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示威愈演愈烈 美国干预是香港乱局源头（图）

香港反修例运动日益扩大化，持续的违法暴力活动直接挑战“一国两制”底线，对香港法治、营商环境、金融中心地位、民生秩序及与内地关系等造成严重的结构性损害。然而，还有人觉得破坏不够大，还有人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逼迫警察放弃对香港法治与市民的保护，其用心颇为险恶，而其逻辑则极其混乱。这些人之中，数美国国会议员最为典型。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极端反华议员卢比奥等人为代表的议员群体持续高调支持香港反对派，干预中国内政，威胁对香港采取极端的包括取消单独关税区在内的法律制裁。美国的直接与全力以赴的干预，是香港乱局的源头。

这些议员对香港警察的警权合法性的批评显然是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与纽约、伦敦在2011年处置大规模示威者游行及占领活动的警方武力相比，香港警队使用的始终是最低限度的武力，是以严格符合法律指引及最充分保护现场和平民众的原则为指导的。美国议员故意混淆视听，故意模糊警察暴力与示威者暴力的合法性差异。就警察而言，他们负有法律授权的合法暴力，必须在示威者超出法律界限的暴力冲击面前使用控制性暴力，维护法治秩序，保护市民安全。不使用合法暴力的警察就是没有牙齿的病猫，这在全世界都不可能找到。相比之下，示威者的主动暴力，则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上的合法权利基础。这些议员完全基于政治目的大放厥词，形同法盲：其一，他们对美国自身在示威活动中的警察暴力与法治实践避而不谈；其二，他们对香港基本法及具体的治安性法律比如《公安条例》完全无知。

美国的干预绝不限于议员言词层面，不是简单的“口炮主义”，而是美国在全球推行的以“民主全球化”为目标的颜色革命的香港实践。美国的干预是系统而精准的，至少包括如下层面：其一，以国内法取代国际法，确立对香港干预的本国法律基础，典型如《香港政策法》以及拟议中的《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其二，价值观输出与意识形态培养，典型体现于美国对香港通识教育、传媒体系、精英网络、青年精神的长期渗透与控制；其三，对香港社会运动骨干的政治训练与发展援助，典型如在香港选择民主运动代理人，在国际传媒及知名高校中优先安排其学习及成长，在香港重要的社会运动中帮助其取得领导权；其四，对港独与中国其他分裂势力比如台独、藏独、疆独等进行沟通串联，整合成反华统一战线，比如美国通过所谓的NGO多次组织“五独论坛”整合反华网络；其五，精准打击香港特区政府管治权的核心，包括打击特首团队威信与民望，攻击警权，推动香港形成一种民粹化的社运传统，瘫痪消解香港的法治权威与优良管治。 

美国的持续干预已经对香港法治、社会及青年人精神造成严重损害。就法治而言，美国持续地以双重标准过于严苛地批评香港警察暴力，变相鼓励甚至赞许示威者暴力，使得香港社会形成了一种“违法达义”式的错误秩序观，有导向无政府主义乱序深渊的趋势。大批青年人政治与法律心智并未成熟，对社会问题与自身处境的理解出现严重偏差，产生一种“政治泄愤主义”情绪和极端化行动心理，所谓的同归于尽式的“揽炒世界观”。持续的社会运动与暴力对抗，不仅在警民之间，也在示威者与爱国民众之间，制造出难以弥合的撕裂与伤痛。青年人以抽象的政治正义价值凌驾及践踏香港社会既定的核心价值，尤其是8月13日机场暴力事件，香港在精神上几近自我背叛。这一可悲的社会价值脱序与青年人的精神迷惘、行为激进化，根源于美国对香港民主与香港社会的严重误导。美国滥用了自身的民主软实力及全球影响力，已经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制造出持续的动乱和震荡，如今又试图搞乱香港，推进香港的颜色革命，破坏“一国两制”下中国主权秩序的完整性与发展利益。

然而，无论美国如何做足“港版颜色革命”的戏码，无论香港街头的黑衣青年人如何自残式使用暴力，等待美国的只能是干预政治的失败，而等待黑衣青年人的只能是香港法治下的牢狱之灾。在香港搞颜色革命无法成功，根本原因在于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特区，没有主权，也不具有分离独立的基本条件，而中国在“一国两制”下始终保持着对完整国家主权的坚守与保护。因此，香港乱局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进程施加压力，却不可能如美国所愿的那样在贸易战及贸易谈判中取得“美国优先”的最有利结果，更不可能颠覆及摧毁“一国两制”本身。相反，在中央战略定力与全盘掌控之下，“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将能够经受住任何考验，香港法治与社会秩序也必将得到恢复。随着中央提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法治方针，随着在外交斗争中有理有节的推进，随着香港特区政府与社会民意的和解及合作治理，美国的干预政治及香港反对派的“暴力社运”黯然退场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