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反思消极“一国两制” 促进陆港积极融合（组图）

香港近年来的政治风向值得留意，因其普遍消极的社会生态，已经明显地与整个中国的积极进取形成了反差。旷日持久的陆港矛盾和社会内部冲突，近期浓缩体现在了突如其来的街头暴力中。然而，即便是在没有巨大政治变动的日子里，很多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消极情绪也同样严重，对于这一制度的消极看待，已经严重左右了香港人本应有的客观政治认知。目前，民间社会普遍情绪化的政治消极气氛和对于“一国”的集体无意识抗拒，甚至只讲“两制”，少数人更追求实质上的完全自治乃至城市主权独立，归根结底，其实是与“一国两制”自身过去的消极实践脱不开关系。

最近以来，香港的周末常常是在暴力抗议活动的混乱中收尾，示威者愈发离经叛道的泄愤举动，已让更多香港人开始不再同情，并为此类行径感到忧虑。（AP）

不可否认，在“一国两制”制度的区隔之下，过去这些年来，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关系张力十足，香港针对内地人、物、事的紧张情绪总是存在。与此同时，在另一个维度上，政治空转、街头抗争、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看不到解决的希望等，也在将香港人心越推越远，自回归后，香港经历了几次政制改革，原本能让港人循序渐进适应并最终有序参与民主的政治预热方案，最终被急躁的政治反对派摧毁，2014年的占中运动更彻底击溃了京港之间的政治互信和协商空间，导致民主普选进程陷入停顿，更令港独和自决思潮自此开始抬头。

于是，从近年来诸多针对香港管治的政策中，可以发现，北京对于“一国两制”的诠释、界定正在发生转变。看到了制度隐患及其蔓延趋势的北京，正在努力纠正过去对于“一国两制”解读的偏颇，以正视听，这意味着，香港过去“井水不犯河水”式的近乎完全自治状态，未来将被改变，那种对于“港人治港”的随意解读和政治虚拟感，也终将沦为往昔。这件事迟早会发生，毕竟香港已越来越习惯将国家释出的善意关在门外，这种不加掩饰地对抗国家执政党，并抗拒在整个中国的发展蓝图中扮演角色的政治气氛，甚至连必要的去殖民化、转型正义都万分抗拒的社会心态，目前为止已经破坏了许多原本可能的创举。于是，强调香港的中国属性，并加强香港与内地城市的通联及一体化，早已具有了非常充分的理由。

眼下，香港局势发酵至此，再单纯着眼于反修例冲突本身，已经毫无意义，还会错失对这场运动本质与原因的进一步深入认识。怨、怒、戾气以及街头暴力，甚至是港独分离主义的爆发，若究其原因，有港府治理能力的严重不足、也有乌合之众的愚不可及、更有外部势力的推波助澜……但其根源，还是出在了城市内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上，而若进一步深究这些矛盾在回归后仍能继续不断产生和积累的原因，则又指向了回归后一直奉行的消极“一国两制”策略。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既精炼而又充满智慧，但现在，它却意外因为“一国”和“两制”的内在张力，成了香港社会产生误解和冲突的基底之一，不少香港人甚至产生错觉，误以为与内地、北京方面乃至国家命脉的全然机械区隔，才是“一国两制”的真谛。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政治考量，香港回归后，北京治港策略一直倾向于整体不干预，在管治结构和理念上都未能及时推进脱殖流程和相应的转型正义，消极、区隔特质明显的政治俗语“井水不犯河水”，即是过去多年治港路线的写照。

这种强调区隔的消极治港路线，至少酝酿了三个方面的治港失误。其一，是对“一国两制”的认知与实践陷入形式主义。在回归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各级治港工作都未能以辩证方式认识、处理“一国”与“两制”之间关系，实践中，则片面强调了“两制”区隔和差异，即轻忽了殖民历史对香港制度及人心的形塑，又轻忽了回归后对“一国”在治理实践和思想认同上的形塑，让“一国两制”的政治理解陷入僵化对立。

表现在治港工作中，便是治港这不能碰、那不能改，治港战略严重缩限。在此背景下，北京过度相信了港府官员的政治自觉和能力素养，却低估了殖民地时代对香港社会结构、港人国族理念与价值观的形塑和异化。这种对香港事务持整体不干预姿态，在治理结构和理念上也没能及时进行去殖化进程的政治实践，使得香港在回归后几乎全套遗留下了殖民地时代的社会治理范式结构和群众意识形态思想，绝大多数港人不能及时建立起新的国家认同，无处不在的恋旧、恋殖情绪成为了社会改革与发展阻力，让很多本该积极作为的社会政策一再浅尝辄止，甚至连城市应负起的宪制性责任也一再拖延，多年来落实工作毫无寸进。

香港这座城市的抗议传统，已经开始从最和平异变至最好斗，示威者与警察之间密集的对峙场面，令人们感到担忧。（Getty）

其二，消极“一国两制”使得部分官员个体的官僚主义，在香港惹来了难以磨灭的争议，并进而异化为香港社会对北京和内地的整体认识。在上述这些问题产生后，因为各类治港部门里的一些官员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及斗争式的个人政治色彩，他们缺乏对香港市民和本地主要异见政治力量的沟通意识，不仅将后者及其受众全然推到对立面，还激化了陆港两地的民粹声浪，意外地放大了港独和激进本土的影响。

一些官员并不了解“一国两制”的政治真谛，甚至违反了《基本法》规定跨境抓人；有些治港部门和个人不当地介入过香港本地日常事务，一次次惹来轰动全城的政治风波；有的则被香港商界成功围猎，常年以厚此薄彼、亲疏有别的做法对待建制和作为香港人口主体的泛民，间接加深了香港社会阶层的内部撕裂，并造成了极为不利的民间观感，使得本就复杂的陆港关系和“一国两制”，成了普通港人憎恨裙带主义的出气筒。

其三，消极“一国两制”还使官方未能及时纠正香港已经严重畸形的原教旨资本主义生态，任由城市在扭曲的民生现实中继续沉沦。尽管资本主义留下的城市恶象无处不在，但香港社会迄今仍普遍缺乏对其的批判性思考，港府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错误的路径依赖，深陷对自由市场的迷思而不能自拔。资本过度主导所形成的利益结构，造成了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不断扩大，民生矛盾更衍生出了一系列其他棘手问题，当中就包括政治冲突。

这三种失误交互作用，影响是叠加的，其使得香港过去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被继承下来，并在一次次社会冲突过后仍能不断积累，致使香港的内在矛盾冲突越趋激烈；而作用到陆港关系上，其也使得香港社会和内地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和北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政治互信严重缺乏，港独和激进本土趁势借妖风冒起，让本是充满政治善意与制度创新的“一国两制”不断被扭曲、被挑战；在分离主义势头更炽的台湾，“一国两制”甚至已成为台独政客借以鼓动民粹、捞取政利的抗统工具。

如今，香港和母体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催生戏剧性变化，对“一国两制”的原教旨僵守，只能让香港加速陷落到思路茫然的深渊，让每一寸帮助发展的举动最终都成为政治炸弹。这些非常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能正视“一国两制”需要应时而变来保持制度活性，而是继续任由陆港僵化区隔的倾向来对待“两制”，以此侵蚀“一国”前提，迟滞关乎香港长远发展的有机融合进程，又怎可能保证“一国两制”的良性运作和香港的持续繁荣自由？

也因此，面对这样的现实，北京当前的管治风格转型，便可谓十分及时，且具备了充分的必要性、必然性。香港的回归必须是全面、彻底的，必须要把握住主动权，而不只是政权象征和某些形式上的，“一国两制”的实践也绝不能再是消极、区隔甚至是被动不堪的。

反修例示威走到今天，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暴力破坏和分离主义色彩，反修例诉求反倒成了行为正当化的外皮。（Reuters）

站在历史与宏观的视角，必须认识到，“一国两制”不是中国外交胜利的产物，也不是仅仅停留在形式上或行政上的肤浅之意，而是要彻底将七百多万港人完全融合到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过程，是一个“百年育人”和国家重塑的过程。若拓宽视域，便不难发现，在世界不断发展的千百年进程中，香港叙事亦不难发现类同者。某种程度上，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种“一球多制”的存在。纵观全球现代文明的发展史，从上古的城邦合纵连横和吞并壮大、到国家梯队之间对于社会制度的择取站队，再到各式大小国际联盟的聚合落成，甚至是今天欣然蓬勃的全球化贸易局面……无不是向按照社会单元由小至大、由分至合的历史发展路径演化，这之中，融合成功的典范不胜枚举，欧盟、东盟这些政治联盟体的存在，清晰地印证了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和利益体之间，是完全可以通过协议等不同秩序方式来加深交往、互利共赢的，也恰恰是如今，英国慌不择乱地脱欧状态，就是区隔给予的最大捉弄。

回到香港的“一国两制”，其规定的“五十年不变”，绝不是说“一辈子不变”，或什么都不变，任由“区隔”、“强制不变”等作祟，使其依赖惯性盲目发展。相反，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应该被充实进治港实践。如果说做个比喻，那么“两制”就好像两性关系中的男和女，他们是融合的，而不是区隔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体的，唯有以此前提，其才能成为更蓬勃发展的起点。然而，就像并不是任何一男一女都能够随意融合那般，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态之间，同样也应先成为相互尊重的两方，认同的两方，共同努力，寻找共性，互补不足，为大家的共荣、共辱建立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一个易被忽略的概念需要认清，那就是即便在积极“一国两制”的认知框架里，我们也同样要尊重并守护“一国两制”下的“不同”，而较过去消极“一国两制”的最大不同在于，积极“一国两制”是以消除“对立”的存在前提。存续“不同”，消弭“对立”，正是积极“一国两制”要践行的政治目标，过去出现差异的消极“一国两制”，就是因为未能把握好此二者之间的关系，才使得“两制”间充满了各种歧见与冲突，而这些冲突与矛盾，本不该附生于“两制”的“不同”之上。

必须认识到，“两制”不是要斗争，更不是要区隔，甚至是极端臆想下的“老死不相往来”，它只是社会“不同”之处的一系列现象汇总，更前瞻地说，它只是一个过程，目的是为了最终走向社会融合的终点。这个所谓“终点”，并非一如部分港人所惶恐的“彻底统一”或是“无差别的社会状态”，就像前述那个“男女”比喻，男人至死也是男，女人至死也是女，社会融合的终极形态多如繁星，对此的想象从来不该如此极端及狭窄。

香港当前的抗议活动中，还兴起了一种带有焦土政策色彩的行动趋势，这让城市的部分地区频繁变成战场，防暴警察不停地应对着打砸与破坏。（Reuters）

由于历史原因，香港现阶段仍需要行使另一种社会制度和生活模式，容许这种情况的延续，既是承认历史，更是让回归和融合过程能适应中国的发展，但它的本质依然是融合和回归，而不是任何其他内容。需要指出的是，陆港社会融合的演进是种个体的演进，但在更广域的大中华体系框架下，中国所需要的集体融合演进，就需要其能包容不同的演进路径。在全面完整的“中国的演进”这个叙事中，关键之处，即在于其如何能更好地包容不同社会组成部分的独特演进。大陆已经用其70年来、尤其是近40年来的独到制度，上演了自身整体的演进模式，接下来，对于台湾，其同样可以有另一种包容并蓄的演进模式，同理，香港和澳门也可以同时步入类似的演进模式，这些地区最终将呈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坚固整体的演进历程当中，但它们各自个体之间的差异，同样并不会为此而消灭。当然，不可否认，作为大中华地区中皆不可忽视的几股重要社会单元，陆港澳台在相互的作用与交往中，它们之间也必然会影响彼此，若是从这种视角产生某种社会共性的扩大，无疑是自然可信的且符合客观规律的，但我们不能说，其因此就要让单独个体完全失去个性来作为代价，这样想象未免太过极端，也不符合对于历史规律和社会学发展的客观认知。

今天，“一国两制”终于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辩证的转型关口，唯有对管治理念从头至尾地进行一场化传统为现代，化区隔为融合，化被动为主动的深度改良，才能真切认识到，保持香港制度模式的关键之一，同样即在于融合过程中坚持强调发展香港的政治独特性，而且，这恰恰符合积极“一国两制”的概述。但显然，在过去的治港实践中，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一点，更没人原意专心研究这背后的深层内核。过去，北京在治港过程中的确缺乏精准认识，导致了过去22年的错误政策，加上一些在地行政官员对于“一国两制”日渐扭曲的“左倾与右倾”成分都有的管治方式，甚至因为被侵蚀了的政治道德，让香港问题已变得日趋严重，进而产生了今日困局。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陆港社会融合，是指在保证各自制度的完整性得到保障和发展的前提下的融合，它应是发挥各自优势的一种融合，而不是盲目的融合。既然香港正在并仍将实行“一国两制”，陆港两地的融合就更容易被理解。就以深港同城化为例，它根本不会改变香港人和深圳人之间的身份差异，亦不会改变他们的社会权利，但两者之间将会更紧密发展经贸和人文关系，并且共享同样的国家认同，在更广泛的粤港澳大湾区之内也是同样的道理——而这，也正是积极“一国两制”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