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台湾大选：言论自由下的不自由（组图）

2020年总统大选落幕，寻求连任的蔡英文以逾265万票的差距、破纪录的817万余票，击败韩国瑜与宋楚瑜，顺利开启第二任期。选举过程里，由于两岸关系的紧绷、“习五点”中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及香港“反修例”事件，使蔡英文主打的“亲美抗中”策略能够得到回响。

然而，民进党政府为展现“抗中”意志，不但推出“国安五法”、甚至还在蔡英文要求下于2019年的最后一天强行三读通过颇受外界争议的《反渗透法》。另一方面，彼时还担任蔡英文竞选总部发言人的立委林静仪，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在武统的前提下主张两岸统一，有叛国之嫌”，此话一出外界哗然，就连蔡英文与赖清德也立即澄清，声明尊重各种言论与主张。

但回顾这几年来，因为在个人脸书、line中发表特定言论，而被遭检警约谈的案件，有大幅增加趋势；但这些言论不是宣称要杀人放火，可能只是质疑政府的某些作为，却招来警察登门拜访。

回想过去，戒严时期的台湾社会，民众被政府教育成要“反共”，“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检举匪谍，人人有责”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的共同生活经验。很多人往往只是多看了一眼“匪书”，或不小心讲了一句批评政府的话，隔天就“被消失”。

那时，民众根本遑论何谓“言论自由”，再加上白色恐怖时期特务与警察单位的天罗地网，社会大众往往对时政噤声，管不住自己嘴巴或笔杆子的，十之八九都遭受过牢狱之灾。

即便解严后，言论的压制仍未能跳脱出过往的窠臼，所以才会发生1988年郑南榕因在《自由时代》周刊上刊登许世楷的〈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竟被控涉嫌“叛乱”，最后拒绝被警方拘捕，甚至自焚身亡的惨剧。当时，郑南榕认为“台独”应是《中华民国宪法》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他主张“全面的言论自由”，其自焚之日，在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被定为“言论自由日”。

“因言获罪”，所谓的不当言论多被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以下称社维法）送办，依据的则是该法第63条中所规定“散布谣言，足以影响公共之安宁”。然而，2013年民进党在野时，立委刘建国还曾提案将《社维法》第63条中的“散布谣言，足以影响公共之安宁者”从处罚对象中删除，以确保完全的言论自由，当时并有16位民进党立委联署。

但自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以来，因“散布谣言”违反《社维法》并且获裁定的数量，近10年来成长将近20倍；自蔡英文上台后，相关违法获裁罚之案件从2016年的24件、2017年的31件、2018年的59件，直至2019年的123件。

其实，司法院大法官过去也曾对何谓“言论自由”、为什么要保障“言论自由”作出解释。在〈释字第364号〉中，大法官认为，应保障言论自由的理由不外为“反映公意强化民主，启迪新知，促进文化、道德、经济等各方面之发展”。

〈释字第414号〉中，大法官也表示“言论自由，在于保障意见之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信息及自我实现之机会”；而在〈释字第509号〉中，大法官强调，言论自由具备“实现自我、沟通意见、追求真理及监督各种政治或社会活动之功能得以发挥”的功能。由此可知，在不危及例如“个人名誉”、“隐私”及“公共利益”时，言论应受最大限度的保障。

但是，呈现在台湾社会面前的，却是过去高举“言论自由”旗帜、把郑南榕当作神主牌膜拜的民进党政治人物在主政后，因所谓“散布谣言”获罪的人数反倒倍增，其他未获裁罚的数量更是激增。

虽然民进党在选前曾表示，刑事局2019年共受理289件“假讯息”案，其中关于韩国瑜、蓝营的共91案，剩下近200件都是针对绿营，看似绿营受伤其实更重，但问题核心不在于蓝绿哪个阵营被查水表查得更勤，而是为什么在“言论自由”几乎已为全民共识的当代台湾，仍会有那么多言论受制的案例发生？

“言论自由”的尺度何在

当然，必须理解并承认的，“言论自由”绝对不能无限上纲、它也绝非毫无边界，不然法律中就不会存在“诽谤罪”、“妨碍名誉”或是“公然污辱”等罪名。就连自认为最自由民主国度的美国，对于某些较为“偏激”的言论、网站也会毫不犹豫地下达禁令，更重要的是，“言论自由”虽号称是“普世价值”，但不同的文化与社会，对“言论自由”就会有不同的诠释，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言论自由”也必须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主政者较认同“台独”，所以赞颂“台独”、高举“台独”大旗就没问题，但同时间却恐吓民众支持统一可能叛国。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明确写道“为因应国家统一前”几个大字，当宪法都写了，却有人说支持统一是“叛国”，不知道如此的标准究竟该如何定义？

从民进党的相关言论、以及前述“因言获罪”案例遽增的现象可以看出，什么是“言论自由”，或是宪法所代表的意义，执政者似乎处在一种可以“自我”或“任意”解读的氛围中。对己方有利的就拿来说嘴、高谈，与自己不同意见、与现行政策路线或意识形态有所悖离的，就可以上纲到国安问题、藉此声称拒绝大陆的渗透。

就算不去深究《中华民国宪法》的理论背景或架构，单单从“为因应国家统一前”几个字来看，民进党一直以来都乡愿似地刻意忽略之；但当外界提醒民进党这几个字的存在，民进党人从来也只会打模糊仗。尽管在立法院中单独过半，民进党也不愿、或不敢挑起修宪工作，把最碍眼的这几个字、以及对领土的规范一并清理干净。说到底，民进党应该也要为这种窘境负上一点责任。

再者，宪法在没有调整修改的情况下，追求“国家统一”是必然。既然是必然，那怎么会支持统一反而变成叛国？ 更何况，希望两岸统一，与大陆要不要武统台湾，本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民进党一连串的举动，难不成是要对台湾民众做思想检查？再加上之前赖清德、卓荣泰等人都说民进党“反共不反中”，也难怪外界看现在的民进党，与戒严时期的国民党似乎越来越像。

当一个教授因为发表与执政者相异的意见，而在一年后遭检警约谈；当民众对《反渗透法》有所质疑，在个人脸书上抒发意见，也可被警方移送。以此对照过去绿营在野时所要求的“完全言论自由”，当前台湾社会的“言论自由”边界，更像是由执政者所制定的。然而，这不禁令人质疑，此种专属于某人、某个党派、或特定立场的“言论自由”，究竟还称不称得上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