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香港变不成澳门（图）

为纪念即将到来的澳门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北京方面早前举行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座谈会”。

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与中国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发言时，赞扬了澳门在“一国两制”以及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方面的成功，与此同时，也“提点”了香港。

香港、澳门这两座城市并不一样，与其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其实不妨可以专注于管理好它们之间的差别。（AFP）

无疑，随着香港社会多年积累的种种深层次矛盾，在近期集中爆发，“一国两制”的实践亦自然会受到牵连和质疑。

而澳门在处理“一国两制”上的表现卓越，主要是指其在履行“一国”宪制责任上的成绩，特别是立法维护中国国家安全，这一点，确实使香港相形见绌。

然而，港澳两地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香港要妥善落实基本法的要求，目前来看，的确存在着不少挑战，并非简单套用澳门经验就可克服。

港澳两地回归，香港在先、澳门在后。

澳门基本法，很大程度上是参照香港版本而制定的。所以，在比较港澳两地实践“一国两制”的成效时，无可避免地就要由两地如何落实为出发点。

“一国两制”中，“一国”是根，“两制”是枝。维护“一国”，必然是落实“两制”的先决条件——这也是正确理解为何北京方面同时强调“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基础。

澳门在认识“两制”对“一国”的从属关系，履行“一国”原则下特别行政区所须履行的宪制责任方面，的确做得非常充足。

澳门除了在2009年按基本法第23条之规定，订立自身版本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外，又积极在本地大、中、小学各阶段的课程中，加入基本法教育，主权回归二十年来，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香港这样，由与内地矛盾引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

因此，北京方面明示，香港要以澳门为师，也就不难理解。

香港回归后，曾试图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但在一片反对声中失败，自此，“23条立法”如同香港的政治敏感词，历届香港政府都没有政治能量来重启这一立法工作，中央也只能持续以相对宽松的态度应对。

这无疑使“河水不犯井水”的误解想法，在香港社会得到持续巩固，香港官员在梳理“一国”与“两制”关系时，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两制”与“一国”渐起的矛盾更视而不见。

结果就是，香港的“两制”渐渐变成了“一国”的对立面。

可以说，“一国两制”在香港遭遇抵制，香港社会本身固然责无旁贷，但北京方面过去曾长期用“放任”和“区隔”的思维处理，可能也是肇因之一。

不仅如此，澳门在各种意义上，其实都与香港存在着巨大差异，特别是在政治文化上。

也因此，澳门的成功经验，未必能直接挪用至香港。

以政治气氛而言，澳门在1966年著名的“一二三事件”后，政治左派其实就已掌握了澳门实权；反之，上世纪的香港六七暴动中，左派力量最终彻底失利，港英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推动了强有力的社会改革，又为香港社会的政治运作增加了大量民主元素。

殖民经验的不同，也使两地对于“一国”理解和适应程度上，有显著差距。

甚至，再以社会经济而言，澳门与香港也可谓是天差地别。从经济角度而言，澳门地少，经济活动依赖内地，且产业极度单一，而仅论该城市的赌博业，开放赌权后，赌场贵宾厅的主要客源又都是来自内地。

相较之下，香港号称“国际都会”，虽然经济活动也与内地息息相关，但对外经贸的活力，与澳门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上述种种差异，都注定使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上的成功经验，无法简单移植到香港。

不可否认，港人的确珍惜“一国两制”，北京方面也已表明，这将是一项长期国策，使“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至远，一定最符合北京与香港双方各自的利益。甚至可以说，能否成功落实“一国两制”，让港人和北京都从中满意，正是检验这项制度创举是否成功的指标。

此外，北京也希望“一国两制”将来能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那么，香港的经验，就无疑比澳门更为重要。

因此，要克服“一国两制”在香港遭受的严峻考验，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而是“如何能”。

这值得所有关心香港事务的各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