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过至暗时刻 是时候反思追责了（组图）

继中国之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大爆发，已经蔓延到全球约两百多个国家或地区，数十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甚至“战争状态”，其中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伊朗等国疫情尤其严重，人类与病毒的战争全面打响。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今次疫情定性为“全球性流行病”（pandemic），中国以外的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均大幅超过中国。

相较之下，一度作为疫情中心的中国，却在经过瞒报、惊慌失措、人心惶惶的爆发、防范初期后，防控形势逐渐取得积极向好变化，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已经开始启动经济引擎并开始对外分享抗疫经验，派出医护人员，提供医疗物资援助。自3月上旬以来，中国不论是新增确诊病例、疑似病例，还是新增死亡病例，均出现持续大幅度下降，连续多日维持在两位数甚至个位数的低水平上，而且其中新增确诊病例几乎全为境外输入病例，治愈出院人数更是快速上涨。用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等多位一流防控疫情专家的说法，“中国已经迈过至暗时刻”。

这一来之不易的成绩，与中国政府动用举国力量，进行紧急总动员和人民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密不可分。自1月20日抗击非典（SARS）功臣、着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院士揭开新冠肺炎具有“人传人”的真相后，中国政府做出封锁疫情始发地武汉乃至湖北全省的决定，并发挥强大社会动员能力，调集不计其数的医疗防护用品、医疗设备和4万多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不惜让高速流动的人员往来、经济社会活动骤然停摆。而14亿中国人尤其是湖北武汉人，非常配合封城等禁令，将自己关在家中隔离，有效切断了病毒传播，让中国得以较早走出疫情危机。伊朗、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甚至都已经在向中国借鉴防疫经验。这也解释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为何都称赞中国的防疫表现。

但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并不代表这场危机已经完全过去。对于一个对历史和人民负责任的学习型政府来说，疫情得到控制恰恰意味着反思追责过程的开始。对于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来说，现在已经是时候复盘疫情爆发全过程，反思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制度性漏洞，并依法追责那些因为当初瞒报疫情而贻误防控最佳时机的官僚了。

今次疫情是一代人以来最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数十万人被感染和数万人不幸病亡，不计其数的人被迫困在家中，担惊受怕，焦虑不安。其中，在中国境内，疫情导致3，000多人无辜死亡，大量家庭家破人亡，超过82，000人被感染，湖北近6，000万人被封锁在家中，全国一度到处都是死寂的空城，给正常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秩序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重创。如果说此前因为疫情防控尚处于胶着状态，最主要工作是尽一切努力去防范疫情的肆虐，那么现在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不论是为了给被疫情伤害的人民一个交代，还是为了整个国家能更好地向前走，避免重蹈覆辙，都应及早总结反思并启动追责程序。

今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就如同一面照妖镜，以极为惨痛的代价，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短板暴露无遗，无论是湖北、武汉官场还是国家卫生管理系统都难逃失职之嫌。首先，今次疫情很可能源于非法滥食和交易野味。已有科学研究表明，过去几十年出现的新发传染病，80%都是经由野生动物传播给人类，如艾滋病（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2003年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尤其是SARS后，中国强化了野生动物保护。可为何同样的错误，在国家已有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还一犯再犯？究竟在野生动物保护尤其是非法滥食和交易野味方面，还存在哪些亟待反思和补救的盲区和漏洞？

其次，在疫情爆发、防范初期，湖北、武汉官场和国家卫生管理系统很明显错过了疫情防控最佳时间窗口。众所周知，早发现、早隔离是应对传染病的最有效办法，由于SARS的惨痛教训，中国曾花费重金建立了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但今次面对新冠肺炎，网络直报系统失灵了，令整个国家错过了防控疫情的最佳时间窗口。从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早则2019年12月底、迟则1月初，武汉市一些医生就已经发现并预感到疫情严重性及时上报给医院、当地卫生管理部门或提醒了同行医生。例如，被官方誉为疫情上报第一人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在12月27日就已经判断“这个病可能有传染性”，并上报给医院和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据钟南山院士的说法及被披露的各项证据显示，1月中旬“湖北的实际情况，远比当时公开或新闻报导的要严重”。可那时武汉卫健委通报病例，只有区区数十例，1月5日到1月16日的十几天时间里，恰逢湖北、武汉“两会”召开，更是离奇地“配合”会议召开而没有再通报新增病例。明明那时候已有明显人传人，可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揭开真相之前，武汉官员和国家卫健委专家的说法还是“可防可控”、“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至多加上一句缺乏预警作用的“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可能，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湖北和武汉政府还在毫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举行大型公众聚集活动。据与钟南山院士同去武汉考察疫情的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的说法，当钟南山询问疫情时，在场的武汉卫健委、疾控、医院和湖北卫健委人士迟迟不肯说出医护人员被感染的真相，“我们问他们什么，他们就答什么，似乎已准备好”。当时艾芬、李文亮等多位疫情“发哨人”或“吹哨人”，相继遭到所在医院“非常严厉的斥责”或被警方处置为“造谣者”，在国家级媒体上被立为负面典型。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除了李文亮、艾芬等少数医生外，竟无一人向社会发出公开预警？从武汉到湖北官场，从地方卫生系统到国家卫生管理部门，为何竟无一人向社会发出公开预警？为何本应承担社会监督责任的媒体，竟事先毫无预警报导？面对多位医护人员的预警，为何没有人公之于众、采取防范措施？武汉卫健委、疾控、医院和湖北卫健委人士为何不肯说出医护人员被感染的真相？为何卫生管理部门敢如此不尊重医生的专业预警？是哪些官员欺下瞒上，置人民生死于不顾？

再者，虽然中国疫情防范在武汉封城后进入全面管控阶段，总体效果立竿见影，疫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但这期间还是暴露了很多很严重的问题：湖北、武汉官员一度手足无措、荒腔走板，给困在武汉的千万市民和困在湖北的6，000万居民造成了次生伤害；武汉红十字会等机构的傲慢、低效以及严重的官僚主义；湖北乃至全国范围内医疗防护用品极度短缺，大量一线医护人员被迫展开令人心酸的自救；各地也出现许多乱作为、形式主义、粗暴执法、一刀切，严重伤害了民众感情。

虽然在疫情防控上犯错误的并不只有中国，许多国家都犯下了类似错误，白白浪费了中国为世界抗疫争取到的宝贵时间，尤其是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昔日许多人眼里的西方发达民主国家，都相继重蹈覆辙，爆发了比中国更为严重的疫情，但一码归一码，这丝毫不妨碍中国作为疫情首发地，去进行必要的反思和依法追责。当然，反思应该是全球性的，在这场重大公共卫生灾害面前，不论东西方，也不管何种政治体制，都应该冷静下来，在恰当时候审视各自乃至全人类存在的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现在随着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应该立即启动反思与依法追责的程序。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勇于承认不足、过错并努力从任何一场灾难汲取教训的国家，才可能避免下一场危机的来临，从而立于不败之地，真正赢得世人尊敬，也只有这样，才能给被疫情伤害的人民以及历史一个负责任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