的薪火得以传递，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清华、北大、南开，决定南迁到长沙组成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华北沦陷。
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城进行长达6周的血腥暴行，30多万平民及战俘被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南京陷落后，武汉危急，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继续南下迁往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得名，开始了它空前绝后的8年传奇。
这所存在仅有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在西南联大3000多名毕业生里，诞生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今天我们之所以怀念这段历史、这所大学，就是因为在乱世之中仍有一批铮铮铁骨，挺起了中国文化的脊梁。
02
1937年10月的长沙，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一个衣衫褴褛、拄着棍子的“乞丐”，拉住梅贻琦的手：“梅先生，我终于到了……”
梅贻琦看了半天，才认出这人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的赵忠尧。
赵忠尧的怀里藏着一根铅管，是中国当时唯一的50毫克镭。
原来，北平沦陷后，他担心清华实验室仅存的50毫克镭被日军发现并抢走，便和梁思成潜入清华园将镭取走。
之后，赵忠尧千里走单骑，历经一个多月的风餐露宿，昼伏夜出，将镭护送到了长沙。
梅贻琦握住赵忠尧干裂的双手，泪水夺眶而出……
华北沦陷后，如果留在沦陷区，要生存就难免要为日军机构服务。
陈寅恪放弃了前往英国免费治疗眼疾的机会，夜奔昆明，宁可失明，也不愿成为敌人的文化工具。
病床上的妻子唐筼对他说：联大需要你，我这儿能行，你赶紧走。
与朱自清并称“清华双清”的中文系教授浦江清，徒步历时五个月，跨越八个省份来到昆明。
闻一多原本被邀请到教育部任职，但他婉拒了。
妻子一听哭了：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在一块儿……
闻一多说，学校现在太困难了，太困难了……
说完，他自己也哭了。
师生们兵分两路，一路辗转到香港、越南，再坐火车入滇。
另外一路，由闻一多等带领着体检合格的近300名男同学，从长沙开始了3000公里的徒步西南之旅。
“国难当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
就这样，3所高校的师生们历经颠沛流离，终于在昆明胜利会师，与西南联大相遇。
梅贻琦在联大开学典礼上
03
西南联大刚迁入昆明时还有一个外号，叫“难民大学”。
学校分成几个校区，主校区选址在一处坟场荒地。宿舍房顶本来是铁皮，因为经费紧张把铁皮卖了，改成了茅草。
这些茅草房是梅贻琦邀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专门设计的，然而因为资金不够，设计方案一改再改根本无法实施，梁思成被改到没脾气。
“小、挤、脏、乱”，是杨振宁对宿舍的最深印象，40多人挤在一栋小小的茅草房里。
杨振宁联大履历本
宿舍里没有灯，只能借着窗户的光看书；洗澡？不存在的。
没条件洗澡就罢了，更可怕的是臭虫还特别多，咬得让人无法入睡。
最后连女生都习惯了，“你咬你的，我睡我的，人与臭虫和平共处”。
食堂的饭被学生调侃为“八宝饭”。
哪八宝呢？红米、稗子、谷子、麸皮，以及石头子、老鼠屎……
教室的屋顶是铁皮搭建的，雨水打在上面就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学生几乎听不到老师在说什么。
有一次经济系的陈岱孙上课，因为雨水击打铁皮的声音实在太大，他只好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停课赏雨。
但就如梅贻琦先生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除了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3位常委，在联大的179位教授中，156位有留学背景，5位院长全是留美博士。
联大部分教师合影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欧美国家说，世界教育中心有三个：美国，英国，中国昆明。
04
联大八年，不仅教学条件非常艰苦，师生们的生活也是非常拮据。
昆明街头的乞丐圈甚至还流传着一句：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战前，陈寅恪的工资是400多元，是清华身价最高的教授。要知道，当时500元就能购置一辆小轿车。
战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陈寅恪在昆明差点找不到落脚之地。
学校给老师们租了一座院子，上下楼各住几户人家。
华罗庚从英国留学归来，一家六口没地住。
闻一多仗义的说：不如来我这挤挤吧。
就这样，两家十几口人挤在不足20平米的厢房里……
闻一多一家在昆明
后来华罗庚在城外找了一个二层楼：下层猪圈牛圈，上层才是住人的草料棚子。
他就是在这样闻着粪味、点着煤油灯的环境里完成了第一部学术专著，多年后他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
华罗庚一家在昆明
为了维持生计，联大的教授们也是拼了。
梅贻琦的夫人卖米糕，冯友兰的夫人在家门口支口锅，卖麻花。
堂堂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街上摆摊卖凉茶。
吴大猷为了给妻子治病养起了猪，甚至化妆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牛骨来熬汤，一边照料妻子一边写书。
闻一多也干起了手艺活——治印，刻一枚章就够全家几天的生活费。
工科的赵忠尧则比较高级，他自己生产肥皂，自产自卖。
尽管艰苦，但老师们都懂得苦中作乐，休息时经常一起打牌。
朱自清牌运不太好，他在日记里写：“打桥牌，我老是输，甚灰心”。
05
朱自清在联大是有助教的，但他从不让助教批改作文，学生的每篇文章他都要亲笔修改。
闻一多才华横溢、幽默风趣的中文课，不单是文学院的学生爱听，理工院系的学生甚至组队浩浩荡荡穿越整座昆明城，大老远跑来只为听他的一堂课。
沈从文不善言辞，学生们不喜欢听他的课，但他的习作课让学生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每篇文章他都认真阅读，然后写下大段评语，有时评语甚至比原作还要长……
他的学生汪曾祺说，沈先生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
沈从文
博古通今的钱穆，用自己写的书稿给学生讲历史课，来听课的学生挤满了整个教室，他要踏着课桌才能走到讲台。
联大的校园文化包容性很强，学生自由选择专业和课程，多数的老师们上课也没有固定纲领，想到什么讲什么。
右眼失明陈寅恪坚持九点到校上课，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吴晗教《中国通史》，潘光旦、费孝通教社会学……
有学生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
化学系的曾昭抡穿着破洞的布鞋，衣服打着补丁，可讲课不用带稿子，一样可以滔滔不绝。
理学院更是群星闪耀，大师云集，叶企孙、陈省身、周培源……
物理系的周培源和经济系的陈岱孙，是联大女学生最仰慕的两位“高富帅”。
陈岱孙衣冠楚楚，上课严肃，从不说一句废话。他的学生说，如果把陈先生的话记下来，就是一部著作。
历史系雷海宗教授上课有个习惯，每次课前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学生提醒后，他接着上次的话题继续侃侃而谈……
有一次，雷先生又问：我上次讲到哪里了？
只见一位女同学翻开笔记，对照后回答：“先生，您上次最后一句说的是，现在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说来有些诙谐，但躲避空袭却是那几年联大师生的“家常便饭”。
警报响起，学生躲避轰炸
06
那几年里，日本飞机先后两百多次轰炸云南，无辜群众伤亡上万人。
第一次轰炸，中心恰恰是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暂住的地方。
金岳霖写书太过投入，竟然没有躲避。
师生在山上躲避轰炸
轰炸过后，陈岱孙马上跑回学校，看见金岳霖站在教学楼门口，手上还拿着笔。
后来为了避免书稿遭遇劫难，每次防空警报响起，他就抱着书稿往郊外跑，一边躲避空袭，一边修改稿子。
当时的情景是：疏散的人流中，金岳霖拎着书稿，傅斯年扶着患有眼疾的陈寅恪，费孝通则牵着行动不便的妻子……
最惊险的一次，梅贻琦办公室全震塌了，吴宓、华罗庚躲进了防空洞，结果防空洞也被震塌了，把华罗庚给埋住了。
结果大家硬是用手刨土，把华罗庚给救了出来。
外文系的查良铮，在他的诗歌《防空洞的抒情诗》里有个句子：
我想起大街上疯狂地跑着的人们，那些个残酷，为死亡恫吓的人们，像是蜂拥的昆虫，向我们的洞里挤。
查良铮，就是金庸的堂弟，爱国诗人穆旦。
日军的轰炸成了穆旦诗风的转折点，他在那段时间写下了一系列爱国诗名篇。
在闻一多、朱自清、吴晗等知名教授的演讲下，越来越多的西南联大学子开始关心和投身政治，西南联大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1946年7月，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年仅46岁；两年后，不愿领敌人救济粮的朱自清在饥寒中病逝，年仅50岁。
联大纪念碑上有一份“抗战以来从军学生提名”，共有学生834人，14人为国捐躯。
诗人缪弘是其中的一位遇难者，他生前在诗歌《血的灌溉》中呼喊：
你们的血已经浇遍了大地
也该让我们的血来注入你们的身体
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
07
在日军狂轰滥炸的逆境中，联大的师生们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豁达。
钱穆搬到山上，白天写《国史大纲》，晚上研究《清史稿》。
吴大猷把实验室搬到郊区，病重的妻子就躺在实验室的仪器旁边。
金岳霖也搬到郊外，常常早上五点半出发，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又开始了。
心疼他的林徽因在书信里写：可怜的老金……（因为轰炸）一整天没吃、没喝、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可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王力出版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中国现代语法》；吴宓以课堂讲义为基础，用英文写作《世界文学史大纲》；蒋梦麟利用躲避空袭的间隙，完成了日后成为一代名著的《西潮》。
此外，汤用彤《中国佛教史》、赵九章《大气之涡旋运动》、周培源《湍流论》 等等大批奠基性著作，都写于战时昆明。
学生们的学习也从未因从未因轰炸而停止过一天，反而在敌人的侵略下，他们更加发奋。
闻一多班里的汪曾祺，在他的书里写：
女同学也穷，听说胡萝卜还含有微量的砒，吃了可以驻颜，她们一边谈着罗塞蒂的诗歌、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着胡萝卜。
日子虽然清苦，却也充满激情，自由自在。
物理系的杨振宁和邓稼先，两个好基友经常大树下念古诗，一个背诵，另一个对照着看。
学渣汪曾祺则和同乡同学经常逃课去泡茶馆，边看书、喝茶，边谈文学、谈理想……
汪曾祺唯一不逃的课就是沈从文，他就是冲着这位湘西偶像，追随着沈从文的脚步才考进西南联大的。
1945年的春天，不到20岁的李政道拿着推荐信来找到偶像吴大猷，想转投西南联大。
后来，在吴大猷推荐下，李政道、杨振宁赴美国留学。
10多年后第一个冬天，这两个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08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年后，西南联大北返平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8年时间里，西南联大培养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160多位国内外院士。
1999年，中国23位科学家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有八位出自西南联大。
可以说，西南联大几千名毕业生，成为建构起中国各行各业中流砥柱的脊梁。
80年后的今年，我们仍然无限缅怀西南联大，它或许是一个民族在面临危难时，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
它的精神和风骨，至今令人无限感慨、动容。
在那个战乱与贫穷的年代，他们守住了战争中的文化火种，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诠释了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
这样的时代，这样的象牙塔，恐怕再难见到。
就像冯友兰写的联大纪念碑文：
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参考资料：
央视，纪录片《西南联大》
岳南，《南渡北归》
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穆旦，《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人间草木》
陈岱孙，《回忆金岳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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