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到底有多大？解析国安公署的角色和权力边界（组图）

而就在7月1日，刚刚生效的“港版国安法”就发挥效用，在当天的示威游行中，香港警方共拘捕约370人，其中6男4女计10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更加让人对“港版国安法”充满问号。

其中，作为北京在香港设立的第四个派驻机构，代表北京在香港行使国家安全职权的机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以下简称“国安公署”)的职能和权力边界，未来在香港国家安全案件上将扮演什么角色，如何与港府以及香港国安委配合，也广受关注。

国安公署权力有多大？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在香港的派驻机构，国安公署在维护国家安全层面，“港版安全法”赋予了这一机构在香港进行执法的权力，是有立案、侦查等执法权的强力机构。从“港版安全法”具体的条款来看，国安公署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层面，有着极高的“凌驾性”和代表中央的权威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在国家安全方面，“港版国安法”赋予国安公署“监督、指导”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力。“港版国安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国安公署的职责，其中一项就是“监督、指导、协调、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

而在香港履行维护国家权的职责是由“香港国安委”行使——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包括特首和港府主要官员、纪律部队成员都是“香港国安委”成员，其中特首是“香港国安委主席”。所以，这一点可以说是北京对国安公署进行了充分赋权。

其次，国安公署的权力，还体现在对香港涉及国安的机构——警队国家安全部门和律政司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的任命，需征询国安公署意见。“港版国安法”第十六条和第十八条分别规定，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部和律政司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检控部门的负责人，由香港特首任命前须书面国安公署的意见。这意味着，驻港国安公署对上述人选的任用，某种意义上需要国安公署的同意。

再次，国安公署及其人员在香港拥有独立执法权和豁免权。根据“港版国安法”第四十九条，“依法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是国安公署的职责之一。第六十条之规定：

国安公署及其人员依据本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国安公署制发的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人员和车辆等，在执行职务时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执法人员检查、搜查和扣押；国安公署及其人员享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和豁免。

也就是说，国安公署直接隶属于北京中央政府，在香港“执行职务时”不受香港政府管辖，具有超越监督和指导港府以及香港国安委的权力。张晓明称，国安公署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港版国安法”第六十条规定，相关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不受香港法例管辖，这参照了《驻军法》和国际上通用的一些做法，是为保障相关人员的工作需求和保密规定，但“港版国安法”，亦规定国安公署只在三个特定情形下行使执法权。

这三种情形具体体现在“港版国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三种类型的案件可以由国安公署直接管辖，分别为：

也就是说，国安公署只有在“境外势力介入，港府管辖有困难”、“港府无法执法”及“出现国安重大威胁”三种情形之一的情况下，方可直接对香港涉国安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当然，根据规定，有关案件将由内地的检察机关起诉，由内地的法院审理。

秉持“谦抑” 避免滥权

鉴于“一国两制”下香港的地位特殊性，以及国安公署的权力现实，有观点认为，在权力使用上应该秉持谦抑精神，注意执法边界，避免“重器”乱用。

所谓谦抑精神，源于司法实践中的谦抑原则（也称为谦抑理念），指国家刑罚权的运用要注意克制。刑法理论上把谦抑原则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指刑事立法的谦抑，二是指刑事司法的谦抑。前者指立法在规定犯罪和配置刑罚时要注意克制，防止刑罚的打击面过宽和法定刑过重；后者指司法机关在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时要注意克制，防止定罪量刑过度或过分。

港版国安法的立法，以及香港国安委和国安公署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制止和惩治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合法权益。

因此，国安公署在权力使用上应该秉持谦抑精神，明确权力边界，不越界、不滥权。国安法的落地香港，已经让港人看到的北京在维护“一国”上强硬，对于国安公署这样的驻港强力机构，港人难免担忧出现权力滥用的情况。如何在打击香港涉及国家安全犯罪的同时，避免手中权力滥用和越界，可能是国安公署未来的一大考验。

可以看到，“港版国安法”在对国安公署充分授权的同时，也对其行为边界做了要求。主要内容在第五十条，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接受监督，不得侵害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除须遵守全国性法律外，还应当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依法接受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