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购：我赚的是“血汗钱”，加上关税后谁还做代购（图）

王芳最近有些迷茫。

地上散落着一些用来打包易碎物品的气泡垫和胶带，墙角处则堆放着一些还没有折叠成型的纸箱，这间面积大约10平米的地下室里，整整齐齐摆放着数排在便利店里常见到的货架，目前上面只剩下几件化妆品。

据王芳描述，货物多的时候，架子上都摆不下，这个地下室连墙角都铺得满满的，人进来只能踮着脚走。

自2018年12月29日发完最后一批货物后，王芳已经十几天没有来过这间地下室了，这也是她自2013年做代购以来，休息最长的一段时间。在她的代购微信上，未读信息已经累积上百条。

“以前不管是吃饭、工作、逛街，只要有微信我都是第一时间回复，生怕误过一笔生意。现在很久才会瞄一眼手机，因为看了也没用。”王芳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其实有一点后悔，年前应该多飞两趟囤货。其实最近也在犹豫，要不要再做几笔。”

加上关税后利润大幅缩减，谁还做代购啊

一切源于去年8月31日颁布的《电子商务法》，其中明确规定，2019年1月1日以后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并缴纳税务。也就是说，新年伊始，曾经活跃在朋友圈的代购必须登记并缴纳税务，才能合法进行买卖活动。

对于这些代购来说，成为一名合法代购，不仅意味着要统一登记管理并缴纳营业税额，更意味着他们的利润主要来源——利用国内外同样商品因进口税率不同造成的价差从此消失殆尽。“一旦合法合规，难道我们还可以继续在微信上售卖并没有经过正规海关报税程序的货品么？利润都没有了，谁还做代购?”王芳和《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道。

同样的产品在国内外销售的价格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价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其中不仅涉及到了税率的不同，还包括了在国内售出涉及到的店面、人力及宣传成本。以兰蔻的小黑瓶精华液为例，国内专柜售价为760元/50ml，国外销售价格价格是610元/ml。如果走正常清关模式，完税收的价格是804元（包括5%的进口关税、15%的消费税和17%的增值税，假设在每年2.6万限额内按70%缴纳消费税与增值税）。如果采取人肉代购和邮寄的方式，一旦被海关抽查到。需要缴纳50%的行邮税，代购成本为918元，远远超过了国内售价。也就是说，如果正常缴纳税率，那么代购几乎没有利润可言。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临近《电子商务法》开始执行的日子里，往日里活跃在朋友圈的代购们开始各辟蹊经。有人开始疯狂出国，一个月里飞遍韩国、日本、泰国，想在最后的日子里大捞一笔之后收手；也有人开始特价清仓，计划在春节前的时间里把手中所有未卖出的货品出清，以免来不及砸到自己手里。唯一相同的是，是大部分的代购们都开始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疯狂转发同样的消息：“微信已经开始封号，未来一个月，一律不许在微信中询问价格，大家请使用语音，jiage，多少米来沟通，谢谢合作。政策收紧，代购艰难，且买且珍惜。”

据王芳回忆，这并不是代购群体中第一次出现类似的信息。在她做代购的几年中，每隔几个月都会出现类似的信息，例如国家要整顿微商，或者海关抽查加严之类的。在她看来，过去几次所谓的“内部消息”总有几分“狼来了”的意味，更多是为了促使顾客下单。但是这一次王芳知道，代购的好日子怕是真的要结束了。

“内裤里藏了六块表，每走一步，都觉得内裤在不停地往下掉”

飞一次韩国大约需要三四天，带回国的货品顺利的话可以在两周左右出清，一趟下来的纯利润可以达到五六万，在外人看来，代购这笔生意无疑是暴利的。但在王芳来看，这些钱都是她辛辛苦苦赚到的“血汗钱”。

每次出国，为了尽可能的省下成本，王芳预定的都是晚出早归的“红眼航空”。尽管飞机要晚上10点才从北京起飞，但是当天下午三点，王芳就已经启程抵达机场，她要先在日上免税店完成一部分采购目标。深夜抵达首尔之后，王芳首先选择前往半夜才营业的东大门。接下来的三四个小时里，她要迅速通过自己的判断来选择能够冲击销量的衣服和饰品，询价并尽可能在店主不注意的空隙拍照。必要的时候，她会提前购买一些衣服到酒店，在镜子前试穿并拍摄穿着效果。在将编辑好的照片和文字发送朋友圈后，王芳抓紧时间在酒店休息几个小时，接着前往首尔市区的免税店进行另一轮扫货和直播。

“代购的物品主要是三类，化妆品、奢侈品和衣服小饰品。虽然韩国护肤品和化妆品的知名度最高，但是利润最大的反而是衣服和奢侈品。”王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随着大部分韩国护肤和彩妆品牌进入中国，化妆品市场的价格已经接近透明，每样单品的加价只有20-30元，大部分时候还要面临缺货和超重的问题。近几年，她已经越来越少接这一类的订单。

在王芳的朋友圈里，经常可以看到“包装全拆，特殊情况请加500包装费”的字样。据王芳介绍，这是因为无论化妆品还是奢侈品，包装既重且占地的原因，尤其是一些名牌手表的盒子，一个木制的盒子接近一公斤重量，不仅带着沉重，而且很容易被海关查到。王芳每次带回国的货品都分成邮寄和人肉两种途径。“衣服饰品什么的，就直接从东大门打包寄走，那里一到晚上就聚集了很多物流公司，全部是负责把物品打包寄回国内的，还负责清关。至于化妆品和奢侈品这些税率高的，主要靠人肉带回去。”王芳表示。

每次回国过关，对于代购来说都是一次提心吊胆的体验。据王芳介绍，关口安检的X光机只过大件行李，手提并不需要过检，代购们常把单价更高的商品都塞到了自己随身的背包里。至于珠宝、手表，都随身携带。“冬天最方便，大衣口袋里一塞就可以。夏天比较麻烦。有的代购就买一条带拉链口袋的男式平角内裤，最多的一次里面放了六块手表，单价都在5万-10万之间。每走一步，都觉得内裤马上要掉下来了。”

海关的抽检被代购们称之为“逃生”，在一些代购群里经常会出现口口相传的“逃生”经验，譬如过关时要镇定，假装打手机避开X光机，必要时找同行旅客塞钱帮带行李过关。每次遇上海关大抽查，代购群里总会风声鹤唳一段时间。

2018年9月28日被代购们称为史上最惨的一天。在在上海浦东机场T2航站楼，海关工作人员在晚上10点左右关闭了免申报通道。这意味着所有过关旅客的行李都需要过 X 光机安检。当晚抵达浦东机场的代购们有上百名，面对开箱后数十盒同样的化妆品和护肤品，代购们即使浑身是嘴也很难解释这些东西全部是自用的。据当天现场流传出来的消息说，有个男生带了几块总价178万的名表，被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后，他在海关办公室下跪求情，还是没能逃脱被缉私队羁押的惩罚。

“9.28之后，我朋友圈里的韩代都暂停了一段时间，我本来定了国庆往返韩国的机票，最后还是退了。”王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如果真的按照50%扣税，别说飞一次血本无归，自己大半年的生意都是白做。

没有了代购，以后难道只能买贵价货吗

与王芳采取自己人肉代购不同，主打奢侈品代购的刘钰在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国家雇用了数十个留学生作为买手。她与几个朋友一起打理微信、微博、QQ等账号负责接单，买手们负责将订单中的物品买齐，再通过物流将物品寄到香港后，由合作的水客们将物品过关带到深圳后再分寄到全国。

对于刘钰来说，主打奢侈品代购，一是因为差价多，利润空间大，二是因为相比化妆品等价格相对透明的物品来说，奢侈品只要找准客户群，生意还是相对好做一些。“信息越来越透明，随着国内店商品平台和海淘的兴起，做一般物品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原来多少钱。只有奢侈品不一样。”刘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随着这些年的积累，包括她在内的多个买手都已经成为了一些品牌的VIP客户，常常有一些内购折扣。除此之外，针对一些相对热门难买到的物品，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先渠道。如此一来，生意自然越来越好。

在代购的圈子里，刘钰的代购生意俨然已经小有规模，但最近一年以来，刘钰也感觉到代购生意已经越来越难做了。

首先面对的壁垒是奢侈品牌对于代购们的限制。在巴黎，一些品牌已经规定凭一本护照一个月只能买一款包，部分品牌甚至会翻查你的购买记录，同一款包半年内禁止再购买第二个。对于一些代购的熟面孔，一些店铺直接开始禁止售卖。此外，是海关的检查也越来越严格。就在去年7月，深圳海关开始在口岸的海关E道加装人脸识别系统，过客过关时间、次数与退港记录等信息全部被抽查，15天内出入境超过一次的游客，只被允许放行旅途必备品。水客们越来越难将东西带出关了。

刘钰告诉记者，她很明白自己做的生意每一天都是在“走钢丝”。“代购其实很辛苦，扫货的时候一天下来都没什么时间吃饭喝水，关键是提心吊胆在过日子，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一旦被抓是有可能被判刑的。”刘钰表示，在她看来，代购的出现是因为国内有需求，即使因为电商法大家不做了，也很难杜绝代购这种行为。

“有些东西国外确实是便宜，现在谁的朋友圈里没有几个代购啊。就算现在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了，你也不好意思每次都拜托朋友帮你带。我觉得代购很难被真正取代掉。”

在王芳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代购其实促进了一些国外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比如澳洲的保健品，德国的滤水器等等，这些都是先通过在当地生活过的代购们了解，推广，才逐渐地被国人所熟识。尤其是一些还没有进入中国市场的产品，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同样会在国内产生购买需求。“比如youtube上美妆达人常常使用的一些小众化妆品，国内还没有这些品牌，想要购买只能通过代购这一个途径。”

《电子商务法》已经正式施行接近一个月，在朋友圈广为流传的“封号”还没有真正在代购圈子里发生。在王芳的代购群里，熟识的几个韩代还在继续一周一次来回中韩的代购旅程，刘钰的微信号还在正常刷屏、接单，持续运营。王芳告诉记者，自己打算再观望一段时间，如果顺利的话，春节前一周自己可能会考虑再飞一次韩国。

“这次会谨慎一些，有些东西不方便的就不带了。先看看风向吧。”王芳说。

（应采访者要求，王芳、刘钰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