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疫情结束之后，希望所有医生都可以被善待（组图）

新型肺炎疫情发生期间，

纪录片《中国医生》不动声色地火了起来，

播出仅20天，豆瓣评分就高达9.3分。

摄制组用长达一年的时间，

跟拍了中国6家大型的公立三甲医院里

20多位医护人员的生存现状，

不摆拍、不渲染，

做到了百分百的真实记录。

在被拍摄到的医生中，

有三位目前正在武汉的一线战斗：

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何强副院长、四川华西医院ICU的尹万红医生、西交大第一附属医院的施秉银院长。很多人忽然意识到，医生们在疫情一线的奔波忙碌，才有了大家的健康平安。有网友给《中国医生》留言：

很幸运，中国总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护着。

我们对总导演张建珍做了专访，她说：“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之下，他们真的是在徒手抢救，我更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

所有医生都可以被善待。” 

图片来源 赵医生

2020年初，刚上线没多久，《中国医生》在豆瓣就有2800多条短评和77条剧评：

“加油，中国医生” ——  万裕哥哥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中国医生》来得正好。” ——  Sellynn

“中国医生：苦不怕累不怕，就怕被忘记我们也是普通人。” —— 弓长小初 

“看一集就哭了，中国医生太难了……” —— 表姐电影

《中国医生》，是国内第一部以医护群体作为主角的大型医疗题材纪录片。据统计，中国医院每天会有2000万人就医，但医生却只有400万左右。

张建珍导演说：“中国医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生能承受这样的压力。”

摄制组将镜头对准了中国6家大型的公立三甲医院，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纪实拍摄。每家医院见过的医生基本在30位左右，每位都要从头到尾地采访一遍，最终选出3到5位进行拍摄。最终拍摄了20多位，有世界顶级的医学专家、有仅28岁的年轻住院医生，还有普通的护士……绝大多数是三、四十岁的医生，因为他们是中坚力量。

 很幸运，

 中国总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护着 

孙自敏，是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她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脐带血移植中心，单中心脐带血移植数量目前全球领先。

孙自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内科主任

截止到2019年，她带领团队一共完成了1200例脐带血移植

在1990年之前，整整15年孙自敏没有救活一个白血病患者，她觉得医生没办法干下去了，因为支撑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是成就感。就连她的大学同窗同学，也死在了她的科室。最终，她却凭借惊人的信念和毅力，攻克了白血病。

邱勇，南京鼓楼医院骨科主任同时开设5个诊室

巡逻式地看病，在国内绝无仅有

邱勇，在法国学习、工作了8年后，毅然放弃法方提供的高薪职位，回到了南京鼓楼医院。“作为中国的医生，我更想为中国的病人看病”。为了能给更多的患者问诊，他在医院同时开设了5个诊室，巡视式地看病。最夸张的一次，是他在一个400人的礼堂里问诊，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很多病人光挂号就排了2个月，最终发现医生只给看了30秒。张导说：“像邱勇这样的医生，其实是依靠卓越的专业性，非常高效地对病人做出诊断。”

王东进

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号称“心脏上的拆弹专家”每天无数次往返于四楼和七楼之间王东进，也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医生，他所做的主动脉夹层手术，是危险系数极高的一种手术。如果抢救不及时，主动脉夹层的致死率高达50%以上。因为常年进行手术，他的身体并不好。王东进很担心：“心脏外科的医生必须得身体好，身体不好，站台站不住是会被淘汰的。”

图片来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宣传部

目前，正在武汉疫情一线的尹万红医生

仍在武汉疫情一线的施秉银院长

图片来源：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宣传部另外，纪录片拍摄到的医生中，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何强副院长、四川华西医院ICU的尹万红医生、西交大第一附属医院的施秉银院长，此刻全部在武汉疫情的一线“战斗”，施院长是国家卫建委组织的第三批奔赴一线的专家之一。有网友给《中国医生》留言：很幸运，中国总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护着。

 不摆拍、不制造矛盾，

 跟拍20多位中国医生的生存现状 《中国医生》从2017年10月份开始拍摄，每家医院历时1个月。进入到后期剪辑以后，又补拍了好几次，最终的素材量竟达到了3000多个小时。

张建珍，《中国医生》总导演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这是张建珍导演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此前，她一直是一位影视研究学者。做了多年研究之后，她决定自己干。

张建珍（右一）与父母及妹妹、姐姐的全家福

2000年，摄于山西大同家中

2008年，她的双亲曾先后被查出癌症晚期，这让她有了在北大医院整整一年的陪护经历。和每个病患家属一样，张建珍亲自查阅资料、论文，一知半解的地方就主动求助医生。每天早晨8点，主任医师查房在病床前停留的那1、2分钟，是她一天中最期盼的时刻。

父母去世后，她提交了一份医护题材的影视拍摄方案，最终从浙江卫视向社会征集的500个方案中脱颖而出。

镜头全部是跟拍的，张建珍的原则只有两个：第一就是真实，第二是不渲染、不夸大。“这是我想追求的一种叙述方式，不会为了制造冲突和矛盾，而去渲染一些情感。可能大家会觉得平淡，但事实上它是波澜起伏的。”纪录片最初的名字是《医心》，但张建珍并不想强调这一点，播出之前她主动提出了修改。

 拍摄难度最高的区域：急诊室 这部纪录片一共有九集。拍摄到了肿瘤科、妇产科、血液科、麻醉科、ICU……几乎涵盖了医院的大部分科室。而急诊科，是所有拍摄中难度最高的。说服病人及家属接受拍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九集纪录片，沟通的病人不下上百位。而到公立三甲医院看的一般都是重病。病患及家属本来就低落，还要接受媒体拍摄。张导说：“在医院，被拒绝才是常态。”

每到一位家属，王军就会沟通一次病人的救治情况，同时还要照顾到家属的情绪，急诊室的特点是突发性，很多病人送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光是如何把这种情况告诉家属，急诊医生每天会进行许多次的判断和抉择。”

97岁老人从两米多高摔落20多分钟后才被送到王军所在医院的急诊室南京鼓楼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医生王军，就碰到过这样的难题。一位97岁的老人从两米高的地方摔落，在急诊科抢救的过程中，心脏骤停了数次。王军觉得抢救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仍不断地要求医护人员进行胸部按压，直到老人的家属全部到场，自己更是不停地给家属解释病情的变化。即便医生已经知道不可能了，但在目前这种医患关系下，还是要做出最大的努力，家属心里也会得到稍许的安慰。

王军沟通后，家属仍坚持给老人插肺管。

还有一名因为肺癌导致呼吸衰竭的老人被送到了急诊室，几乎无法救治。当时王军建议不要采用创伤性治疗再增加病人痛苦，但家属仍坚持给老人插肺管。王军说：“我没办法替家属做任何选择，但如果换做我，我希望他可以有尊严地活着。”急诊室的拍摄需要蹲守，病人突然来了，只能赶紧跟拍。每次拍完之后，张导都要求现场的拍摄导演询问医生病患的详细情况。“即便拍完整个过程，摄影师也不明白医生究竟做了什么。因为除了医生，所有人都是外行。如果只是拍了一个流程，就毫无意义。”

 急诊满意度最低，只有不到50% 最初设定的拍摄，以危重病例优先，为了显示医生起死回生的高超技艺和治疗手段。但随着拍摄不断深入，张建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凌晨送到南京鼓楼医院急诊科的肠梗阻病人，他已经89岁高龄。肠梗阻这种病症，做手术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进行身体检查之后，医生发现他还患有心脏病。如果不做手术，就意味着等死，如果做手术，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更糟糕的情况是，即便手术成功，术后患者仍需要在ICU里维持生命，平均一天的基础费用是2万，最后的结果也可能是昏迷不醒或因为并发症去世，人财两空。王军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告诉了家属。但家人商量了5个小时，仍然无法作出选择。

张建珍说：“生或死、是与非、进和退，每时每刻都在这里交织。医生显得更加冷酷无情，所以在对医生的满意度调查中，急诊最低，满意度不到50%。”后期拍摄的重点发生了转变，张建珍不再追求危重病例，而是把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病症本身可能很普通，但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又都不是小事，而每位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才是最关键的。”

尿毒症患者

最极端的是尿毒症。病人一旦得了尿毒症，每周需要到医院3、4次，每次就医4个小时，跟上班时间差不多。从生病开始，病人似乎就和医院签署了终身的契约。“人到了这种境地，就需要学会和病症和平相处。医生不仅仅是给患者进行身体的治疗，更多的是心理建设，只有心理健康了，病人才算得到了真正的救治。”这是张建珍在拍摄中明白的道理。

徐晔，是南京鼓楼医院烧伤科的住院医生，他今年28岁，刚刚博士毕业，也是纪录片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医生。他所工作的烧伤科，是一个非常“惨烈”的科室。拍摄中，一对老夫妻因煤气爆燃而导致全身烧伤，男患者老刘烧伤程度高达95%，因为家境困难，老刘的妻子被送回乡镇的医院，而他也从ICU送到了烧伤科。没过多久，因支付不起医疗费用，最终家人在没有告知徐晔的情况下，悄悄为老人办理了出院。

病人走后，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但学会理解并接受病人及家属的选择，是年轻医生必须学会面对的事情。

 最可爱的医生：

 如果我死了，就是在浪费国家资源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目前中国已知的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一种。因为发病突然，短时间内得不到救治就会致残乃至致死，很多大型医院都为此专门设置了绿色通道。河南省人民医院、国家高级脑卒中中心主任朱良付就是绿色通道的发起者。

他也是所有医护人员中，令张建珍觉得最可爱的一位。病人做手术之前，他会将可能出现的风险用手机录音；查房的时候，见到做了3、4次手术的小男孩，朱良付会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名医生……张建珍说，“他常常默认不到一岁的小女儿，将来一定会做医生。每天骑着电动车往返于家与医院之间，即便随时被叫到医院，他也乐在其中。”

拍摄医护人员背后的家庭，是原本就计划好的，这是不同于已有医疗题材纪录片的一点。张建珍说：“我不想把医生变成神一样的存在。既然是普通人，除了工作环境，他也有悲喜，有默默为他付出的家人，呈现这些很有必要。”朱良付的家庭很普通，作为医生的家属，他的太太、女儿和母亲似乎早已习惯了他在家中的角色。“大多时候，必须把这个人理解为他是不属于这个家的。如果没有这个境界，最好不要嫁给医生。”国家培养出一位主任医师，大约需要历经25年。朱良付说：“现在我44岁，很怕自己突然猝死，但我不能死，如果我死了就是在浪费国家资源。”

 84%的中国医学毕业生不想当医生：

 请善待医生 有调查显示，24.6%的中国医生一周的工作时间会超过80小时。医生也是猝死率最高的职业之一。英国曾设想改变国家的医疗体系，因为医生每天接诊的数量太少了。患者如果到公立医院看病，经常需要等3、4个月之久。他们想模仿中国医生的工作频率，却导致了全英医生的大罢工。

因为长期需要站台，王东进的颈椎状况并不好腿部静脉曲张，需要每天穿弹力袜才能稍有缓解有人评价说，中国医生看惯了生死却依然对生命充满着敬畏和热枕。在张建珍看来，他们是一群既感动又让人心酸的人：“这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医生也是普通人，为人妻、为人儿女。在疫情面前，他们冲在最前面，为什么？因为必须有人去做。”

张建珍也拍摄到了一些伤医事件，但在她看来，激烈的冲突、悲惨的处境，在整个医患关系中占比不足5%。“将疾病作为医患共同的敌人，一起克服困难的过程，更符合真实的状况。”张建珍认为，几年前很多媒体在医患事件的报道中是不负责任的：“医学本身是有专业性的，旁人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连基本事实都搞不清楚，一度把医生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对这一职业的基本信任。”

遗憾的是，医疗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之一《柳叶刀》发表的《10年间中国医学毕业生的培养与损耗趋势：全国性分析》的报告中说到，超过84%的中国医学毕业生最终不会当医生。张导说：“像我高考的那个年代，北京医科大学的分数比北大还要高。”但近些年，医学院招生的数量是逐年下降的。既不能降低招生标准，又不能解决医生的困境，是当下非常现实的问题。

近期，因为疫情的发生，朋友圈、微博……随处可见关于一线的报道，大众开始关注医护群体。但疫情结束，一切生活又会归于常态。张建珍说：“《中国医生》在这样的关口播出，也许是一种幸运。但我更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医生可以被善待。”

部分影像资料由《中国医生》纪录片团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