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北京转换“斗争”策略 破解与香港泛民僵局（组图）

在香港反修例风波愈演愈烈、“一国两制”在香港遭遇严峻挑战之时，中国体制内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施行另一制的香港，究竟需要一场怎样的斗争？当时在总结以往斗争失误的基础上，我们给出了在分清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上区别处理与香港泛民关系的建议思路。

针对泛民群体中立场相对温和的大多数，我们秉持的态度是将其看做是“一国”之内的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就该在坚持底线原则的基础上，一边用说服、化解的方式来解决，一边以团结为目的进行斗争，但是既往治港的斗争哲学，却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为了斗争而斗争，把居于市民过半数的泛民推到了对立面。

今次，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面爆发，这一外部变局无疑加速了北京对香港一部分政治力量尤其是泛民的斗争。这一方面夯实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另一方面北京的做法也超出了香港泛民的预期。从夏骆新局到近日高调抨击郭荣铿等泛民议员滥用程序等系列动作不难看出，北京正在进行的斗争是坚决的，且充满了辩证思维。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言，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失，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不同。

因应于内外两个大局的变化，针对泛民群体的这场全面斗争也有新过程和新矛盾在发生，故此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不同。一个总体的斗争思路，便是分而治之。

第一类是港独勇武派，是要坚决消灭的敌我矛盾。寻根溯源，“勇武”一说最早来自于香港岭南大学前助理教授、有着“港独教父”之称的陈云。2011年，陈云撰写出版《香港城邦轮》一书，提出这一概念，宣扬“动武是除和平之外不可剥夺的最后手段”，吸引了不少本土势力和“港独”分子，被称为“本土派”。经过一系列传播，再加上在占中运动、旺角骚乱以及反修例中的具体实践，“勇武”理念逐渐成为“港独”激进群体的信条。

针对此群体，在反修例处于最焦灼之际，北京就已经亮明了态度。按照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当时的说法，“他们以‘揽抄’为口号，心甘情愿充当外部势力和反中乱港的马前卒，目的就是要搞乱香港、瘫痪特区政府，进而夺取特区的管治权，从而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4月13日就香港特区立法会乱象答记者问时，通过喊话泛民议员，再次明确了态度——“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少数反对派议员‘只破坏不建设’的本质，其破坏行径是与‘暴力揽抄’‘经济揽抄’相呼应的‘政治揽抄’。这种恶意拉布行为，是对立法会议员职责的亵渎，不仅有负广大选民的重托，也是对香港整体利益的肆意破坏。”

4月18日，香港警方以雷霆之势高调拘捕15名民主派人员，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霭仪以及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涉及去年组织及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通过此实际举动，亦不难看出“两办”对于这15人及其背后泛民群体的态度。

第二类是在港独勇武派与和理非之间摇摆玩弄的，属于骑墙派，这些人长久来说是不能用的，但当前可以打击与说服并用。具体来说，之所以长期不能用，是因为这些人并不可靠，忽而和理非忽而港独勇武，具体靠向哪边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而短期之所以应该打击与说服并用，一方面比起这些人，处理港独和勇武显然更迫切和要紧，而当处理了港独和勇武之后，一些刚开始摇摆不定的人可能会往回走，如果往回走，那就团结，如果执迷不悟走向港独勇武，那就打击。

正如多维新闻网在《社论：以斗争求团结——北京亮剑香港泛民》中所评论的，目前泛民的根本问题是政治投机主义，在港独、勇武与和理非之间骑墙，逐步滑入敌我的角色中，误以为可以在两种力量中随意游走，能两全其美，甚至是鱼与熊掌兼得，但这是打错了算盘。如果泛民要站在港独与勇武一边，或者要联合外部势力来对抗北京，就无异于直接硬碰硬，那就不要再希望可以和北京沟通。只是泛民要掂量自己的力量，揽炒是不可能的，只会是他们自己的“炒”，没有人会陪着一起“炒”。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共在草创阶段险恶的斗争环境中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并用于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可以说，斗争贯穿于中共这一即将满百年大党的全过程，或大或小。香港回归本身，也是一场与英国政府的“斗争”。北京理应明白，对香港问题的深刻反思与再认知，既需要抛开以往的传统斗争思维，又需要在认清香港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前提之下加强另一种层面的斗争。而在诸多“斗争”的面向中，与泛民群体的斗争尤为迫切和重要，可谓牵一发动全身。香港能否再出发，此役之意义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