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被控杀人伸冤29年：遭刑讯逼供 电棍被塞嘴里（组图）

从强奸杀人犯到无罪，59岁的王华州等了29年。

2019年3月22日上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宣读判决结果时，王华州没有哭，也没有笑，表情平静，又夹杂着几分木讷。

与两名律师一同走出法院，三人寒暄、合影、道谢。彼此分开后，王华州一个人走上回家的路。

本打算前往法院西侧的井上村公交站乘车回家，此时，他的眼鼻有些酸楚，想哭。但想法被遏制了：一个身高1.8米的大男人哭，本不是件光彩的事；街上人又多，思量片刻，他索性放弃乘车，漫无目的地朝东走去。

他一路走，一路深呼吸，努力不去想往事，到了辛家庙立交，感觉好了许多……

王华州走了将近4公里。而过往的29年经历，又常如此，让他感到憋屈、窝囊，又有些庆幸。

“鬼使神差”的一天

将时针回拨到29年前。1990年5月5日，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女工宿舍309楼4层415房间，女工史某被杀。

生于1960年的王华州，当年30岁，和妻子住在隔壁的413房间。虽为女工宿舍，在缺房年代，一些结婚的、单身的或者家在外地的人，多被厂里分配于此，男女都有。

杀人案传开，狭长楼道内，有人惊恐，更多的是议论纷纷，还有胆大的，去现场看过史某，据称惨不忍睹。

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当年的公诉书显示，警方到场后发现，死者双臂上举，交叉于头顶，衣服全部向上卷至脸部，血肉模糊。一床棉被盖在死者赤裸的身上，臀下垫有一个绿色绣花枕头。事后查明，死者头部曾遭钝器击打，电线勒过脖颈，地上、墙上、被褥边均有喷溅血迹，身旁还有用过的毛巾和一些杂物。

警方排查开始，被询问者众多，王华州就是其中之一。

七天后的上午，西安电力电容器厂的人喊王华州下楼。“当时被问的人很多，我以为问问就回来了，谁能想……”29年后，王华州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刚出楼梯口，王华州看见一辆警车。随后，他被带走，再没归来。

再次回忆往事，王华州用“鬼使神差”和“天命”来形容那一天。

案发前，王华州是西安铁路局机务段一名实习司机，原本当天他要出车。早早将2岁女儿送到母亲家，他准备去上班。可有人通知，列车班次调整，让他晚点再来。闲来无事的王华州决定，回到西安西郊的电力电容器厂女工宿舍。“如果我不回去，或许这件事就跟我无关。”

两天后，王华州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拘，两个月后被批准逮捕。

据了解，当年检察机关在公诉书中指控：1990年5月5日晚9时许，被告人王华州窜至同楼415房间，见青年女工史某独自在看书，闲谈中王华州遂起邪念，便倒锁房门，将史推倒在床上，欲强奸。因遭到史某奋力反抗，王即从室内电炉下拿起砖块，在史头部猛击数下，致史昏迷后移至床上。而后恐其不死，又用电线紧勒史颈部，致史死亡。当王华州欲奸尸时，听到有人用钥匙开门，即用棉被将史的尸体盖好，待门外无动静时，逃离现场。

王华州回忆称，之后，他向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申辩，自己冤枉。当天他去买烟回到楼内，去四楼电视房看了一会儿电视。到家后，是妻子告诉他，史某死了。

“我没有杀人。”多年后，王华州向上游新闻记者分析，案发后，他在家换工作服准备去上班，当他将这一情况告诉给警察后引起了怀疑，并且，案发前无人能证实他的行踪。

当年的公诉书显示，王华州被列为重大嫌疑人，围绕他的侦查工作开始。

公诉书显示，1991年6月7日，侦查机关出具的书面材料证明，现场门把手、水杯上提取的残缺指纹经与王华州手印比对，二者不符。

西安市公安局出具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也证明，史某身体及周边物品未检出人精斑，提取到的毛发均为“O”型人毛发，与王华州不一致。并且，王华州的衣物、鞋子均未检测到人血。现场证人也没人看见，王华州进过史某的房间。

为进一步掌握证据，警方还将证物送往公安部检测，依旧没有突破口。

而认为王华州重大嫌疑的原因只有一个：从1990年5月10日至8月20日，在向警方11次供述中，王华州做过三次有罪供述，分别为5月13日、14日和15日。

但一直以来，王华州一再告诉别人，他当时遭遇了警方的刑讯逼供。

电棍塞到我嘴里

多年后不断有人说，如果当初王华州不做有罪供述，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牢狱之灾。

王华州对此只有苦笑：“傻子都知道，认了罪就是死。我当时都30岁了，肯定知道这些，更何况，我还是清白的……但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

在向法院提交的一份《刑讯逼供情况说明》中，王华州这样描述当年的经过：

“1990年5月13日中午，在公司单身宿舍被莲湖公安带到电力电容器厂公安科一间办公室后，下午，有大约五六个人开始对我刑讯逼供。

开始有个最年轻的短头发小伙子，瘦瘦的，穿着便装。他上来什么都没说，突然就朝我胸口上打了一拳。

他打完我后，一群人突然都扑上来，把我的手拧到后背，左手从后面从左下向右上，右手绕过肩膀向左下，双手交叉拷上铐子。到现在，我手上还留着铐子的伤痕。

铐子卸下来后，一群人用绳子把我捆住，放倒在地上。我面朝上躺着，他们用椅子的四个腿卡着我的腹部。

有一个人用脚蹬着我的头，让我的下巴颈部夹着电棍。他们还把电棍塞到我嘴里电，用电棍在浑身上下乱电。

他们卸了我的腰带，用绳子捆着我，用皮带、棍子抽我。浑身上下，除了穿衣服露出来部分，全身都是伤。

他们在问的时候，我一旦清醒了就翻供，他们一群人上来又打我，反复了很多次。最后，因为打我耳光，我耳朵都抽坏了，到现在耳朵还有问题。

在公安科刑讯时，他们还拿出现场照片、示范用砖块打人的动作，比划用电线打结的动作，最终让我按照他们的诱导，让我照他们说的录了口供。打我的过程细节还有很多，无法细说。直到5月15日早上，我被带到看守所，昏迷了好几次，都是看守所张医生抢救的。”

29年后，王华州告诉上游新闻记者，从1990年5月13日到5月15日，他被打了两天两夜，警方打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期间，他没有吃饭、没有睡觉，没有喝水也没有上过厕所，审问的人分多批次，轮番审问。

“我不认，就打死我。” 王华州告诉上游新闻记者，进了看守所，也没做过体检，无人过问。他曾向驻所检察官反映情况，“检察官说，让我到法庭上给法官说吧。”

多年后，当王华州的律师再次寻访当年的检察官，问王华州是否受伤，是否遭受过刑讯逼供时，一切均没有了记录。

“当时为什么不把遭受刑讯逼供告诉律师？”上游新闻记者问。“那个年代，没到法庭阶段，是不能请律师的。”王华州苦笑着说。

预审时，有人问王华州，想跟家里人说点什么？王华州说，想让家人捎点被褥。

“还送啥送，你杀人了，过了法庭，就马上嘣了（枪毙）。”王华州清晰地记得预审员的话。

几乎所有人都在等法院的判决。但没想到，这一等，就是4年。

对“救命”判决一点不感激

王华州说，当时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结果：要么死，要么无罪。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安，乃至全国，卡车上装着死刑犯游街的事不在少数，甚至在一些派出所宣传栏内，击毙杀人犯的血腥照片，震慑一时。

但对于王华州来说，4年的时间太过漫长。“我也不知道哪一天，法院就来人了，判我死了……”

除了对死亡的恐惧，王华州也怀有希望，“说不定，其他案子把罪犯牵出来，案子破了，真凶被抓了，我没事了。”

在死与希望间徘徊。1994年6月21日，西安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王华州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开庭当天，他告诉法官自己被刑讯逼供，法官不让他说，“像在走形式。”

妻子为他聘请的律师孟浩当庭申辩称：多份鉴定书显示，案发现场门把手、水杯提取的指纹，均与王华州不符。被害人阴道擦拭物、内裤及床上用品等物证中，也未检测出人精斑。从案发现场提取的毛发，也不是王华州的。证人证言也未说明王华州出入过案发现场。只依靠王华州三次有罪辩护，不能判定王华州去过现场，不能判定有过强奸杀人的行为，也不能判定王华州有罪。

但判决结果，让王华州感到憋屈。

1994年8月17日，法院认为，有现场勘察笔录、法医鉴定等在卷证实，且有证人等证言作证，王华州也有供述在案，足以认定王华州入室强奸妇女，遭被害人反抗时竟杀人灭口，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杀人手段残忍，罪行特别严重，本应依法严惩。但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可以不立即执行死刑。王华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死者父亲经济损失3000元。

“本来以为，不是死，就是无罪，现在又来了一个‘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做出疑罪从轻的判决，留了余地，客观上挽救了我一条命。但事实上，我一点也不感激他们。”

王华州不服提出上诉，1994年10月7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后，王华州被移至富平监狱收押。

入狱20年家破人散

从西安到富平的路并不好走，即使放到现在也是如此：路程将近80公里，开车近两小时。

在那个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当年王华州的父母已经50多岁，看一次儿子倒几次车，一个来回，折腾着老两口。

王华州的母亲对上游新闻记者说，听完儿子的讲述，她相信儿子是冤枉的。她和老伴申诉、写信、上访，甚至多次去过北京，但始终没有结果。

妻子告诉王华州，西郊单身宿舍里的财物被法院抄走了，作为被害人的民事赔偿。

王华州感到没了希望，提出离婚，女儿判给妻子。但妻子始终相信，他是被冤枉的，但为了生活，最终签了字。

王华州说，在狱中他多次提出申诉，但没有用。狱友和管教民警告诉他，如果真是被冤枉的，一定要理性申诉，别跟人家闹。

在监狱的夜里，王华州常想，“有一天，法院的人来了，说案子破了，真凶找到了，我就出来了……” 王华州说，他一直存有这样的幻想。

但当时，他能做的，就是努力劳动，早点出去。“早出去，早去要回我的清白，即使死，也要死在外面。”

监狱生活，单调又有规律，王华州共获得过六次减刑。2010年6月5日，入狱20年零22天后，王华州刑满释放。仔细算来，在监狱，他度过了7322天。

出狱后一切物是人非

踏出监狱大门那一刻，王华州感到，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前妻远嫁宝鸡，有了新家庭和孩子，他的女儿也到了快结婚的年龄。

那天，妹妹来接他。王华州本不想麻烦人，可出监狱大门不久，他已经分不清方向。

入狱前，西安市二环路还没有开建，当年的土路与瓦房，早已换成了宽敞大道和高耸建筑。人们拿着小巧灵便的手机，街道上轿车拥挤。28式自行车满街跑的岁月已成往事。

王华州没想太多，依旧挂念的，是他的清白。

但跑清白，要花钱。入狱前，他每月200多元的收入，高出同龄人不少。可如今，请个保姆都要三四千元。

出狱后，王华州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偶尔干点零工。他跑过摩的，摆地摊卖过水果和蔬菜，还帮人送过货。再加上申请低保，他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幸好，父亲有房，还有退休金，但身体不好。王华州告诉上游新闻记者，他是打着照顾父亲的名号，在家啃老。

出狱将近9年，王华州还是无法适应现在的生活。

他努力不去想过去，但被抓的经历、监狱的生活、申诉的艰辛……又总会冒出来。“我一直做梦，但任何梦都离不开监狱，离不开那里的人，那里的事。这都回来九年了，消除不了。”

上游新闻记者发现，王华州在自己微博“西安冤民王华州”上写有标签，叫“寂寞”。

出狱后，他几乎没有朋友，认识的几个，也多为旧人。

在西安铁路新村家属院，这个不大的生活圈内，王华州或多或少总能碰见以前的同事或同学。但他从不打招呼，低头、疾走，试图避开，一方面碍于自己的身份——刑满释放人员，另一方面他又抱怨，这个社会太现实。

只有少数战友曾去监狱看过他，打过钱，说过鼓励的话，至今他们彼此联系。但战友的微信群里，并没有王华州。他觉得，自己始终被排斥在主流世界之外。

关于他的故事，他听过诸多版本。“那些流传的事，把我说得更卑劣。”

这么多年，只有父母坚信他被冤枉，多次进京申诉、上访。明面上，亲戚们也信王华州真被冤枉，只是他们都不在西安，少有联系。偶尔有人想跟王华州聊几句，但免不了询问一些“在哪儿工作”、“是否退休”等话题。

如实说自己被冤枉了，坐了几十年的牢。“没人信，像在演戏，自己在情感消费。”

在医院照顾父亲的日子里，有病友不止一次询问他：“你是不是退休了？看你常来，真孝顺。”王华州不置可否，能做的，只是打着哈哈，低头做事。

为找回清白，出狱没多久，王华州便将申诉状递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年12月6日，陕西省高院做出(2010)陕刑监字第79号通知书，驳回了王华州的申诉，理由是：“你申诉中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发时你未到过现场。”

此时，王华州才意识到，20多年过去了，改判并不容易，自己犹如在“推动万吨巨轮”。

他想找当年自己的辩护律师，可一打听，孟浩律师已离世7年。经多方打听、网络搜索，他才找到当年二审帮他打官司的律师许小平。

此时的许小平已经70多岁了，故人相见，寒暄许多。许小平答应为王华州提供法律援助。

申诉8年终于改判无罪

由于陕西省高院已做出驳回申诉通知书，王华州决定去北京上诉。

王华州说，他单独去过三次，另一名律师陪着他又去过三次，得到的答复几乎一致：“已经立案，准备调卷。”

从没摸过电脑的王华州听说，在网上发帖能帮到自己，于是他学着申请了微博、博客，还有一些论坛账号，取名“西安冤民王华州”，将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

“我这种事（指强奸杀人），很少人愿意去说。我发到网上的动机，就是希望那天，有个领导或者有正义感的人看到，能帮我一把。”王华州说，他还将材料投过部分媒体，但一切犹如石沉大海。

就这样过了6年时间。

如今已经75岁的许小平说，2016年12月2日，他亲自跑到北京去询问此事，答复依旧是：“已经立案，准备调卷。”

得知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在西安挂牌办公，2017年3月15日，许小平带着王华州来到第六巡回法庭。

那天大雨，他们成功立案。

可两个月后，事情又起了变化。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的法官告知，王华州的案卷已在陕西省高院立案，一个案件不能跨两个法院，“如果不服，你们再来。”法官说。

2017年7月3日，陕西省高院的法官第一次询问了王华州的案情。

翻开卷宗，许小平更觉得此案疑点重重——

案卷中有人提到，当时有一位穿西服皮鞋的年轻陌生男子出现过，是谁？不知道。

死者宿舍桌上有两杯倒满的水，玻璃杯上的指纹不是史某，也不是王华州，是谁？不知道。

现场还有一些物件，不属于史某，也不属于同宿舍的人，也不属于王华州，那究竟是谁？不知道。

而王华州三次有罪供述，先后分别出现了“先奸后杀”和“先杀后奸”两种不一致的说法。警方在现场，没有检测出任何精斑。案卷上说，血溅四处，但王华州的衣物、鞋子都没有血迹。

2017年10月24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了律师建议，决定再审。

2018年6月21日，陕西省高院撤销原来一、二审判决（裁定），责成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重审判决书称，本案认定王华州故意杀人的直接证据，仅有其在侦查阶段的3次有罪供述，但该有罪供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在案证据无法将王华州锁定于案发现场；本案无法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

2018年12月7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王华州申诉案，王华州出庭。审讯两个小时，介于案情重大，需上报审判委员会讨论，择日宣判。

事后律师许小平计算，从王华州刑满释放，到2018年12月7日开庭，一共度过3104天，8年时间。

今年3月22日，由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陕01刑初149号判决书称，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华州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在案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对王华州所提其并未作案的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判决被告人王华州无罪。

另一艘“万吨巨轮”等着他

今年3月22日，法官宣读判决结果时，王华州没有哭，也没有笑，表情平静。

“折腾了这么多年，加起来1万多天，我早就麻木了。”王华州告诉上游新闻记者，但改判下来后他发现，除了出一口气，并没什么好处。

出狱后，王华州坚持锻炼，每日清晨或傍晚出门走走，白天会留在家陪母亲。“不是我喜欢锻炼，是看不起病……如果上帝眷顾我，让我突然就死了吧，没有医保，我实在是看不起病。”

母亲的家，时不时传来即将拆迁的消息，这让他有些着急。他想买房，总不能和母亲住一辈子。但看着高企的房价，他又很无奈。“父母的房子毕竟不可以给我一个人，我们兄弟姐妹有4个。”

“20多年，我没交过医保和社保。我妈老了，我也老了，以后养老、看病都是麻烦事。”王华州无不担忧地说。

王华州被判无罪，入狱20年，按规定可以申请国家赔偿。但律师许小平说，且不说王华州现在没钱，即使今后拿到了国家赔偿，但这些年他没交过医保、社保，如何补上五险一金？未来这条路很困难。毕竟，这涉及到央企、民政、财政、劳动、社保、政法等多部门。如果无人推动，单凭王华州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实现。

“陕西有什么部门能推动这件事呢？”上游新闻记者问。

“总之，很难，很难。”许小平不说，只是摇头。摆在王华州面前的困难，又将是另一艘“万吨巨轮”。

拿着无罪判决书与律师一同走出法院，三人寒暄、合影、道谢。

旁人说起往事云淡风轻

回到家，王华州将无罪判决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点点头，说了声“好”，两人便各忙各的。

更为遗憾的是，2018年10月，王华州的父亲去世，没能等来儿子的清白。

再次谈起当年的死缓判决，王华州说，法院一句“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客观上确实挽救了自己一命。“但事实上，我一点也不感激。现在想想，我觉得活着，比当时死了更难受。当时只是短痛，现在活下来，痛苦将伴随我一生。”

如今患有高血压和严重腰椎间盘突出的王华州说，他已不再怨恨当年打他的警察与判案的法官。“现在想想，对他们来说，只不过办了一个案子而已。很多事，也不是谁一个人决定的。但事实是，他们毁了我一辈子。哎，这都是命。”

离婚后，他再没见过前妻，仅在几年前女儿结婚时，一家人吃过一次饭。他不想打扰前妻的生活，毕竟，她有她的家庭和生活。

王华州再也没回过西郊那栋单身宿舍，“那都是过去的事，跟咱没关系了。”

而被害人史某父母，依旧住在二十多年前的老楼内。她的父亲头发花白，已经70多岁了。对于上游新闻记者的登门，老人比较紧张，隔着防盗门不愿多谈及往事，“说了，我们老两口，心脏受不了。”

据了解，去年，警察、法院法官都曾来过史家。二十多年过去了，听闻当年涉嫌杀害女儿的人宣告无罪，老人说，当然不能冤枉了好人，也不能放过坏人，但我们能怎么办，还不得靠政府……

王华州也想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只有这样，他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在他看来，史某和他，都是一场悲剧，一个付出了生命，一个没了人生。

当年的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如今已改制成为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当年的女工宿舍，早已被新建筑取代。再有人问起当年之事，知者甚少，只有陆续来到的警察与记者增多。安保人员讲起此事，云淡风轻：“不就是当年的杀人案嘛！那个人命好，无罪了。”

极少有人知道，为了“无罪”两字，王华州付出了几乎半生的努力。

新京报记者从王华州代理律师许小平及西安中院处获悉，西安中院已于日前对“王华州故意杀人案”下达重审判决书：王华州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在案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判决王华州无罪。王华州表示，已和代理律师计划，待重审判决10天上诉期过后，将向相关部门申请国家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