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都是医务人员，湖北籍澳洲留学生亲述：这两个月，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从12月底在听说新冠肺炎到现在，转眼间已经过去将近2个月。12月的澳大利亚还在被山火笼罩，当时我因为工作不能回家过年而沮丧；如今，城封了，航班停了，比山火更令人恐惧的病毒在我熟悉的城市肆虐。

家乡在湖北境内离武汉不远的小城，相比疫情中心情况不坏，但也不算乐观。

这一个多月以来，在海外的我和任何一个身在疫区的人一样：经历着担忧，恐惧，愤怒与悲伤；曾奔走在购买口罩的队伍里，曾盯着蹭蹭上涨的确诊数据放不下手机，也曾整夜合不上眼，然而心中依然饱含祝福和期望。”

2019年12月31日

“听说武汉有肺炎”

元旦前夜，我和朋友们聚集在一起跨年。准备食物期间，朋友的妈妈不经意提到“微信群里有消息说武汉发肺炎了”。当时朋友的妈妈正打算陪孩子过完阳历新年后回湖北，回程的机票也早早订好了。其实武汉有肺炎的消息已经在网上随处可见，但是并没说情况是什么样，因此有大批留学生还是选择回家探亲，也有大批回国休年假的工作人员。

交代一下背景。我的父母是在职医务工作者，且时常出入武汉。而我自幼体质较差，从小到大因为感冒患过三次普通细菌性肺炎（这类肺炎不会传染他人），加上妈妈曾在传染科工作，因此听说武汉开始“流行”肺炎那一刻，敏感的我感到情况不太好，当晚开始感到担忧。

聚餐过后，即使已经是澳洲东部时间夜里12点多，我还是赶紧给家人打了视频电话。电话里头，我叮嘱父母，不仅是不要去武汉办事，平时没事也不要出门乱逛了。

2020年1月9日

“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

1月9日，朋友圈里一位湖北媒体朋友转发了湖北广电新媒体“长江云”发布的新闻，讲了在1月7日实验室初步判定本次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

我也把这条信息转发到了朋友圈，同时转给了家人以及几位在武汉的朋友。家里人说知道了，家里一切都很好，还怪我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生活上。朋友则回复我说，上下班的地铁上人依然很多，武汉的街头没什么人戴口罩，大家还是一如既往。

2019年1月13日

“不论如何，不要去武汉”

男友在12月中旬就决定回家陪年迈的爷爷过一次年。1月13日男友抵达深圳，之后回湖南老家见爷爷。

曾在武汉念书多年的我们，各自都有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武汉。每次回去都会回汉与老友相聚，这次我担心男友在回家前会例行回武汉见朋友。离澳前，我打趣地跟他说：“回去后你想干什么都行，我不管；只有一件事一定要答应我：不要去武汉”。回到爷爷家后，我又每天在视频里跟他叨叨：“千万不许去”。

可能对当时很多人来说我的行为让人不能理解，但我满脑子只想着阻止所有人入武汉，提醒所有在武汉老朋友不要去人多的地方。我突然变得害怕失去，害怕任何一个我关心的人有所闪失。现在回忆起来，三番五次地给在武汉的朋友发送疫情信息“警告”大家，虽然讨人嫌得很，但也算值了。

2019年1月23日

“医务全员上班”

大年二十九，父母告诉我他们不休年假了，回到单位上班。这一天整个湖北省的医务人员都从节日的气氛里抽离出来，开始备战。

我很怕，但又不想表现出来。一再叮嘱他们做好防护措施，又询问是否紧缺物资。父母显得镇定，说不要紧的，他们不在发热门诊工作，相对安全，物资也很充足，一切都很好，不用担心。现在想起来，估计他们当时也很焦虑，只想安慰远在大洋彼岸有心无力的女儿罢了。

2019年1月24日

“我太难受了”

1月21日，在武汉工作的老友阿成开始休年假，踏上了武汉出发开往南昌的高铁。阿成说，当时武汉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地铁上，公交车上每个人都带着口罩；回家的列车第一次如此安静，没有一个人说话，不过还是有没戴口罩的小孩跑来跑去”。

没料到，1月24号，在她回家“屁股都还没坐热”的时候，武汉就宣布封城了。

阿成感到后怕，即使身体一切迹象健康，还是拿出大把的感冒药来喝，每天不停地拿酒精给自己的卧室和洗手间消毒，不停地量体温，一步家门也不敢出。

她在无助的夜晚找我倾诉，“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成这样，我太难受了，我忍不住，今晚趴在床上大哭了一场·····不知道武汉什么时候会好，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能回武汉”。

街巷冷清的家乡

不止是阿成，我也经历着难眠的夜。否则也不会在夜里三点，还读着她的消息。

1月25日

“路阿姨要抽去隔离病房”

这天，正在和朋友在湖边一家新开的新疆菜馆吃饭。满怀期待地点了大盘鸡，馕包肉，羊肉串。等餐期间，突然接到妈妈微信打过来的语音电话：“姑娘，赶紧给你路阿姨打个视频 。阿姨要抽调去隔离病房支援了，我和爸爸待会开车送阿姨过去。”

电话挂掉，我走出餐厅，突然有些手足无措，甚至有种要做“生死别离”的错觉。路阿姨是妈妈的老同学和好朋友，像小姨一般疼爱我；上大学时同学们去我家做客几天，路阿姨也会起大早去买江里刚捕上来的鲜虾，拿来给我们解馋。

拨通了给路阿姨的视频，背景是阿姨家的卧室，正在打包的衣服还在她身后。我叫了声路阿姨，说，“我妈跟我说你要去隔离病房了，你一定严格防护，要穿好防护服，带好口罩手套，带好护目镜，保护好自己······” 。我一遍一遍地重复着，竟站在路边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身穿防护服的路阿姨

“不要理你妈，就会瞎紧张，看把孩子吓得！”路阿姨安慰着我，问我最近怎么样，又说时间不多了她要赶着打包出发，叫我“不要担心，不会有事的”便匆匆结束了通话。

那顿饭如鲠在喉。

1月30日

“哪有帽子”

网上的消息如同出月的孩子，一天一个样。整个疫情发展期间，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查网易肺炎实施地图和卫健委的消息，转发给国内的家人和朋友；每天晚上一定给家人打一通视频，再三叮嘱他们注意防护。

这天跟家人视频时，注意到妈妈头上戴帽子导致的勒痕，便问道有没有及时更换上班时带的帽子和口罩。妈妈顿了几秒，淡淡地说：“哪有什么帽子可换，开工时单位给我们每人一顶帽子和十个口罩，说坚持到物资来的时候·····”。

爸爸呢，需要去进出城不同的防控点查看现场情况，我叮嘱他做好防护，爸爸说，“我们必要时套了大号的医用垃圾袋在身上，挺好的”。这天距大年二十九开工，已经一周了。

视频快结束时，家人还安慰我，说着全国各地的工厂都在赶制，支援的物资就在路上，口罩暂时不够没关系，每天大家有把碘伏消毒过的纱布放到口罩里······一切都会好的云云。

当晚我无法安睡。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经历如此的物资短缺，也不敢揣测当时的湖北有多少个医务岗位上的人连续七天带上同一顶一次性帽子，更不敢思考这帽子下是多少个人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连夜跟同在澳洲的朋友打电话，约了第二天去药房买些口罩和手套寄回去。

1月31日

“物资到了”

寻觅了好几家药店，买了橡胶手套，又用高价买了好几盒口罩之后，妈妈告诉我她们收到了日本捐赠的物资。十来个小时，我过得异常焦虑；听到有物资了的时候，感受犹如久旱逢甘霖。

我还是决定尽快把这些东西尽快寄回去，我想这些东西可以留到需要的时候应急，虽然我更希望永远不要有人需要。

2月7日

“吹哨人走了”

早晨打开手机的那一刻，铺天盖地的“李文亮医生去世”。疫情吹哨人走了，我度过了无精打采的一天。

和朋友在微信里“抱头痛哭”后，我想，我还是要鼓励朋友打起精神来。我们不会忘了他，我们要健康，还要为说真话继续走下去。

2月18日

身在澳洲，却似并未远行

这么长时间以来，每天关注每一件和疫情相关的报道，心情跟着家乡的人们起起落落，就好似我没有远行。

看着上涨的数据，浏览了好多医院现场图片，也跟着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梦。梦里的自己，回家了。有一次，一整夜都在人群中排队洗手和领口罩；还有一次，梦里回到了小时候，跟在父母身后阻拦他们上班去，不愿被单独留在家。

在湖北的朋友每天吃的药

昨夜又做梦了。梦到自己回到中学患肺炎的时候，呼吸起来像个小豹子，充满了“呴呴”的声音。我趴在自己的小床上，手上仿佛还吊着拎回家的静脉注射液。我喘着气，感到好难受，胸口到嗓子还留着咳嗽过后的辣痛，想着，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醒来的时候我用力吐了几口气，没有“呴呴”声，确认那只是梦一场。

但是家乡发生的一切，不会是梦一场了。我顿时感到大家都受苦了。所有人，生病的人，在家闭关无法出门的人，在医院一线战斗的人，在连夜建设医院的人，在为大家运送物资的人，所有所有的人，都受苦了。

路阿姨呢？她到今天也没回过家。我想把妈妈在路阿姨朋友圈的留言送给所有与这场疫情战斗的人：

辛苦二字好说不好做；我们唯有坚强，坚持。

责编的话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们曾经的编辑，由于去堪培拉读书而离职。

作为曾经的同事，看着她的娓娓道来的亲述，五味杂陈。

有些话想讲给Hannah:有人说，今天的医护人员正在被捧杀。

和成为亿万人口中的英雄相比，我想爸爸、妈妈和路阿姨更想做的，是能够平平安安的，陪在他们最喜欢的Hannah的身边，看着你慢慢长大。

当他们凝望着新冠肺炎病人的某一刻，也许会想起曾经被普通肺炎困扰的你，也许那一刻，他们嘴角会浮现欣慰的微笑。

他们在拼劲全力守护你的城市，守护你的世界，守护8000公里外的另一端，那个他们最爱的你。

祝他们平安凯旋，待到春暖花开时来澳洲，看看这里的蓝花楹，是不是比武汉的樱花更漂亮；看看他们最喜欢的Hannah,是不是和他们一样，变得更加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