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疫情应该打破西方的自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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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我被困在家里，我收拾了一些旧箱子，偶然发现了一批遗忘已久的信件。这些信是我1985年写的，从巴基斯坦信德省(Sindh)一个叫做昆瑞(Kunri)的小镇上的一家医院，寄给了我在英国的家人。当时我正处在高中毕业与上大学之间的空档期，我参加了一个医疗项目，在那里做了几个月的志愿者。

这些信的内容出奇地有意义。和许多住在城郊、出身中产阶级的西方青少年一样，我是在对传染病的极度满不在乎中长大的。在1970年代的英国，接种疫苗似乎能极其有效地预防讨厌的疾病，以至于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除了开玩笑地说我讨厌打针的时候）。

但在昆瑞，我的满不在乎被打碎了。刚到那里不久，我就在一封老式的蓝色“航空”信中写道，我震惊地发现，那里的孩子们患有小儿麻痹症。当时，这种疾病在那个地区肆虐（根据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的数据，当时小儿麻痹症造成全球35万人瘫痪，其中以年轻人为主）。

不过重读这些旧信，也给了我一些开心的理由：在昆瑞，我被分配到一个医疗队，乘坐破旧的吉普车前往尘土飞扬的沙漠村庄，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出资，向人们提供免疫接种。我的任务是把粉色的小儿麻痹症口服疫苗滴到白色糖块上，然后把它们放进孩子们的嘴里。

“我不太擅长这个，”我在下一封信中坦白道，并提到孩子们总是“扭来扭去”，虽然“有些村子非常合作，用茶来招待我们，那种茶甜的可怕（难喝！）”，但在其他村子，“人们从我们的吉普车旁跑开，不让我们进村”。

然而，我越是去那些村庄，我就越惊叹于那些粉色液滴蕴含的奇迹。“有时候（我们团队）很成功，一天能给250个孩子接种！”我内疚地写道，来自西方、娇生惯养的我过去是天真的，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我敢说，我们中的许多人最近都有类似的感受。近几十年来，人们太容易将现代医学的奇迹视为理所当然。的确，我们都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抗生素或疫苗等创新帮助消除了小儿麻痹症等一度很普遍的传染病，至少在西方是这样。

我们甚至可能赞同已故的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等著名科学人物的说法，罗斯林指出，这些突破是“人类进步的隐秘又无声的奇迹”的一部分。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梅琳达•盖茨(Melinda Gates)等慈善家定期发表演讲，阐述支持发展中国家医疗项目的必要性。我们知道，高科技医学也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以呼吸机供应为例，早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之前，我就对这个话题有强烈的感情。在昆瑞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所在的医疗队遭遇了一场悲剧，一名十几岁的志愿者感染了病毒性肺炎。她死了，因为我们没有治疗她的设备：35年前，现代呼吸机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或者配备。然而，从那以后，它们就传遍了西方医疗世界。

然而另一个悲剧是，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对这些奇迹般的工具变得如此漠不关心，以至于我们经常忘记问一些尖锐问题，比如，各国政府是如何调配或者不调配这些工具的。尽管盖茨夫妇和其他人不断请求，但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严重不足，并遭到边缘化。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曾多次试图削减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预算（令人震惊的是，其中包括研究传染病如何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部门）。2018年，特朗普政府还解散了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14年埃博拉(Ebola)疫情爆发后，为抗击各种流行病而组建的白宫团队。

美国的制药公司在投入资金研究传染病方面行动迟缓，传染病不受重视，因为其他医药领域（比如癌症）的回报要高得多。尽管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等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令人惊叹的免疫接种工作，但进展是不均衡的（可悲的是，尽管小儿麻痹症在几乎所有地方都已被根除，但它仍存在于巴基斯坦）。至于呼吸机，我们在最近几周发现，其生产成本仍然过高，无法达到帮助每个可能需要它们的人所需的产量。

如果现在的我要给在信德省的18岁的自己写封信，那将既充满希望又满怀愤怒。35年前令我惊叹不已的医学奇迹如今更令人震惊了——但它们却经常被挥霍了。

因此，今年复活节，我有两个新的祈愿：第一（也是最明显的），我希望一位杰出科学家能迅速找到新冠肺炎的疫苗，它能像那些滴在白色糖块上的粉色液滴一样容易使用，能够推动变革。第二，我希望这场危机能够戳穿西方的满不在乎。我们需要重视——并资助——医疗创新，不仅是在危机时期，在“正常”时期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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