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下的权力再平衡 中西发展模式谁更脆弱（图）

习近平在大阪G20峰会的发言中提出应对世界经济风险的“中国方案”。（AP）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晚清时期洋务运动领袖之一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形成呼应。当时所谓的变局，首要从深陷多重危机的清王朝自身出发，面临“师夷长技”、内革积弊、外御强敌等诸多重任；而今天的“大变局”则发生于整个世界范围内，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财富的转移、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民主自由价值观遭遇挑战、信息时代对社会空间的全面改造等等共同构成了国际体系的范式转变。

谁能对“大变局”先知先觉，或许就能率先掌握开启未来世界大门的钥匙。目前中国学界对于“大变局”的讨论有逐渐升温的态势，但研究成果的广度与深度难言令人满意，而国际舆论对这一话题的反应要更加滞后。为此，多维新闻专程采访了多国专家学者，就是否存在大变局、大变局如何发生、大变局的未来走向等问题与他们展开对话。本篇为系列采访第二篇，多维新闻记者采访巴尔斯利国际事务学院研究主席大卫•韦尔奇（David A. Welch）。

记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6月曾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描述当今的国际形势，中国学术界对此有一些基本讨论，普遍认为当前的国际局势正在各个方面经历深刻调整，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中美冲突，从较长的时间周期来看，如何理解中美冲突，中美冲突会是促成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吗？

大卫•韦尔奇：中美冲突的确是当下国际局势中最显著的变化，但是否能引出世界秩序的深刻变革，我并不确定。经常可以看到，打破国际平衡的力量上升，随之又平息，并不会给国际政治带来根本性变革。

从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度来看，中美争端的确十分重要，但我并不认为能够成为整个国际体系变革的推动力。在我看来，气候变化问题才是引起国际局势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它能比中美冲突更为显著地推动国际秩序调整。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重要挑战，而中国很容易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中国当前，在开发新能源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这一点非常重要也非常艰难。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短期内找到替代能源并不容易。另外，没有一个国家能过独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全球性的合作。然而，美国政府并没有帮上太多忙，并没有在气候变化上投入太多关注，不过在其他层面，美国人还是付出了努力，比如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地方州正在制定相关政策。

记者：国际大变局的概念其实也包含了人类共同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气候变化就是其中之一，显然，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只有通过国与国的合作才能应对，然而，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却走向了合作的反面，甚至退出了《巴黎协定》。在美国选择与国际合作背道而驰的氛围之下，你怎么看未来国际合作的前景？

大卫•韦尔奇：我认为特朗普（Donald Trump）之后的政府，会让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将气候变化控制在2摄氏度的目标不太可能达成，未来三十年内，世界会因此经历巨变。

记者：如果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解读国际局势变化，有分析人士认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腾飞给国际局势的变革注入了强大动力，通过影响大国力量间的平衡推动变革的发生。当下中美贸易战便是一个例证，当传统霸权国美国因中国的崛起心态失衡时，美国国内反全球化情绪高涨，两国博弈会成为长久的趋势，对此你怎么看？

大卫•韦尔奇：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中国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提到力量平衡时，需要区分具体指代什么样的力量。军事力量方面，美国比任何国家都要强大，在未来几十年还会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而在经济力量方面，世界经济当前在各个方面深度融合，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讨论经济力量的平衡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在经济方面国家之间的竞争并非零和博弈。

中美博弈的确可能成为长久趋势。有几点需要指出，第一，特朗普十分注重双边贸易关系，但若站在全球贸易体系的全局来看，双边贸易关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个体系中有着复杂的供应链系统，占据全球经济活动重要地位的已经不再是货物交易，而是服务贸易。在商品买卖中存在贸易逆差并不是一件值得说道的“坏消息”。

所以，当特朗普密切关注贸易逆差这个话题时，恰恰表明他对全球贸易系统的复杂性欠缺了解。另外，他对于知识产权窃取的抱怨并没有多大意义，这种现象很常见甚至可以说在商业合作中必然发生的。

记者：随着中国崛起，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议论声越来越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各个国际场合多次强调称中国是和平崛起，不会谋求成为全球霸主或者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然而这样的表态并没有收获太多理解。

大卫•韦尔奇：我相信很多美国人的确将中国看作长期的威胁，但我不认为他们正确地理解了威胁的含义。我理解习近平所说，中国不是其他国家的威胁，但是中国也开始对别国内部政策进行干预，最近中加关系因为孟晚舟案件遇冷，主要是因为加拿大在美国的要求下逮捕了中国通讯公司华为的高管孟晚舟，但这是法律事件，加拿大并没有别的选择。然而，中国政府也采取了报复性措施，逮捕了几名加拿大公民，取消从加拿大进口油菜籽（canola），暂停与加拿大高层的联络。

记者：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崛起背后，相对应的是西方世界的下滑，一直以来，西方世界在现有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当前西方世界出现了各种问题，身份政治对于民主政体的削弱、民粹主义抬头，反全球化趋势明显等等问题似乎都很难从原有的体制中找到解决方案。

大卫•韦尔奇：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主宰世界的周期并不长。上个世纪西方能够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主要是因为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生的比其他地方早，从此欧洲有了推行殖民统治的能力，并且经济崛起引领全球。而当下变化的发生我更愿意看作是一种重新平衡，经济活动的分布以及全球财富正在回归一个更自然的水平。

但正如我此前提到的，气候变化才是最关键的动因和挑战。气候变化会让亚洲乃至非洲付出高昂的代价。为了适应气候变化，亚洲的开支将远比西方大。举个例子，海平面升高一米，上海大部分地区将会被淹没，2500万上海人将会受到影响，同时还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中国官方文件很明显暗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将会减慢，而现在中国在能源等事关发展的重要资源供给方面也受到了诸多制约，此外还有耕地沙漠化等诸多问题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

记者：以往国家选择现代化的路径基本都向西方靠拢，甚至认为西方模式是发展的唯一范本，而中国的崛起则提供了另一种参考，对西方民主政体的权威造成了一定冲击。

大卫•韦尔奇：西方的民主政体并不是单一的模式，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包括瑞典、挪威、芬兰采取的发展模式中既包括民主和人权，同时也保障基本的社会服务，这是美国的模式中所欠缺的，不同于传统的西方模式，瑞典模式十分成功，瑞典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都很高。

现在的中国模式与三十年前略有不同，本质上中国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只不过并没有冠上资本主义的名称。于是中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崛起，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巨大的社会不平等。有趣的一点在于，中国的官方身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基尼系数比美国更高，所以，中国的经济不公平要甚于美国。

身份政治和民粹主义的崛起对于西方世界而言的确是很大的挑战，欧洲和美国都在努力解决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展示出来了威权主义倾向，但是美国宪法限制了他实践的能力。至于西方体制未来如何发展，我很难给出预测，但西方的体制经受了长久的考验，也解决过很多问题，所以在我看来，最大的可能还是会持续发展下去。

相反，中国模式反而更为脆弱，因为中国所有政策的制定都是围绕一个强有力的政党设定，而执政党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经济告诉增长的基础之上，一旦经济增长缓慢或者陷入停滞，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记者：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不应该看作中国经济出现了大问题，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合理预期。眼下国际社会更为关注的一个议题是中国5G技术的发展，这一方面中国优势明显，有人认为5G技术将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成为最关键的一环，成为在科技方面推动变局发生的重要作用力。

大卫•韦尔奇：第四次工业革命显然已经开始，但中国5G技术的发展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相关政策，取决于他们是否会使用华为的5G设备。事实上，华为的5G设备性价比非常高，但其他国家的顾虑在于，华为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拒绝使用华为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即便华为比其替代品更便宜。

除了5G之外，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等都将是下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成分，都有着巨大潜力。

记者: 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对华为的围堵除了国家安全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阻止华为，阻止中国在5G领域领先世界。

大卫•韦尔奇：美国当前并没有可以替代华为的5G技术，在这一方面，美国并不是竞争对手，所以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如果美国认可华为的独立地位，相信华为不会将数据泄露给北京，或者在5G设备中植入后门程序，我相信美国还会选择华为。

我并不同意以上观点，我与相关的决策层面有过沟通，最直接的原因仍然是国家安全。追根究底，中国有相关强制性法律，在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方面，中国政府有权力要求企业提供相关信息，而在西方国家中，政府并没有权力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