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医院伤医事件：成为陶勇有多难？听北医97级校友来讲述（组图）

1月20日下午，朝阳医院发生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暴力伤医事件。一名男子拿着菜刀，在门诊楼内砍伤了三名医护人员和一名患者家属。受伤最严重的眼科主任陶勇，是国内少数主攻葡萄膜炎的优秀眼科专家。在北医97级校友眼中，他做事效率高、医疗开创性强，性格又平和，从未放弃过一个患者，却没想到竟遭遇这样恶性的伤害。

陶勇被砍伤的消息传来时，震惊、难过、寒心……这些词语似乎都不足够表达我们的感受。我们北医97级的大群里有300多位同学，事发一天多了，大家眼泪流了不少，但没有一个人会问一句：陶勇为什么会被砍伤？在我们的印象里，还有几个比他对医学更有热情、对病人更好的医生？这是所有认识陶勇的人的反应，他没有任何理由被病人这样对待！他是那种对病人不耐烦的医生吗？不是。是那种与病人沟通不顺畅的医生吗？不是。是对病人的需求视而不见的医生吗？不是。是医术不够高超的医生吗？不是。他原来在北大人民医院手术室的护士们，听到消息也哭，不能理解这么一位投入的医生，怎么被如此对待？！

对我们学医的人来说，有句话叫“金眼科，银外科”，要当一名眼科医生，要求是相当高的。陶勇主攻的葡萄膜炎，对眼科医生来说是个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是一个没多少眼科医生愿意关注的领域，精力投入多，还不容易看到非常明显的治疗效果。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病人呢？葡萄膜炎一般是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易得的并发症，比如严重的糖尿病患者、做过骨髓移植的白血病人、艾滋病人。这些人在长年就医之后，家庭经济条件也往往不好，陶勇非常同情这些病人，几乎是不拒绝病人的。他做了很多人不愿意做的选择，没想到碰到这样恶性的伤害。

我们都是1997年考上北京医科大学（简称“北医”，现在全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北医那时的录取分数相当高，其中又以临床医学专业的分数最高。陶勇是97级四班，班上40多位同学，一半是北京考生，一半来自全国各地。北医的临床专业，在一些省份只招一两名学生，陶勇从江西省考来，他是1980年出生的，全班年龄最小。

他是个性格很乐观的人，一开始像个小弟弟一样跟着同学们，非常容易打交道，但是很快也显示出他是个很有天分的医学生。刚上大学，多数同学都觉得该放松放松了，第一次班会，班主任提醒大家，要为大学五年做个规划。当时陶勇就念叨，自己一定要保研。这话说起来容易，但是要持续五年不断努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大学的五年，头两年半在学校学习，在医生实习。陶勇的学业和在北大人民医院的实习都很优秀，本科毕业如愿保研读眼科的，临床五年制医学生里应该也就他一人。全国顶尖的眼科专家姜燕荣和黎晓新老师都很认可他，后来成为了陶勇读研和读博时候的导师。

一个优秀临床医生的成长，是一个特别缓慢的过程。教科书上讲授的是死的知识，人体是千差万别的，是动态的，是充满不确定的。一个临床医生，不可能停止学习和探索。陶勇在北大人民医院工作了很多年，北大系统的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医生的职业压力是多重的：临床上看好病人，科研上有所创新，同时要承担教学任务。我们有的医生同学，当了妈妈后，说孩子三岁之前，她忙得没跟孩子说过多少话，这一点不夸张。后来她不在临床一线了，才有多一点的时间陪孩子。我们同学里做外科医生的，值完夜班后直接上手术台，是很常见的事情。

医生是个很勤奋的群体，即使大家很努力，以我们目前40-42岁的年纪，能在SCI上发表三五篇文章，能够成为副主任或主任医生，就是不错的成绩了。陶勇的成就特别突出，他头些年就已经在SCI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他的研究和医疗的开创性非常强。同学们觉得他很不可思议，他做事情的效率非常高，寻找突破点的能力很强。

现在全国葡萄炎方面的专家很少，但大的治疗思维仍然是用激素对抗炎症。陶勇的研究思路是不一样的，他通过眼内液的检测，实行更精准的诊治。目前在医学上，要查出葡萄膜炎的具体的致病原因是很困难的，需要筛查掉很多因素，一项项检测做下来，费用可能不低。陶勇怕病人负担重，他也找公司合作，希望能降低试剂盒或仪器检查的费用。他希望做出像“血常规”检查一样简单有效的测试方法，让以后的葡萄膜炎病人，快速找到致病原因。用激素缓解症状，病情很容易复发。陶勇是个能驾驭全局的人，他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的水平都高，实施一个新项目的能力也很强。

陶勇的性格非常平和，我们同学里有任何眼科方面的咨询、看病，他即使非常忙，也会及时帮助大家。我们有同学去过他的诊室，病人多到涌到他办公桌前，他不得不看一会儿病，站起来维持一下秩序，一遍遍地劝说：“大家出去好好排队吧，这样轮到你们看病的时间还能早点儿”，说完了接着进行精细的眼科诊治操作。他把病人服药的方法、复诊的时间用机器打印出来，一一交代给病人。如果病人需要的药，他手边刚好有这个药的试用装，他会给病人，省得人家又楼上楼下地跑。他只和关系近的同学提过，他为病人贴钱做手术的事情，他说总不能眼看着病人瞎掉。

对于陶勇这样的医生来说，医学是生命里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别人不想做的研究他做，别人不接的病例他接。如果他从自己的利益着想，多做一些“短平快”、见效好的眼科手术，不仅病人高兴，自己挣钱也多，难道不更舒服吗？需要承担不确定性风险的事情，还有多少医生愿意去做呢？现在坚守在公立医院里的优秀医生，实际上很让人佩服了，工作量大、责任重、收入还不多。他们如果要转去其他医疗机构，是很轻松的事情。

陶勇在一次发言中，说起他2009年作为首都眼科专家，参加中华健康快车的公益扶贫行动，回到江西老家为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有三个月的时间，他和其他医生吃住在一列火车上。有一个驼背特别严重的王阿婆，白内障特别严重，身体情况也不好。本来陶勇拒绝了给她做手术，但老人希望恢复一些视力，给自己做件寿衣，安安心心面对死亡。陶勇被打动了，找来半米高的垫子给阿婆垫腿，因为严重的驼背使她无法平躺。老人第二天视力恢复到0.5，用几天时间给自己做了件寿衣，缝了两个口袋，一个口袋装着去世丈夫和儿子的照片，一个口袋装着她出嫁时母亲给的梳子。手术完一周，老人就安详过世了。“老人之前特意让接洽员谢谢我，谢谢我帮她找到回家的路”。

陶勇就是为这样一些病人感动着，激励他去付出更多。他说过：“在我治疗的患者中，有身无分文、只能睡在北京西站候车室的眼部恶性肿瘤儿童，尽管双眼已经被手术摘除，他仍然感恩医生没有因为他贫穷放弃他，内心没有哀怨，健康成长着……在我治疗的患者中，有煤矿瓦斯爆炸、在家是顶梁柱的眼外伤工人；有艾滋病患者，也有死刑犯。这些人，有些能治好，有些效果不好，但我从未放弃，患者都心存感激……”

一个四十岁的医生，正是职业生涯进入黄金期的时候。砍伤医生的人会受到法律惩罚，但这也弥补不了我们的损失。如果陶勇不能继续做手术了，一些疑难病症的患者，可以说就得不到合适的治疗了。有些领域的眼病，如果陶勇说病人治不了，病人就没有其他医生可以去找了。这也是为什么陶勇基本不拒绝病人的原因。他在带领同事们做的公众号“Uveitis葡萄膜炎”上还写着，“欢迎大家1月22日来听我讲课”，他为了工作是一刻不得闲。

我们顶级医疗系统培养出来的优秀医生，在全国也是某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就这样被丧心病狂的人严重伤害了！这一刀刀不只是砍在陶勇身上，也是一下一下，砍在我们身上，砍在我们心上。也是砍在所有人身上，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医生在工作的时候，本来就是在战场上，但我们的战斗对象是疾病，不是患者或家属。如果一个好医生，被这样残忍地对待，我们以后还有优秀人才学医吗，还能有更多好医生吗？

作为同学，我们希望陶勇过得好就行，接下来不一定非得当医生了。可是北京同仁医院被病人伤害过的徐文主任，如今还在临床看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