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猪”问题究竟在哪里（组图）

2019年9月3日，中国经济又撞在“猪”上了。中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从8月26日至9月1日，猪肉的批发价格已达每公斤34.59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39美元），相比6月初时每公斤20.69元，上涨67.18%。猪肉价格的暴涨，以及“猪周期”的到来再次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热点因素。

截至目前，中国的江西、广东、江苏、四川、广西、海南等近十个省份已出台相关物价调控政策，甚至就连中共高层也被惊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8月30日出席中国“全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电视电话会议，采取限价、补贴、投放储备冻猪肉等多种方式，以控制猪肉价格的暴涨。在中国，猪肉正在成为“事关大局”的问题，并在少数城市遭遇了类似“房住不炒”一样的限购调控。

如果说房地产、土地财政，这样的大事能够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公众可以理解，那么，仅仅一个猪肉问题，为何也能成为时常困扰中国经济的问题呢？

 “猪周期”其实是个金融问题

显然将所有问题归罪与“非洲猪瘟”的影响并不客观，因为这已经不是中国经济第一次迎面撞上了“猪”的问题。仅仅最近十年中国经济就先后四次经历了“猪周期”。在中国，猪肉价格已经超过了中国股市、楼市的表征作用，成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中国经济的“猪”问题背后，是中国的农村经济，是中国金融和产业经济的最脆弱构成。

正是由于“猪”在中国经济中的特殊性，近十年来每当中国经济和金融出现波动和改革，第一时间被“误伤”的就是“生猪”产业，并且在所有要素调整后，由于从母猪存栏到仔猪育肥最短需要1年半的时间，往往最迟反映到市场层面的才是猪肉价格的暴涨。猪肉价格从暴跌到暴涨完成一个周期的循环，恰恰是中国经济将从动荡到走出最低谷的标志。

然而，十年四次“猪周期”的循环往复却绝非正常，这说明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经济结构，尤其是“金融与产业”的合作机制始终没有理顺。尽管目前此次中国的“猪周期”正在接近尾声，猪肉价格的暴涨正在传来“谷底回音”，但是如何最终摆脱“猪周期”的困境，才是习近平所谓建设现代化经济体制的试金石。

中国的“猪周期”，尤其是最近十年的猪肉价格上涨，往往习惯于是以各种疾病为借口爆发。2011年是口蹄疫，2013年是蓝耳病，2016年是“猪流感”，2019年又再次换成了“非洲猪瘟”。虽然并不能排除疾病对于生猪生产的负面影响，但是将“猪周期”形成的主要因素归结于此就未免“欲盖弥彰”了。

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模式，尤其是中国的生猪养殖模式就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中国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资本向农村经济的进一步渗透，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养猪模式已经变得无利可图。中国的生猪养殖逐渐向专业化发展，并形成了围绕着大型生猪企业，从种猪、母猪存栏、仔猪培育、收购、集中屠宰和销售的产业体系。

其中，农户主要负责的是仔猪的育肥环节，即农户从企业购买仔猪，通过120天左右的喂养和饲料育肥，然后再将达到出栏标准，即一定体重的生猪卖给屠宰和肉制品经营企业。原先那种农户自己从配种到饲养再到屠宰、销售的自然经济模式在中国已经“不多”，除了农民自己食用外，已经无法形成市场供应能力。在这期间，政府推动的集中屠宰和所谓的出于环保要求禁止农户散养生猪政策，更多的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在专业养殖大户、养殖企业动则几千头、几万头存栏数量的规模效应挤压下，别说散养农户，就连几百头生猪养殖规模的企业都难以生存。

中国的生猪生产早已实现了产业化，并和其他工业企业一样，依托信贷提供的流动资金进行滚动生产。然而，唯一不同的是，受限于生猪养殖的地域限制和中国地方政府的分割保护，中国的生猪养殖企业除了少数，例如“双汇”“雨润”等企业形成了加大规模以外，绝大多数中国生猪生产企业规模较小。这和中国大多数农业产业一样，情形十分尴尬。既脱离了小农生产的支撑，又没有达到足以和现代金融服务业进行有效链接的规模。

在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之后，中国一度高调提出建立巨灾保险和农业保险，及相应保障机制，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放水”，银行和保险公司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金融——地产”和资金炒作当中。像农业这种高风险、高投入、低回报的行业，在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完整的金融保障和服务体系。

相比于粮食还有中国国家大规模收储和定价机制作为保护，中国的生猪生产几乎是在“裸奔”（有限的猪肉中央政府战略储备难以形成价格保护机制），中国的生猪生产于是成为了中国经济最脆弱的一部分，只要中国经济、信贷一发生收缩，第一时间就会受到“误伤”。“猪贱伤农”和“肉贵伤心”的“猪周期”循环上演。

 从“钱荒”到“猪荒”

2010年至2012年，随着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落幕，大量货币“放水”之后的经济过热开始显现。2011年年初，中国政府开始紧缩银根，“钱荒”在中国全国蔓延，金融危机后的第一次“猪周期”应运而生。生猪企业由于得不到信贷支撑开始大规模缩小存栏。这直接导致了9个月后中国全国生猪产量的锐减。2011年9月中国全国出栏肉猪均价达到每公斤19.68元，相比年初涨幅达93.73%。最后，中国政府不得不动用中央储备猪肉来平抑物价，各级地方政府也开始紧急发放各种补贴以刺激生猪企业的生产。之后，随着生猪存栏量的逐渐恢复，在经历近半年后，猪肉价格才开始缓慢下降。

然而，猪肉价格的下降，再次导致了前期投入过多的生猪企业出现亏损，并且随着银行继续惜贷和“钱荒”的加剧，企业资金越来越紧张。政府的补贴和平均猪肉价格稳定措施只能解一时之急。当2012年的猪肉价格平稳下来之后，甚至连政府补贴都难以到位。于是，“杀猪卖肉”加快生猪变现，较少饲料消耗的风潮再次在2013年一季度达到高峰。中国猪肉价格不得不再次经历了从高峰到低谷，再到高峰的过山车行情。在大规模“杀猪保价”的6个月后，2013年三季度猪肉价格开始上涨，直至2014年三季度中国市场生猪价格再次从2013年三季度的平均每公斤12.1元，上涨到每公斤接近20元，涨幅接近67%。中国经济第二次撞在了“猪肉”上。

生猪价格周期一直困扰着中国经济，并在2008年后，随着中国金融信贷政策的变化呈现更加剧烈的震荡。（中国产业发展研究网）

2015年至2016年，中国经济再次经历了从货币“放水”到紧缩银根的过程。一开始，中国政府为了解决“钱荒”，大量启动经济刺激政策，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下，股灾终于发生。于是，政策风骤然突变，金融监管改革的发动与违规信贷、表外资金的收紧，使得企业债务接连爆雷，银行惜贷、紧缩银根的“号角”再次响起，这再次触发了中国经济的第三次“猪周期”。平均市场生猪价格从2015年年初的每公斤不到12元，再次上涨到2016年月份的每公斤20.45元，涨幅接近68%。

之后又是新的一轮从高峰到低谷。猪肉价格上涨，养猪增加，价格下跌，最终“猪贱伤农”。第四次也就是最近的这次“猪周期”开始酝酿，只不过此次“猪周期”来势更加凶猛。

金融改革 带出“生猪”危机

从2017年开始，尤其是2018年年初，中国政府开始对金融、违规信贷，互联网金融（P2P）进行整顿。“去产能”“去杠杆”开始从中国的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深入。银行惜贷、P2P暴雷，中国中小企业资金链极度紧张。作为中国经济最脆弱的一部分，生猪企业受到的影响则更为显著。

最初，生猪企业开始用大规模出货的方式来维持资金链。2018年春节前中国市场开始出现猪肉集中抛售行为，生猪供应一时快速增加，猪肉价格就开始持续下跌。至2018年5月，中国市场平均生猪价格开始跌至每公斤10元的近十年来的历史低谷。

之后，尽管之后由于企业的惜售，只是2018年下半年的生猪价格有所上涨，但是企业资金紧张、仔猪存栏持续缩减的情况依然在蔓延。期间2018年8月至12月期间爆发的“非洲猪瘟”疫情更是令生猪企业雪上加霜。2018年9月份中国农业部发布的《关于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跨省调运监管的通知》，要求与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省相邻的省份暂停生猪跨省调运。北猪南运的运输路径基本被完全切断，导致南方省份猪肉开始上涨。但是受疫情所迫生猪企业开始继续杀猪，以避免可能爆发的疫情带来的损失。到2018年年底，生猪价格开始再次下跌。

生猪企业的资金链在维持了一年的“挣扎”后终于难以支撑。而中国政府对于“银根”的控制依然没有放松。尽管中国政府在强调通过财政刺激、定向降准的方式来刺激经济，但是其主要扶持对象却集中在能够提供更多就业的制造业和基建领域。“猪的问题”再次成为了被政府忽视的对象。

在2019年初，被逼入绝境的中国中小生猪企业再次爆发了宰杀母猪、幼猪的浪潮。除了标准肉猪外，市场上开始出现大型猪和小体型猪的集中供给。然而这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和舆论的重视，经济改革导致市场失调的责任被推给了“非洲猪瘟”。

中国农民有一句俗语“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然而，面对资金链的断裂，中国的生猪企业却不得不自断生产的根基。到了2019年年中，生猪生产的停滞，猪肉产量的减少开始之间在市场上显现。猪肉价格开始飞涨。2019年5月底，中国市场生猪价格再次上涨到每公斤15元的盈亏线以上。

中国经济又撞“猪”上了

尽管此时，中国政府在2018年底已经开始意识到金融改革，信贷紧缩对于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致命影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8年12月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强调要“抓住市场主体反映突出的问题，实打实推出一些具体举措，给市场释放积极信号”财政、银行资金开始向中小企业倾斜。

但是，由于整个从高层决策到基层实施，再到期间的层层落实和“拖延”，真正资金传导到中小企业还是有将近半年左右的迟滞。也许制造业企业和机械设备可以等待，但是“猪”实在是等不了。于是，生产和资金的错位再次导致了猪肉价格的飞涨。

一方面是生猪生产的基础“母猪”已经开始短缺，市场生猪短时间难以恢复供应；另一方面是迟到的资金已经在肉价的刺激下开始进场。正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在市场供应短缺的背景下，资金首先进入的不是生产环节，而是对市场的囤积炒作。库存加大，预期价格升高，囤积进一步加大，价格再度升高。2019年6月底每公斤生猪价格上涨到17.5元，7月底涨到每公斤19.3元，8月底生猪平均市场价格已经突破了每公斤27元的历史高位。3个月上涨80%，这已经不再是简单地供求关系在推动市场价格的增长了。

于是，8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视察东北经济时开始关心菜市场里的猪肉价格。中国各省市的地方政府开始出手干预猪肉价格。在中国，猪肉正在成为“事关大局”的问题，并在少数城市遭遇了类似“房住不炒”一样的限购调控。

2019年8月至9月中国猪肉价格的大幅上涨正在向中国经济传递出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政府的刺激政策和信贷资金已经传导到基层。就连生猪这样距离资本较远风险较大的行业也已经感受到了“春水”的到来。金融改革对于中国中小企业的“误伤”正在恢复。中国经济已经听到了“谷底回音”。

而坏消息却是，“谷底回音”再次响起了“猪叫声”。中国经济依然没有摆脱“猪周期”。产业与金融的脱节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习近平所提出的建立现代经济体系——打破区域市场垄断、建立“金融——产业”的大循环的构想，依旧道阻且长。然而中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限价、限购和“运动式”的增加生猪产量的模式，只能是让问题越发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