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病毒 为什么东亚能成功欧美全失败（组图）

一、东西方社会的文化特质差异

在上述决定疫情防控成效的两大原因中，之所以把“民众防护意识”放到第一位，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条比第二条更为重要。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么排序是在否定东亚各国或地区政府的防疫成绩，是在替欧美政府的决策失误开脱，欧美如今深陷疫情危机，主要是因为欧美政府在疫情防控中错失时间窗口，像武汉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一样犯尽了各种错误，怎么可能把民众因素放到第一位？

事实上，将西方疫情防控失败的原因唯一性地归结为政府防控决策错失，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新冠肺炎疫情之所以在东亚，如中国内地、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能被迅速控制住，政府角色固然重要，但民众因素始终是第一位的。

在疫情面前，东亚人因为骨子里的儒家文化精神，普遍尊重政府权威，愿意配合政府管制要求；再加上这个地区历史上瘟疫频发，又经历过2003年的SARS洗礼，民众具有非常普遍且强烈的防护意识。这二者结合，使得这一因素成为疫情防控成功的更关键因素。

这次疫情爆发后，我们看上述东亚这些国家或地区，尤其是在疫情严重的地方，几乎所有人都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减少或取消外出行动。即便在中国内地的偏远农村，人们也愿意把自己关在家里，连以往最排斥戴口罩的老人、儿童，都纷纷带上口罩。这就最大程度地迟滞甚至切断了病毒传播途径，最大程度保护了易感人群。

东亚人愿意如此积极地配合政府要求并自觉防护，是因为这一地区在传统上是以儒家文化为社会基石，儒家文化本身就讲究秩序、尊重权威，同时又注重个人自律。

近代以来，虽然中国以外的其他东亚主要国家（或地区）都建立了民主和选举制度，自由主义也在东方风靡多年，但在东亚人最深层的精神价值上仍然是尊重政府和制度权威的，儒家文化的烙印是洗不掉的。

儒家文化的极致发展会导致体制过度偏执于权威与秩序，从而出现专制主义和滥用国家暴力，这在东亚史上屡见不鲜。这次疫情爆发之初武汉地方为社会维稳和安定祥和考虑而训诫8位医生，就是受这一不当极化的文化心理支配。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被注入了现代民主政治与开放文化的新儒家精神是适合于这个地区的社会建构与治理的。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社会能高度稳定，中国能在改革开放中迅速膨胀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二战以来的所有后发经济体中，只有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儒家文化圈成员跳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最深层的文化成因。

好像说远了，还是回到这次疫情防控吧。为什么东亚地区社会能做到的，在欧美根本做不到呢？

这是因为，欧美是以自由主义为社会秩序基础，再加上是选举社会，不仅政府对出台严厉的社会管控措施心存疑虑，民众在心理上也普遍排斥政府限制个人自由的行为。

另一个原因是，欧美因为近代以来很少爆发过严重瘟疫，社会警觉性普遍不高，其文化传统也排斥戴口罩，认为只有得了重病的人才戴。所以我们看欧美社会，直到现在，疫情已经如此严重了，在纽约和伦敦，还有很多人不戴口罩，不仅自己不戴，还不让当地华人戴。

说实话，这其实就是一种傲慢，文化上的傲慢，认为别人的传统文化不行，自己的传统文化才是文明的，是真理。这和大清臣民当时将西方科技视为“奇技淫巧”，以及你们老家村子里的老人总觉得外地人口音奇怪，总想纠正外地人口音，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

不过，在病毒面前傲慢自大，就等于为病毒提供了一个畅通无阻的传播环境，欧美社会在病毒中沦陷就不奇怪了。

二、文化差异决定了政府决策行为差异

接下来说第二个原因，政府的决策与防控措施是否到位。

这次欧美国家在病毒围攻下沦陷，政府错过最佳防疫窗口期，给人民带来这么大一场灾难，是应该被强烈谴责和集体反思的。当然，武汉作为疫情始发地，在当初犯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错误，也要深刻反思。

事实上，欧美政府在病毒面前的错误和武汉地方在疫情爆发之初犯的错误是一样的。武汉当时是因为要开地方“两会”，加上春节临近，政府出于对社会维稳和安定祥和的偏执追求而隐瞒疫情，结果导致预警失灵、决策滞后，使得疫情彻底爆发，这是中国式“政治正确”导致的灾难性结果。

美国这次是因为特朗普（Donald Trump）要选举连任，担心疫情影响到股市和经济，进而拖累选情并给美国经济贸易带来伤害，而把新冠病毒当成大号流感对待，不愿正面面对而导致疫情悄然蔓延。欧洲政府当局也是因为担心影响到经济和日后选举而无视病毒。这是欧美国家政府“政治正确”导致的灾难性结果。

为什么会这样？其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列主义和儒家传统文化为秩序基石，对秩序与权威的追求，一直在政府决策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经常成为决策主轴或前提；欧美是资本主义制度，以自由主义和选举民主为社会秩序基础，所以选举和经济资本利益，往往成为决定政府决策的最关键因素。因为两者都未能遏制住制度内生的原教旨化倾向，结果就是，中西方从不同的决策初衷出发，导致了相同的灾难性结果。

事实上对于这个病毒的危害，至少特朗普在欧美国家算是认识到较早的，反映也是迅速的。

当时武汉一封城，特朗普立刻就切断了和中国的航班联系，在西方国家这是第一例，还因此而导致中国抗议；后来疫情在欧洲爆发，特朗普又毫不犹豫第一个切断了和欧洲的航班联系，把欧盟也搞得目瞪口呆。

但特朗普这样做，并不是将美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到第一位，这从他的个人言论，以及美国社会对他到底是“救市”还是“救人”的抨击就能看出来。他主要是担心病毒从中欧大量输入美国传播，威胁到他竞选连任和美国经济贸易——或者更抽象地说是其政治与资本利益。

也正是选举与经济因素的考虑，使得特朗普迟迟不愿面对疫情已经在美国传播的事实，不采取大范围的病毒检测，也不愿出台严厉的人口流动管制措施，导致了病毒披着流感的外衣，在美国蔓延传播，最后如欧洲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

如上所述，中国在疫情防控之初也犯了错误，不过中国的幸运是，当中央政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立刻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将14亿人的生命健康放到了第一位，不惜一切代价，通过封城等措施，也要遏制住了疫情扩散传播，并通过单一制中央政府的权威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从全国调集资源救助武汉，民众也基于本文上述原因高度配合，并加强了个人防护。

韩国也是同样的情况，韩国实施的民主选举制度，文在寅没有、也没法照抄中国的作业。虽然如此，他也顶着妨害民众自由的指责，将全体韩国人的生命健康放到了第一位，采用了适合于韩国国情的封控方式，在进行疫情防控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民众自由、同时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经济运行的冲击。从各个方面说，韩国这次的疫情防控都是成功的。

那么，为什么中韩两个完全不同制度设计的国家，两国中央政府都能如此决策？而和韩国一样采取民主制的欧美国家却做不到呢？尤其是英国约翰逊（Boris Johnson）政府，在医疗资源还远未耗尽的情况下，就要采取“群体免疫”呢？

说到底，还是东西方文化差异。东方儒家文化对政府的定义是“父母官”，就算是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民选政府也有着基于这种文化传统的道德要求，会以对社会的无限责任要求自己，以“仁”为核心的儒家道德和治国精神，一直是东亚国家政府决策的核心价值追求之一。

而在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支配下，政府只需承担有限责任，还要把选举和资本利益作为决策前提，人权等价值追求经常被矮化为选举和资本利益的工具或附庸。结果就是在病毒面前犹豫不决，有些政客甚至敢明目张胆说就算死多少人也要保住经济，这在儒家民本思想浓厚的东亚是不可想象的，就算在东亚民主制国家，谁敢这样说也绝对是政治自杀。

但是在欧美社会，这样说就没有问题。而这种将选举和资本利益作为决策主轴或前提的行为，就使得政府丧失了疫情防控所需要的决策魄力和决策时机，导致了现在的灾难性后果，进而使东西方防疫成效呈现出强烈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