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讶，越南有几十万“中国干部”！（组图）

为应对新冠疫情对于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和美国先后出资让企业撤离中国。这意味着，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高度全球化的产业链显得脆弱不堪。一时间，人们不禁担心，大量制造业工厂会向海外尤其是越南大规模转移吗？中国真的正面临重大经济危机？

据《北京日报》消息，2019年，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与研究团队对中国珠三角以及越南做了深入调研。他认为，这种大规模转移不大可能。因为支撑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很多条件并未因贸易摩擦遭遇实质性挑战，海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条件承接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转移。

制造业向越南转移是因为供应链的“溢出”

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从中国向越南转移的，主要是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通常是最终的组装环节。结果就是，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往越南转移得越多，对中国这边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

能够转移的环节，是和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有关系。今天各国之间已经是在工序层面的跨国分工，复杂产品很少能在单一国家或地区内部完成全部生产环节。

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环节中不都是高技术环节，其中的低技术环节如果符合第一点的条件，是有机会转移走的。但是在转移过程中，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其转移逻辑是不一样的。

推动中国供应链网络向东南亚溢出的真正力量，是中国民间的力量。贸易摩擦越严重，民间经济就越努力加强自救。而中国供应链网络的活力，也来自民间经济。

从中国大陆迁到越南的工厂高管都是大陆人，自称“中国干部”

在越南的调研中发现了国内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中国干部”这个群体。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中国珠三角地区台资工厂成长起来的几十万制造业从业人员，作为“技术专家”和“管理干部”随台资工厂迁移到越南，从而出现了一个自称“中国干部”的群体。他们从台商主导的制造业边缘起家，衍生出“在地化”的生产网络。

他们调动乡土经验、底层打工经验、技术迁移经验、跨文化沟通经验等，成为越南华商制造业实现“在地化”的关键中层；他们基于中越文化共通的家族主义逻辑，以“同乡同业”群体的跨界迁移、跨族群人际网络的在地营建、“越南女婿”带动家庭经营等方式，实现群体协同创业，在多元主体协力又竞争的关系中，推动越南制造业成长。

“中国干部”群体由此构成越南连接东亚制造业和全球市场的底层通道，是制造业转移和跨文化理解的双重中介。

民间经济与政府政策分离

 “溢出”而非“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技术、公司组织形式以及生产逻辑的演化，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越发分离。

从国内层面着眼，这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民间经济的运行逻辑和政府政策的逻辑越来越分离成两条线。政策对民间经济的影响机制，跟过去已经大不一样。

从国际层面着眼，这还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以国家为单位来思考经济问题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但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并不是国家，而是商人，所以新的治理办法是需要由商人来主导的。

低端产业外迁冲击就业  警惕东莞成下一个“底特律”

据财新网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曾表示，我们由于劳动力工资、资源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等的上涨，导致我国出现了低端产业纷纷出走东南亚。而低端产业的外迁给就业带来很大冲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东莞。

90年代中后期东莞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承接了大量的低端制造业，如服装、玩具、制鞋等，东莞也因此飞速发展起来，集聚了大量人口。伴随着制造业大规模转移，东莞的人口已经出现流失迹象，东莞如果不加速产业升级，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底特律”，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