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月内两起！13岁少年残忍杀死父母，为什么？（组图）

2019年第一天，一条骇人听闻的新闻引起了社会轰动：

2018年12月31日晚18时许，湖南衡南县三塘镇发生一起凶杀案，两人死亡，嫌犯正是死者的儿子、13岁男孩小罗，因为家庭琐事，此人将父母先后锤杀，然后逃跑。

警方随后悬赏3万元征集抓捕线索，1月2日，逃逸的凶手被抓获。

 这是短短一个月内发生的又一起未成年人弑亲事件！

尽管凶徒已落网，但可能不会受到刑事处罚，因为我国《刑法》规定，不满14周岁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很多网友就此表示，应该对未成年杀人者予以“重判”，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要求也再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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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发

据媒体报道，罗某的母亲和姐姐都罹患精神疾病，51岁的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那把沾着鲜血的锤子，原本是父亲在工地上做木工时用的，是全家人赖以生存的重要工具。

中年得子后，罗某的父亲一直十分勤劳，力图改变家里的贫困面貌。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罗某的父亲觉得自己不常陪伴孩子，给本就被溺爱娇惯的罗某的零花钱越来越多，但与之对应的，却是少之又少的教育，甚至在其犯错后也不批评。

为了给儿子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罗某的父亲还为他办理了转学手续，到镇上的一所私立学校读八年级。这所学校一年的学费要一万五千元。

“在大山中学念书时，喜欢用手机打游戏。去华星学校后，学会了去网吧。”罗某的家人这么描述他转学后的变化。

罗某在大山中学的班主任费老师说，出事前不久，其父还为他购买了一台学习机。

事发后，罗某的姐姐叫来亲戚。罗某的大伯赶来后看到罗某的父母一个在里屋，一个在外屋，都倒在血泊里不省人事。

而将父母锤伤后，罗某拿上父亲的身份证，骑上父亲的摩托车，携带一只背包逃逸。他最后被监控拍摄到的画面，是在三塘镇的一间网吧。在那里，他上了两个小时的网，随后用父亲的身份证购买了前往云南大理的火车票，并乘车逃至大理。

 （图为衡南公安机关发布的一则协查通报）

1月2日下午，衡南警方在大理将罗某抓获。

此事件一经报道，社会震惊。其实将类似事件稍加梳理就会发现，近年来的少年弑亲案件不在少数：

*2012年4月13日，湖南衡阳县12岁的少年肖某假期寄居在姑姑家，对姑姑管教产生抵触情绪，随后用水果刀将姑妈一家三口杀害；

*2012年9月17日，甘肃白银市13岁少年小新（化名），与母亲发生争吵后，趁母亲熟睡之时将其勒死，随后小新将母亲尸体移到柜子里，然后去网吧上网，直至被警方抓获；

*2014年2月17日，南阳市唐河县15岁的初三留守少年刘东（化名），因寒假作业没写完不想去学校便于奶奶发生争吵，其后用菜刀将奶奶砍死，潜逃多日后被民警抓获；

*2018年12月2日，湖南省沅江市12岁的六年级男孩吴某因不满母亲管教太严、被母亲打后心生怨恨，持刀将母亲杀死......

少年弑亲事件，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库叔觉得主要因为以下几点：

一是行凶者大多属于未成年人，少年犯罪本来就有其特殊性；

二是他们杀害的都是自己的亲人，骨肉相亲，血浓于水，换来的却是棍棒加刀砍，亲情荡然无存；

三是他们犯罪手段都很残忍，而且犯罪心理异常成熟，大部分犯罪者实施犯罪后心理非常平静，有几个少年弑亲后还能若无其事的到网吧上网，不仅如此，有的还试图通过毁灭罪证、编造案情、伪造现场等方式迷惑侦查视线；

四是他们很多没有丝毫的悔改，“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湖南沅江杀害自己母亲的吴某如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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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少年弑亲案件为何频频发生？这其实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首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上的信息往往鱼龙混杂，容易对好奇心重、模仿能力强的未成年人产生较为消极的影响。

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在很早就提出“模仿规律”理论，认为犯罪及其他任何社会现象都是模仿的产物。

尤其是网络游戏中充斥着大量的暴力犯罪场面，缺乏自制力的青少年一旦陷入其中，极易对血腥的场面感到麻木，混淆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并用虚拟网络中的方式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也是当前弑亲行为低龄化的主要原因。很多弑亲案中，行凶者都有一定程度的网瘾，因上网与家人产生冲突后大打出手的不在少数。

其次，这些涉案的未成年人，其家庭教育可以说完全失效。

有研究者曾对47起少年弑亲案进行系统性研究，发现弑亲少年的家庭多有这些特征：单亲家庭、与家人缺乏沟通、寄居在亲戚家、隔代养育、家庭不和睦、留守儿童……

就发生在衡南的这起案件来说，嫌疑人罗某所受到的家庭教育是怎样的？

智力障碍的母亲无法给予儿子有效的关怀；整天为生计奔波的父亲也无暇给孩子以有效的教育。

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将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猩猩放入一个大房间，房间内有两个铁架子，一个光秃秃、没有任何装饰物，另一个铁架上缠满了绒布，形似一只母猩猩，地上还有吃的、玩的物品。然后对小猩猩进行观察。结果发现，小猩猩面对陌生的房间恐惧地叫了几声，然后就爬上模拟的母猩猩架上，紧紧抱住绒布。只有在饿的时候，它才下来，吃点东西后又会迅速爬上去，紧紧抱住那只毛茸茸的“母猩猩”。

这一实验证明：幼小的动物第一需要是食物，紧接着的需要就是对熟悉的抚养人的依恋。

这种情况在婴儿的身上也会出现。每当熟悉的面孔出现，再受到熟悉的抚养人的拥抱，烦躁的婴儿会立即安静下来……这种依恋和安全感经常得到满足，婴儿就会出现愉快、轻松的感受，相反，婴儿就会出现烦躁不安的现象。

心理学研究发现，若是人在生命早期长期没有得到这种依恋的满足，就容易产生不满足感，从而产生烦躁、敏感、神经质等性格障碍。

这是因为，只有建立了幼儿对抚养人的依恋，才能发生幼儿与抚养人一种“心理上的依赖关系”，这种含有感情色彩的心理依赖关系，会使儿童自觉自愿地接受抚养人在管教和观念方面的影响。如果这一“依恋人”在孩子十岁左右离开儿童，或者对他们放任不管，那么，儿童就会出现心理依恋的丧失。这时，即使新的抚养人出现，也难以建立同前类依恋相同的心理关系。

“养育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在养育过程中，家长必须清楚与子女之间的情感关系，才有养育孩子的资本。如果没有这个连贯的关系或者中间出现转折，比如最开始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带，带到十八岁可能就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在十岁左右出现转折，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说，因为之前父母没有和孩子建立和谐的情感关系、没有形成习惯和行为方式，如果在孩子十岁左右开始矫正，就会遇到非常强烈的抵抗。

再次，学校对青少年的生命教育缺失了。

在这起案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在被抓时，罗某还在玩网游。

可以看出他在情感和心智上极其不成熟，表面上是麻木不仁，其实是对生命、对自己生存发展的不在乎。

这从侧面反映了目前我们对青少年生命教育的缺失，其实别说是青少年，就是不少中老年人，也未必对生命的意义有更充分的理解，对生命的由来、如何保护生命、敬畏自己和他人生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否则何以出现乘客毫不顾忌抢夺公交司机方向盘的事件。

在2018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多名代表联名提出，长期以来我国国民忌讳“谈死”，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缺乏对生命的了解和思考，建议把生命教育的课程纳入学校和社区教育系统。这其实是个不错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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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治

少年弑亲案除了让我们震惊，还抛出一个严肃的问题——通缉抓捕到13岁的嫌疑人之后，又该如何？

现行的中国刑事法律规定，14周岁以下少年儿童，无刑事责任能力，也就是说无论做什么违反刑法规定的事，包括杀人，都不负刑事责任。

其实，少年儿童不受刑事制裁是现代国家的通例，不同的只是各国设定的标准不一。绝大多数国家是根据年龄来判断的，因为这样最容易，成本最低。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14周岁作为刑事责任能力的最低年龄。

在13岁的罗某杀害父母逃跑后，一些网友甚至评论“逃跑干什么，有法律保护你，无罪。”“回来读书吧，别跑了孩子。”“不用跑啊，未成年保护法会保护你的，傻孩子。”

网友的评论透露出的更多是一种无奈。

一个多月前，12岁少年吴某杀母后，因为不到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被释放。其亲属想把他送回学校继续接受教育，却遭到家长们的强烈反对。

谁会接纳一个弑母少年？滚烫的山芋在不同的大手之间传来传去。学校回不去，为人父母，谁愿意让孩子和“杀人凶手”朝夕相伴？有人质问，为什么要不顾“好孩子”的安全，却操心让“凶手”改过自新呢？

在网络上，该事件也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讨论。不少网友认为，连自己母亲都能狠心杀害的人，如果跟同学发生争执，谁能确保他不会伤害同学？

但从受教育权的角度看，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吴某，的确有回到学校接受教育的权利。

也有网友指出：“不能放弃（教育吴某），这是家庭和全社会的责任”。还有网友建议：“去特殊管教的地方或一些教育问题孩子的机构”。

网友们的思考不无道理。类似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案件屡屡发生，必要时，应该实施有效的惩戒与矫正。

那么，在现实中，针对此类犯罪嫌疑人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严重犯罪，有哪些妥善的处理方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有严重不良行为但并未达到违法犯罪程度的13至17周岁少年可以进入工读学校。

工读学校是教育局下属专门对此类未成年人进行矫治的学校，既包括普通学校的教育内容，也包括特殊学校针对特殊学生的教育要点。不过，区别于普通学校，工读学校将品行和认知并重，对孩子心理和行为上的问题进行矫治，同时针对孩子的特点，发展他的认知和技能。此外，工读学校采用全天候管理，孩子周末可以回家，这也是工读学校不同于少管所、监狱和普通院校的一点。

针对少年弑母案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也认为，把他们送到工读学校进行矫治是最好的选择。

首先，这些孩子年龄较小，无法对自己行为性质的恶劣程度有到位的认识。但这样的行为，能够折射出他的成长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仅仅对这个孩子进行惩罚，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或许还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孩子。我们必须了解孩子做出此种行为的原因。

其次，如果我们要惩罚这个孩子，我们应当怎么惩罚。第一，对未成年人采取极刑是极其不当的，死刑是不适用的。第二，假如对他们适用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也是不恰当的，很多孩子只有十二三岁，存在可改变性，可以通过一定的帮助去改变他们原有的心理问题，明白自己错在哪里，成年后再回归正常社会生活。

但工读学校的开展仍存在一定的困难。由于就读的孩子均有过违法行为或犯罪行为，家长难免对学校有成见，不同意孩子入读，如此一来，工读学校便日渐萎缩了。

工读学校在未成年犯罪处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最起码地级市都应当配备有工读学校。但由于缺乏全国性统一立法，各地政府对工读学校的支持与规范，学校对学生采取的强制管理措施等都不尽相同，这都有可能对未成年人心理和行为矫治成果产生极大的影响。

目前，针对湖南衡南县吴某案，政府部门最新回应称，暂时对吴某采取下列教育管束措施：由其监护人及公安、教育、镇政府共同对其进行定点监护管理，并进行心理疏导、法制辅导、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将根据吴某教育转化情况和相关法律规定，采取进一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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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

面对低龄人群恶性犯罪案件的增多，也有不少网友留言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认为这样有利于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其理由主要由以下几点：

第一，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建议的最低刑责年龄标准相比，中国现行《刑法》中的刑责年龄是偏低的。按《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建议，12周岁是最低刑责年龄的标准。而按中国大陆现行《刑法》，14周岁以下就可以完全不负刑责。

第二，在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犯罪已出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北京一中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曾发布过一份《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白皮书（2009.6-2017.6）》，指出：“根据8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看，犯罪年龄低龄化是当前青少年犯罪比较突出的特点”。面对低龄化的犯罪趋势，还坚持将14周岁以下列为完全不负刑责年龄可能已不合时宜。

第三，现代社会营养充足，少年儿童的生理与心理都要比从前早熟得多，比如锤杀父母的罗某，个子应该高出他母亲一头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妥，因为这实际上就是要把一些犯罪少年关进监狱。

首先，《刑法》的重点在于“罚”，也就是惩罚。惩罚的功能有三种，安慰被害人及其家属，矫正，以及隔离。对于成年犯罪而言，惩罚是相当有效的。但如果把一个不太成熟的孩子突然放到这样的群体里，周围都是违法人员，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孩子的行为观念来源于他的家庭和身边的成人们。如果这个孩子犯罪的根源是父母的生而不养，把他交给老人养，或者让他自生自灭，那么单独惩罚这个孩子是不当的、不公平的。此时，社会要去介入，补充家庭教育功能，最好的选择就是把孩子放在类似于工读学校，而非监狱。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谓见仁见智，但贸然进行调整无疑会引发更大的纷争，需要权衡利弊后综合考虑。

当前最重要的是完善少年司法体系。因为中国刑法体系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还有很多空白，比如对触犯刑法但因未成年而不予处罚的，刑法只有一句规定：“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但是何为“必要的时候”，收容教养由政府哪个部门负责等，都没有具体规定。

除此之外，还要积极预防下一个弑亲少年的出现。当一个家庭丧失掉对孩子起码的照料和教育时，社会应该有一个兜底机制来向他们提供帮助。就此而言，“扶贫帮困”不能局限于经济层面，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干预机制，为困难家庭提供支持和帮助也应该是一项重要的“扶贫工作”。学校、社区、NGO、地方政府都应该在不同的层面，为这样的困难家庭提供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