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抗疫救市：“失业保障”与“留职保薪”之间的取舍

截至4月23日全美逾85万人感染新冠肺炎。继3月高达2.2万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后，美国参议院周二（4月21日）再度通过总值约4,800亿美元的救济，当中高达3,200亿将用作帮助小型企业继续雇用员工之用，再度掀起到底是“让企业随意解雇员工，由政府提供失业救济”好，还是“由政府补贴企业继续雇用员工”为佳的讨论。

传统上，较为相信自由市场的美国主要以“失业救济”去救助受经济衰退所影响的平民百姓，而企业则相对容易可以解雇员工。因此，自特朗普3月13日宣布新冠肺炎的紧急状态令、全国多州陆续实施居家隔离以来，全美已有超过2,200万人申领失业救济金——根据《纽约时报》的估算，这将带来高达12.5%的失业率（根据官方数字，2月时美国的失业率为3.5%，3月则升至4.4%）。

相较之下，2月失业率为3.2%的德国，预计将会因疫情影响而带来5.7%的失业率，其后将见顶回落；而即使在疫情更为严峻、封锁措施更加严格的意大利，其失业率为预计只会由2月的9.8%，升至12.7%的水平。

这种欧美之间的差异，在于他们处理经济衰退失业危机的不同策略。

德国式“短时工作”渐成主流

经历2008年金融海啸带来的经济冲击，欧洲主要国家都采取了类似德国的“短时工作”（Kurzarbeit）计划。“短时工作”容许遇上需求因危机突减的企业向政府申请雇员薪金补贴，此补贴将相等于雇员既有薪金的60%，用以支付雇员停工或工时大减下的薪金。在此计划下，企业仍须要先行支付雇员薪金，随后才可向政府报销。一位大众汽车（Volkswagen）的员工就指出，在疫情需求减少之下，他虽然没有往日超时工作的薪水，不过在政府补贴之下，他的收入依然有过去的90%。

类似的计划在法国称为“局部失业”（Chômage Partiel），在意大利则称为“综合救济金”（Cassa Integrazione）。而在这次疫情冲击之下，英国也落实了“新冠病毒职位保留计划”（Coronavirus Job Retention Scheme）去补助高达80%的雇员工资。

这种“留职保薪”的做法在德国特别成功，外界就一直认为这是德国之所以能在金融海啸之后较快站稳脚步的主因之一——德国在2008年的经济虽然收缩超过5%，不过其失业率却没有因此而明显攀升。

“留职保薪”的好处在于，企业既有的雇员不会因一时经济下行而失业转行，而当经济恢复动力时，企业就能快速回应再度增加的需求，而不必再花费时间金钱去多作招聘。

眼见这种制度的成功，目前由以口头禅“你被炒了”（You're fired）著称的前《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主持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甚至是各大美国企业，也越来愈倾向“留职保薪”的政策。

美国版的变相“留职保薪”

在周三通过参议院的救市方案中，就有包括3,200亿美元的“工资保障计划”（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用以补充3月通过的同一计划现已用尽的高达3,500亿美元可免除贷款。

“工资保障计划”的目的，主要是协助雇用500人以下的小企业、独立拥有的特许经营企业或自雇人士去支付8个星期的薪酬开支，以及部份水电及租金开支。合资格企业可申请其每月薪酬开支2.5倍的贷款。如果企业维持疫情前的员工数量，并将贷款额的75%用作支付薪金的话，有关贷款将可获豁免偿还。

同时，在此前2.2万亿美元的法案中，也包括为其长达4个月的每周额外600美元失业救济金，并延长了各州失业救济金时限13周。这种措施也变相成为了“留职保薪”的政策。

例如在饱受重创的零售业和酒店业，诸如梅西百货（Macy's）与希尔顿（Hilton）等公司都选择了不将员工“解雇”，而是将员工“停薪留职”（furlough）。这些“停薪留职”的员工除了能保有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之外，总大多数都能申领失业救济金。因此，这种“停薪留职”配合失业救济就成为了变相的“留职保薪”。

不过，美国的失业救济金有时候也会与企业“留职保薪”的目的起冲突。例如在底薪甚低的饮食业，企业希望以“工资保障计划”留着现有员工，待疫情过去之后可马上回复正常营业；然而，如今的失业救济金本身却远高于饮食业员工的一般底薪——以全美平均基本失业救济金370美元为基础，加上600元的补助，此额已达970美元，远高于全职饮食业者500美元的平均周薪——导致员工宁愿正式失业，也不愿意在“工资保障计划”的资助下工作，失却了“留职保薪”的效益。

虽然此刻连美国此等崇尚自由市场的国家倾向使用“留职保薪”的政策，不过“留职保薪”仍有其缺失所在。

“留职保薪”阻碍人力资源分配

首先，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眼中，由政府去资助企业保留员工，有可能会造成“道德风险”，即救助了一些本来就经营不善、即使没有疫情也将要倒闭的企业。然而，在疫情威胁紧迫的情况下，要政府花费精力去审核每一个合资格的个别企业，行政成本与时间消耗也太大，将是远水不能救近火。

更重要的是，“留职保薪”有“救不得一时，也救不得一世”的双重失效问题。其一，虽然“留职保薪”较失业救济金给予受助者更大的安全感，有助刺激经济，可是这也是“留职保薪”的缺点所在。

由于不同的危机会造成就业市场供需的震荡，当一些行业失去需求时，其他行业却有可能需求大增。以新冠疫情为例，虽然饮食业、零售业、旅游业全面萧条，经营网上市场的亚马逊（Amazon）3月才新聘了10万人，本月又再有7.5万个空缺，可见其需求之大。又例如在居家隔离令成风的欧洲，传统上来自东欧或北非的农产品收割工人严重短缺——法国欠缺20万人、西班牙欠缺7至8万人、意大利欠缺25万人、德国欠缺30万人——如果没有充够人力去收割作物，粮食白白浪费之余，还有可会造成短缺。同时，一些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工作，也需要人力补足，例如负责采集检测样本的人员、追踪病毒传染链的人员等等。

当雇员有了“停薪留职”的保障，他们就更没有意愿（或者受雇用条款禁止）而去担当这些新增需求热切的职位，因而造成人力资源、经济，甚至抗疫成效的白白浪费。相较之下，失业救济的暂时性与其寻找工作的要求，却会让这些人力资源更容易分配到适当的岗位上。

为了应付这个问题，德国政府已容许获“短时工作”支援的人参与跟其原有职业“系统性相关”的行业，至本年10月为止。不过，此等规限应更加宽松，甚至成为政府资助“留职保薪”的条件，以解决危机之中人力分配“一时之间”失常的冲击。

另一方面，一场危机也有可能是延续不断的变故，将产业结构全面扭转，使得原有的职位实际上已不应该被保留下去。

例如，如果我们在短期内未能发现有效的新冠肺炎特效药、未能透过病毒或抗体测试筛选出有免疫能力的人、未能研发出有效且安全的疫苗，我们的产业结构可能就会遇上根本性的大变：网上购物大行其道；“最后一公里”的物流派送需求大增；实体零售业全面萎缩；食肆只能经营外卖而难有店内用餐服务；各种原需亲身接触的活动（旅游、部份娱乐、交际、工作）等要虚拟化处理等等。在此等情况之下，“留职保薪”却会阻碍了企业和雇员重新适应新产业结构的调节能力。

任由失业率高企，当然会对经济景气和一般人的生活造成重大的心理冲击。“留职保薪”的政策，在这一点上，总比单纯的失业保障为佳。然而，“留职保薪”的价值预设了危机过去之后一切将会回复“昨日的正常生活”。万一危机改变了世局、过去再不能重来，这反而会造成了人们适应未来的阻碍。

新冠疫情之中，连不少大行分析员也私下承认他们对未来预想的信心与一般人无异之际，抗疫救市到底是失业保障为佳，还是留职保薪优胜，也许只能留待“马后砲”的时机再下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