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法系统大员齐聚成都背后的内部改革之变（图）

北京时间7月19日，中共政法系统各个部门负责人齐聚四川成都召开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类似的会议自2014年后每年一次算得上惯例，而今年的这场会议虽然参会人员依然保持了去年的高规格，举办时间也基本保持在每年7月，但是将这次会议放在近段时间中共召开的系列会议中可以看出，还是有些不寻常之处。 

时间往前推，7月初，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出席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刚刚向外宣示了本轮中共大规模机构改革完成初步工作；5月初，习近平坐镇召开了停摆16年之久的第二十一次中国“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那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公安系统进入深层次改革的信号。作为中共政法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中国公安系统的深层次改革启动已经为中共政法领域改革先行做了准备当然，这也体现了中共对领域改革的节奏把控。 

再从会议名称来看，以往机构会议的名称是“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2018年的名称有所变化，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增加了“全面深化”四个字。而今年的名称是“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 

在中国党政机构全面深化改革完成初步工作大背景下的政法领域改革，这种转变实则宣示了中国政法领域改革正在进入实质性的新阶段。 

增加“党”的色彩

从司法体制到政法领域，例会名称的变化实则正体现了的背后也是中国政法领域内部改革的变化。其中，最显性的变化是增加了“党”的色彩，以往的“司法体制改革会议”多是强调司法领域的改革，而此次改名“政法领域”改革最直接的凸显了政法这个党内设置部门。在此次会议上，郭声琨说，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聚焦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实际上这并不只是政法领域改革的变化，而是此轮中共党政机构改革的一个整体变化。“重构”，尤其是党政关系的重构是这轮机构改革的一个关键词，其无所谓“削权”与“扩权”一说，其关键仍在于“党的领导”能否付诸实践。当然也可用作止争党大法大的讨论。 

虽然这样的改革举措从最直接的结果来看，是增加了中共在党政机构改革中的色彩，但原因并不是如外界认为的中共加强掌控那么单一，他牵涉到中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以司法改革强化政法来说，政法虽然不具行使司法职能，但其有监督、协调同级司法具体执法的行为。因此，凸显政法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强化政法的协调作用。 

政法改革新阶段

之所以强化政法，关涉到既定司法改革进入下一个阶段的需要。在第一阶段机构的重整这些“面上”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之后，政法领域改革的下一阶段任务即是如何产生“化学反应”。 

郭声琨曾在2019年1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勇攀新时代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新高峰》的文章。文章里称，随着政法领域改革进入新阶段，各自为战的‘碎片化’改革已难以适应需要，必须加强改革有效举措的系统集成。” 

简而言之，这种系统性的改革也即在中共政法委的协调下，公检法等部门在队伍的培养上，对水平的要求上，机制的建立上是一个互通的关系。而这种改革方向也正是应对当下犯罪更加科技化、隐蔽化、复杂化的问题，也符合司法这些强力部门向服务职能的转变。 

紧随全面深化改革总结会而来的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会议，一定程度上也言明了其在中国党政机构改革中先行者的地位。 

在7月初的那次会议上，除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编办（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这些幕后角色第一个汇报外，在所有汇报的政府部门中，中国公安部被放在首位。多维曾针对分析称，这意味着在中共高层眼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公安扮演特殊角色。作为社会秩序维护者与法律执行者，整个公安系统覆盖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整体水平与改革效果是最能检验改革成效的领域。

此外，这次会议再提及“深入彻底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推动解决政治、思想、组织、纪律、作风不纯的问题。”自周永康2014年明确被官方通报调查而后伏法后，“肃清周永康流毒”是很长一个阶段中国政坛反腐的警示，不过此次深化改革会议再次提及周永康侧重点或有不同。政法领域改革不仅是人事的清理整顿，机构的调整重构，在习治下期要求的政法队伍是 更加职业化、执法更加规范化、工作现代化。周永康这个“政法王”把持中国政法系统数年，其对领域影响不仅在贪腐更在于其管治时期公安等强力部门在处理官民矛盾时以维稳的心态处理维权，造成官民对立。改革会议提周永康也是意在要求所谓政法改革在完成机构改革些“面”上的改革之后，也在队伍素质上，工作思维上进行改革。当然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像机构重整在短时间内带给外界强烈的观感，他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发挥改革后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