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蒙面法】示威尽失理性 良愿歧路亡羊（图）

最近数天，香港不同地区接连发生各式各样暴力，港铁设施、商铺、银行、警局或议员办事处纷遭纵火破坏，可谓满目疮痍，令人怀疑这是不是香港。这些行为说明，我们的社会秩序已严重失控。港媒“香港01”认为，对暴力行为必须严厉谴责，政府与各式具影响力的社会人物同时要积极采取措施为民怨降温。示威者与市民也该自我警惕，无论当初有多么善良与正当的诉求，抗争行动一旦发展成自我中心，做一些与自己所信奉社会价值与理念互相矛盾的事，只会适得其反。

历史上不乏群众运动劣化成暴民政治的事例，大家也许觉得用这四个字形容当下香港的情况是危言耸听，大家也对我们这座高度发展城市的文明充满自信，但历史也不断警愓我们，任由暴力行为主宰社会运动，最终不单不能争取到想要的东西，反而可能把社会变成一个大家原本不想要的怪物。当暴力破坏似乎成为示威的常态，社会大众应该扪心自问，是任由少数人“劫持”，还是摆正心态，让彼此有走出困局的喘息之机？

港府定立《禁蒙面法》后，暴力不断升级。（Getty）

纵观历史，群众活动并非走到最后就必然会“变得更好”。在西方被称为“哲学之王”的柏拉图便曾对民主变质作出过尖锐批判。柏拉图出生于实行民主体制的雅典，然而雅典式民主没有保障到什么，他只目睹了雅典人利用民主暴政随便处死包括他老师苏格拉底在内的政治异见人士、疯狂的民众一步一步带领雅典走向败亡，最终在公元前404年被宿敌斯巴达打败。

柏拉图在《理想国》归纳了一个简单道理，当民主政体将民意化为绝对价值时，失去秩序和纪律，阶级陷入矛盾无限放大、民众互相仇杀、敌视，既有的社会秩序无法运作，此时有心人正好可以利用机会，无论这个人最初是以民众支持，又或是以镇压乱局为借口而崛起，都会获得超然的权力，不合理及随心所欲地统治。按柏拉图所形容，这就是潜主政治（Tyranny）。

“潜主”（Tyrant）一词来自于古希腊语，原是指一些通过民众混乱及失序局面而得到本不属于他权力的统治者。由于这些潜主为了维持其权力，会通过各种方式打压异见者，实行恐怖统治，故此现代将其翻译为“暴君”不无道理。虽然柏拉图所提的理论并非什么永恒真理，例如在古希腊某些潜主的风评亦不错，实不能一概而论。不过柏拉图所指，当群众失去秩序、随心所欲地放任而为时，便有相当大的危机，却也点出了部分真理，值得认真参考。

群众失序而有心人利用之的情况，最终都有可能演变成民众当初所不欲看见的局面。历史上有两个不同的例子，值得我们反思。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欧洲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也常常被认为是民众战胜专制的圭臬。不过我们不能忘记，在大革命成功后，民众推举的政府得到异常权力；1793年“革命裁判所”成立，以“反革命”为口实大肆捕杀贵族、教士、或是异见人士，民众将激情无限放大，社会陷入失控。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被后人称为“恐怖时代”。当初法国人民发动革命提倡平等友爱，最终演变成恐怖时代，相信不是他们原初的“良好意愿”。往后的拿破仑同样也是借着人民拥戴而成为独裁者，最终甚至称帝，也是大大出乎了原初建立共和的“良好意愿”。

另一边，德国在一战战败后，受尽了苛刻的战争赔偿，民众对威玛共和感到失望，将手上的票投到纳粹党上。纳粹党将国内大部分的问题和矛盾，用简单化的概念归咎于犹太人，这无疑令极端失落的德国人有仇恨和发泄的对象。纳粹政权迫害、残杀犹太人的历史，至今仍为世人所铭记。但我们也应记住，“历史上真正的”纳粹政权也是通过所谓的“民主”和民众支持得到权力，只是他们无视秩序、法纪，为心所欲杀害和破坏而已。

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用这两个极端历史事例比照香港，当然绝不对等，香港当前的混乱远远无法与它们相比，但从历史汲取教训不在于比对让更恶劣或更严重，而是认真反思如何避免社会走向极端。

就香港而言，确实不少人对于政府无能、警察行使过度武力感到愤怒。这些愤怒无处发泄、最终以暴力形式展现，也情有可原。但近期暴力示威已日渐变质，变为以武力打击异见者、商户，胡乱破坏公物、堵路、纵火。一些行为对他人构成生命威胁。示威者感到愤慨，但当暴力示威化身为相当之物，就“愈行愈远”。每个出发点都可以是善良的，但走不同的路却会到达不同的终点。到底我们用务实行动使社会变得更好，还是甘愿任由情绪控制，反倒成为所憎恨之物？

周五，政府宣布动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实施《禁蒙面法》。政府按法律所赋予之权力打击违法的暴力示威者，协助警方更有效执法，有其必要性。禁止在示威或非法集会蒙面的做法，在西方国家亦属普遍，但政府不应奢望靠一些强硬手段便可消弭民怨。暴力无助解决问题，这是相当清楚的结论，而无论政府或是示威者都该各走一步，深切反思。政府在“止暴”之余，应该更积极回应社会矛盾以消除怨气；而示威者亦应尽快冷静下来，反问一下是否甘愿变成自己口中最为憎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