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新冠疫情，新加坡为啥不照搬照抄中国的“作业”？（组图）

从1月23日出现第一个确诊病例到现在，新加坡面对“新冠病毒”疫情已有一个月。

这一个月来，大家看到了中国和新加坡两种似乎迥然不同的抗疫方式。中国是坚决封城，全民隔离，停工停课；新加坡是提高警惕，但尽可能照样生活，不封城、不停工、不停课。

有些网友看了新加坡的抗疫策略，一肚子火。有些直接叫出“就等你确诊病例月底破百”。

接受澳大利亚SBS电台的采访时，也听说许多当地华人对澳州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抗疫策略很疑惑，甚至很有意见。

上周，应邀给《环球时报》英文版Global Times写了篇介绍新加坡抗疫策略的短文。我想，有必要用中文重新写一篇。

在继续写之前，我必须声明，自己并非公共政策专家，更非传染病专家。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分析新加坡的策略，而非对它的评价，更非对疫情的判断和预测。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即便在中国，疫情核心区和非核心区的应对方法也不完全一样；在中国，疫情、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与新加坡不一样，那么，两国的应对策略当然也会有差异。

虽然两国应对措施有差异，但世卫组织2月18日指出，中国和新加坡在应对疫情方面采取了都正确的策略，它说：“目前，在中国采取的策略与战术性做法是正确的……新加坡等其他地方的做法也是。”

▲（世卫组织在疫情期间举行了多次会议）

尽管病毒没有国籍之分，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应对疫情只有一套办法。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抗疫必须因地制宜、因事制宜。

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中国和新加坡的抗疫策略，或许发现中国的抗疫策略是速战速决，而新加坡的更像是打持久战。

为什么？

一、中国打速决战

1月23日的一声令下，武汉封城。

随着武汉的封城，各地方也陆续推出各项措施限制人员流动，封城封路，封闭小区，停工停课。到了一月下旬、二月上旬，武汉、孝感、黄冈等地疫情持续爆发，失去控制，医疗资源挤兑，人民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甚至“灭门”案例时有发生。中国各地的情况我不需要多介绍了，大家都很清楚。

一个月下来，目前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但“全国疫情发展拐点尚未到来，湖北省和武汉市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2月21日Z.G中Y会议）。

如果没有采取果断的速决战式的措施，现在不会是“得到初步遏制”这个局面。

▲（武汉网友林晨拍摄的封城后空荡荡的街道）

二、新加坡未雨绸缪

现在说说新加坡的情况。

就在武汉封城的同一天，1月23日，新加坡出现了第一个确诊病例。从公开资料看，新加坡对“新冠病毒”应该是做到未雨绸缪的。

早在1月2日，新加坡卫生部就向所有医疗机构和医生发出警报，要求他们提高警惕，随时注意、报告有无武汉输入的肺炎病人。

这是新加坡医疗体系结合公立医院、社区医院和家庭诊所联网并已实施多年的哨点检测（sentinel surveillance）计划，网络中的任何一个据点只要发现疑似病例，就马上发出警报，形成联动防御。

次日，1月3日，就在武汉卫健委仍通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时，新加坡机场启动了对来自武汉旅客的体温检测。

根据钟南山团队调查，只有43.8%病例在早期表现发热症状，住院后出现发热症状的占87.9%，虽然体温检测无法做到百分百排查，但不失为方法之一。

从1月4日开始，尽管尚未出现病例，新加坡卫生部频繁发出有关“新冠病毒”消息与提醒， 包括对学校、幼儿园、医院、老人院等场所的防疫准备要求。

然后，1月23日，新加坡的第一个确诊病例出现了。这是一个输入病例。

三、新加坡防控原生危害

第一个确诊病例的出现，标志着抗疫从备战进入战斗，从预防原生危害进入消除原生危害。原生危害是什么？是疾病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与健康。消除原生危害从四个方面进行——边控，隔离，追查，治疗。先说边控。

边控是减少输入型病例的有效方法。新加坡1月23日出现第一起确诊病例之后，接下来几天连续出了五、六个病例，全都是输入型病例。1月29日，新加坡暂停湖北籍游客入境或转机等防控措施。三天后，2月1日夜里，暂停来自中国大陆的短期访客入境，不论国籍。实施边控的首日，就有15名外国旅客被拒入境，其中中国公民5人。

1月27日，中国暂停旅游团队出境。世卫组织2月18日表示，中国采取的限制人员流动措施，在中国范围内延缓疫情传播两天至三天，在中国以外地区则延缓了两周至三周时间，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防疫窗口期。

新加坡也获益于此。再说隔离。隔离分两大类，一类是重点人物的隔离，包括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和从疫情核心区（湖北）来到新加坡的旅客及本地居民，包括撤侨公民；另一类是近期从中国非湖北地区回到新加坡的居民和长期准证持有人，包括务工者、学生、家属等，给予14天缺席假。

对隔离和休缺席假的本地工作者，政府给他们的雇主提供每天100新币的补贴，减少雇主的损失，避免雇主违规指使员工离家上班。对违反缺席假指示的，外籍员工被令24小时内被遣返回国，从此禁止在新加坡工作，违规的雇主则在两年内不得申请雇用外籍员工。

后来，对隔离的力度加大，把缺席假升级为居家通告，14天内不得出门半步，违者可以被判六个月监禁或罚款1万新币或两者兼施。除了隔离重点人群，一个有效的方法当然是减少人群的聚集，降低传播的风险。

说起大型活动，人们一定会想起洛阳大伯公宫的“万民善信庆元宵”晚会。此“洛阳”非河南洛阳，而是新加坡一个地名的中文音译名。当时我对这个活动的进行十分反对，在社交网络上发声主张取消，并抄送了卫生部长颜金勇（Gan Kim Yong）。

但这场活动还是进行了，尽管出席的人比往年少了一半，只有5000多人。政府的说法是“政府无权取消这个活动，只有主办方有权取消”。

主办方的说法是，活动不取消，但遵守卫生部宣布的防控措施，在晚会上安排了20多名工作人员在入口处为公众和善信测体温，现场也准备多瓶消毒洗手液，并有救护车在场外待命，以随时应对紧急状况。有些人对“政府无权取消活动“不解。有人从新加坡的社会情况作出解释，认为新加坡对宗教、种族等课题特别敏感，政府不会插手宗教团体的具体事务。

这个说法自然不假，但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当时新加坡政府已经启动了疫情应对系统（DORSCON）并提升到橙色级别。取消大型活动属于最高的红色级别的措施范围。政府当然可以在保持橙色级别的情况下追加部分红色级别措施，

例如边防控制。但是，这些措施只能是在绝对有必要的情况下提出，而不是随心所欲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有法必依，是法治的基本原则。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洛阳大伯公宫的一个活动上了，严重失焦。实际上，无论是大伯公宫元宵活动之前或之后，新加坡有许多活动都取消或延期了。

总理李显龙原本定于2月10日在总统府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春节招待会也延期了。

根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月14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新加坡的检测能力“接近完美的黄金水平”。这个研究报告比较新加坡和全球191个地区（不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对输入型病例的监测效率。

为了加强基层医疗体系对可疑病例的检测，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到公共卫生防范诊所看医生，只需要付10新币的看诊费和医药费，年长者则仅需5新币看诊费，其余费用由政府补贴。如果被当做疑似病例送进医院，但之后经过排查并未确诊，则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但政府也会做相应的补贴。

最后说说治疗。80.9%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为轻症，13.8%为重症，尤其本来就患有基础病的，4.7%为危重。“新冠病毒”是自限性疾病，目前无针对性的有效药物。截至2月23日，新加坡89个确诊中，51人已治愈，治愈率达57%. 不过，仍有5人在加护病房，其中1人病危。

次生危害有哪些？至少有三个，一是医疗资源挤兑，一是经济崩溃，一是社会撕裂与动乱。截至2月23日，新加坡确诊89人，51人治愈，仍有有38人在治。

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有隔离病床330个，发生严重疫情可以加到500个床位。按目前本地疫情看，尚无形成医疗资源挤兑的危险。大部分传染病疫情，一般需要好几个月才会达到峰值。像武汉这样的速决战固然不打不行，但只打速决战恐怕也不行。

打速决战的手段是下猛药，目的是尽快遏制恶化。是药三分毒，下猛药可以济得一时，但并无可持续性。最大的不可持续性是来自经济的压力。封城、停工、停课，所影响的远远不止那14天，而是影响整个供应链和价值链。在新加坡，绝大部分本地家庭是双职工双薪。

新加坡是全球外向度最高的经济体，没有“之一”。新加坡外贸是GDP的三倍有余，新加坡有近4万家外国企业，其中7000家跨国公司把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新加坡也是亚洲重要的航空、航运、物流枢纽，更是世界四大金融中心之一。新冠疫情对新加坡经济社会的影响肯定比2003年的非典来得大。今天，新加坡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相互依赖度比2003年高得多，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停工对新加坡产业断链的威胁也比2003年高得多，这还不论疫情全球爆发对经济生活的威胁。

在没有封城、停工、停课的情况下，新加坡已经宣布今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0.5%到1.0%之间，可能会面对20年来的第一次经济衰退。经济衰退是实实在在的影响，经济负增长1%，不能理解为每个人收入减少1%。经济衰退会造成失业，而失业是民生最大的打击之一。有些人会说，你要钱不要命。这句话说出来很容易，但必须正确对待“要钱”和“不要命“之间的关系。按目前80%轻症的统计数据，新加坡不停工、停课，离“不要命”还是有段距离，但进行封城停工停课的经济代价却是摆在眼前的。

但是，当手机只剩10%电量而且手中没有充电器的时候，恐怕连1%的耗电都要谨慎。为了缓冲经济衰退对民生的打击，新加坡政府2月18日宣布的财政预算案提出了一些帮扶措施，包括给前线医疗部门的8亿新币预留拨款、40亿新币“经济稳定与支援配套“、16亿新币“关怀与援助配套“，合计64亿新币，占本年度政府部门总支出836亿新币的7.7%。

在疫情影响下“尽可能维持正常生活”，包括经济生产，符合新加坡自1984年推行的“全面防卫”（Total Defence）的概念和要求。“全面防卫”有六个环节，其中一个是“经济防卫”。什么是经济防卫？确保在战争时期或国家面临威胁时，经济能照常运作，日常生活尽可能保持正常。跟湖北一比，新加坡这个特点更为突出——封城之后，湖北能有19个省份对口支援，新加坡如果封城，能有什么？只能靠自己。

最后谈谈社会撕裂和动乱。每个社会都有裂痕，移民社会尤其如此，多元种族的移民社会更是如此。新加坡恰恰是多元种族的移民社会。在平时，社会裂痕显现较少，尤其在经济繁荣，歌舞升平之时。

但是，在社会出现压力时，裂痕就会显现。尤其在一些本来就存在裂痕的环节，如新移民与本地人的矛盾，崩裂的可能性和危害性愈大。如果新加坡经济崩溃，社会肯定出现巨大裂痕以至撕裂，撕裂以至发生动乱，就如我们在本区域一些城市所见。一旦社会出现撕裂和动乱，再要去弥补就十分耗时耗力，有时可能完全无法补救。

五、新加坡的持久战

病毒来无影去无踪，潜伏期的极端情况可长达24天，可以无症状传播。怎么防？一个“防”法，当然是中国的封城、停工、停课。

忍无可忍的时候，就毋须再忍。防不胜防的时候，就不能只靠防。对新加坡来说，通过封城、停工、停课的速决战既非选项，那么就得转变思维和方向，只能打持久战。新加坡目前打的，就是持久战。在未来一两个月内，不太可能指望疫情得到解决。长远来说，全球大范围爆发是很可能的。

从目前看来，日、韩、欧洲、中东、东南亚、澳洲、美国等都有疫情，而且有些呈爆发性态势，伊朗疫情升温，而韩国疫情预警已升至最高级。新加坡最近的一个邻国印度尼西亚至今未有病例，细思极恐，希望是杞人忧天。对新加坡来说，封闭国门即不是选项，那么，第二波国际传播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就不小。

病毒传播如此反复循环，疫情的缓解就不会是指日可待。既然是打持久战，就要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是底线思维，有最坏的打算（worst-case scenario），才能做最好的准备。用中国话说，就是“打预防针”，心理上的预防针。把医疗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人，留给前线医疗人员，是“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的一部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如果确诊病例持续增加，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当前的策略。如果病毒已经扩散，追踪密切接触者的作用微乎其微。如果我们继续让所有可疑病例住院隔离，医院肯定无力支撑。”

在本次抗疫中，我们还见到不少其他“打预防针“的例子，包括39岁孟加拉国客工病危，卫生部长颜金勇早在2月13日就说，“有些人的病情可能会较为严重，小部分的人也可能因此病逝，我们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2月21日，新闻报道“新加坡与孟加拉外长对此专门进行了电话交流，新加坡政府正在竭尽所能照顾他，为他提供最好的医疗护理”的消息。这些都是在“打预防针”，让人们做好心理准备。在政治上，“打预防针”有一个好处。及早亮出“最糟情况”，在情况恶化时，人们已有心理准备，在情况好转时，人们会认为你力挽狂澜。新加坡在明年4月之前得举行下一届大选，如何引导选民心理，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