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自由主义】茅于轼现象背后 中国大众理性的觉醒（图）

2008年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掀起了一场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纲领的反思。然而，在中国，一位80多岁的名叫茅于轼的学者却在这时开始走入了公众的视线。凭借着“爱国贼”“为领土完整而战是不顾人民生命”“公有制企业是社会的蛀虫”“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等等夺人眼球的言论，迅速火遍中国的网络媒体。茅于轼成为了中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又一面“明镜”。只不过，这次“明镜”照出的不是中国经济的问题，而是恰恰是照给自由主义自己。 

与以往在中国宣扬“自由主义言论”的待遇不同，这次茅于轼的言论遭遇的不是底层民众，以及知识分子们的“一片叫好”，而是中国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割裂。一方面是，有人将茅于轼奉为“良心学者”“道德楷模”，另一方面，茅于轼则被贴上了“汉奸”的标签，遭到了来自绝大部分中国民众在网络上的讨伐。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围绕着茅于轼，在中国，左和右、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甚至是爱国与卖国的敏感话题的争论开始表面化。如何理解和对待“茅于轼现象”背后隐藏的更深刻的问题，这是中国社会对“自由主义”进行反思，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1 被推上前台的茅于轼

茅于轼，1929年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其伯父为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茅于轼1950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从火车司机一路做到工程师。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山东改造。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茅于轼开始自学经济学，并对数理经济学进行研究，1984年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93年，茅于轼退休后，与其他3名经济学家开办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自任所长。 

从学术上看，茅于轼的成绩并不出众，在2008年前几乎并不被公众所知。从为人上看，茅于轼更是一个谦虚、平和的好人。在近80年的生活中，除了对被打为“右派”和对“文革”有些怨念，信奉自由市场，以及说起话来有些直率外，与之后网络所传的“言辞激烈”相去甚远。 

直到2008年茅于轼79岁一切才开始改变。2008年12月，以纪念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为名义，刘晓波发起起草了《零八宪章》。相比于身处高位的那些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身处“江湖”的茅于轼，作为一名退休老人往往表达更加率性直白和无所顾忌，于是就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字。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原本是一份对中共的意见表达和劝谏，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刘晓波在2008年12月8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整个事件的爆发，一下就改变了几乎所有涉事者，包括茅于轼的命运。茅于轼作为中国大陆少有的在《零八宪章》上签字的经济学家，开始被推向了政治前台。 

2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老去”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确实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发声者。一位在中国传统道德上的好人，一个在40年前受到过“文革”伤害的知识分子，一个略有名气的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一位略有偏执、为人率真的80多岁老人，成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 

于是，无论是学术讨论，还是平常的戏谑闲聊，无论是一位老人对于“历史的怨念”还是对于当下社会的生疏，都被聚焦在“显微镜”下，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甚至连茅于轼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政治表态”。 

例如，对于廉租房，茅于轼认为“廉租房不设厕所可以防富人购买。”又如，对于中日钓鱼岛争端，茅于轼认为“为争夺没人居住的荒岛，让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没有必要。”并且，将鼓动年轻人盲目反日、抵制日货的行为，定义为“爱国贼”。 

面对这些一度挑起中国社会广泛争论的观点。如果抛开国家、民族，以及情绪化的解读，单单从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框架内进行探讨，茅于轼的一些言论其实不乏冷静和中肯。但是，茅于轼却恰恰忽视了，人们并非是生活在经济学的“数字模型”里，而是生活在现实之中。 

将单纯的理论推导，放入错误的历史背景或者是错误的当下语境中，然后得出荒谬的结论。这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管用的“混淆视听”进行舆论构陷方法。而这种时候，不能区分具体语境下的理论阐述方式和客观影响，依旧缺乏新的“现实资料”，执着于历史偏见，甚至用个人恩怨来代替理论的思考。与其说这一切来自一位智者的言行，不如说这仅仅是一个老人的自说自话。 

人们或许可以接受一个老人停留在自己旧有回忆和知识框架中自说自话。但是，当互联网媒体，以及自由主义的推崇者们将其放大为自由主义对于当下社会经济的诠释，甚至用以引导公众舆论时，就势必触及整个社会的认知底线。 

3 大众理性的觉醒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显然无法适应这种时代的转变和理论的进步。尤其是当2012年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对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纲领进入全面反思阶段之后，面对整个社会大多数人的觉醒，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发现自己早已丧失了解释现实的能力。 

在安全、就业、福利等都尚没有突破国界之时，是否应该人权超越主权？ 

在资本依旧统治全球经济的情况下，自由市场的最优化资源配置是否只是一个谎言？ 

“1个亿的小目标”与“没有厕所的贫民窟”是否拥有同样的自由？ 

面对现实提出来的一个又一个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无论是富有良知的学者，还是产业一线的实业家，都开始意识到国家、政府、市场之间的辩证与依存关系，认识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没有国家就没有资本的安身立命之地，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自由当然是每个人的追求，但是自由主义，那种“民主——专制”的简单二元叙事结构，以及“市场竞争”将带来自由公正的神话早已经破灭。

为此，从2012年起，中国开始了一系列外争国权、内正法纪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对外结束长期以来的韬光养晦政策，与日本、菲律宾，以及美国，先后在钓鱼岛、南海发生摩擦，重正中国主权。对内结束了全面自由市场经济的放任式发展，在住房、教育、医疗等等公共服务领域重新强调政府责任，在金融领域重提“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主张，在政治领域开始严厉“打击腐败”，并且开始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安全”。 

历史非但没有给予自由主义以“客观的评价”，反而要迅速地翻过这“精彩”的一页。 

于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就只能躲在网络背后，躲在一位老人背后，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来抒发自己的不满和没落。原本被自由主义以为基石的民众运动，被批评为“民粹主义”“义和团”，甚至是“爱国贼”。原本局限于经济理论上的“国进民退”的争论，被上升为“专制与民主”的区别。原本自由主义为之而奋斗的民族与国家，开始成为了“逆向种族主义”谩骂的对象。 

当“自由”凌驾于民众之上时，自由主义本身就已经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