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中美对峙下的美国盟友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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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裘蒂：在中美对峙和新冠疫情的国际情势下，美国传统盟友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形成影响中美交锋的一项重要考量。

随着中美关系进入许多观察家认为的“1979年以来的最低点”，以及新冠疫情对于世界秩序的冲击，在中美对峙下的国际情势，既具有合纵连横的复杂性，也具有站队的现实性。美国传统盟友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形成影响中美交锋的一项重要考量。

尽管大多数美国盟友越来越担心与中国相关的一些贸易惯例、领土和海事争端、人权、公民社会、国家安全和高新科技议题，但不像美国鹰派的主张，没有盟友对完全或实质上与中国脱钩感兴趣。美国盟友大抵希望对中国的影响力有所约制，但每个盟国主要考虑自己的战略国家利益。

例如，尽管最近英国在对待华为的态度上有了180度的急转弯，英国仍将继续在不同议题上对冲中英和英美之间的关系。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中国研究中心和密歇根中国创新中心于7月9日联合主办了一场以“中美双边破裂：来自美国盟友的意见”为题的网络研讨会，通过“脱钩论”的视角来探讨中美关系的当前和未来状况。三位专家分别探讨：中澳、中英、中加和中德关系的现状；每个国家与中国关系的一些关键的底线问题；每个国家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现状及可能的后果。

加拿大无力影响，却经常被卷入

阿尔伯塔大学政治学教授暨中国研究所所长戈登•霍尔登表示，加拿大自认为是“最好的中等强权”，对于国际事件的反应通常被动居多，在亚洲塑造地缘政治的影响力量有限，有时却被动地卷入一些国际事件。

比如在二战中，加拿大人在香港进行了第一场陆上作战。1941年12月8-25日，来自温尼伯和魁北克市的近2000名士兵，原本只是警卫，却奋勇抗击了日本军队以压倒性力量进行的侵略。

1950年夏，当朝鲜人民军越过北纬38度线时，加拿大被卷入朝鲜战争。同样，2001年9•11事件后，加拿大很快加入美国和其他盟国的行列，共同对抗恐怖份子。加拿大虽然没有很多能力去塑造亚洲的事件，却被亚洲情势深深影响。

在国家安全和经济方面，加拿大可能是和德国一样最仰赖国际贸易的国家，加拿大的GDP有66%是靠国际贸易而来，贸易对加拿大是生命攸关的事，而国际贸易在中国GDP中的占比是37%，美国则只有24%。幸运的是，75%的加拿大出口是到美国，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加拿大有很好的（即使不是完美的）美国市场准入。

加拿大和美国都认为彼此的经济需要更多元化，因此作为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的中国以及其他亚太地区的新兴经济体，便成为贸易关系多元化的引擎。但这个尝试事实上已经垮掉了，加拿大政府曾在2018年尝试与中国政府谈判公平的自由贸易协议，但很快就了解到没有共通点。虽然加拿大和美国等其他国家也有争议，但劳工标准、环保、人权等议题，对中国来讲都是不可能让步的红线问题。加拿大在那时就很清楚中国不可能改变内部体制来迁就一个“小国”。

到2018年12月，中加关系的轮子就掉链了。加拿大因为美国的引渡要求拘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虽然不见得是伊万卡•特朗普的级别，但孟晚舟在中国等于是一个公主。”随后两个加拿大人以间谍名义被拘捕，最高刑罚可以达到终身监禁。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一起行动，但这次加拿大受的打击最大。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最近表示将继续执行引渡的法律程序，这显示在未来几个月、几年或更长时间里，中加关系很可能仍将处于冰冻状态。

霍尔登引用特鲁多的父亲、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的话说，“如果美国感冒了，加拿大就会得肺炎。”他始终主张赞同中美之间有强劲的关系，因此加拿大对中美关系的逐渐恶化感到非常焦虑，担心是否会形成全面的冷战。“我们似乎在朝着那个方向迈进。”

霍尔登认为：“在这方面，到了紧要关头，加拿大的立场几乎毋庸置疑。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有两个国防协议，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加拿大的处境将非常危险。但即使将来加拿大会站在美国这边，也不表示加拿大会支持中美关系的紧张。”

对加拿大来说，只要中国不释放两个加拿大人，中加关系将永远没法正常化。布什总统底下的一位外交官员曾对霍尔登说，中美之间可能因台湾而起冲突，对这名外交官而言，如果中美之间有战争，将是21世纪的灭顶灾难。因此霍尔登认为，加拿大虽然支持美加盟友关系，但也想要有经济发展，而且顾及原则。

德国选择非对抗的沟通方式

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的数字治理教授丹妮拉•斯多克芒表示，目前德国和欧洲处境尴尬，因为中国和美国都想要加强与欧洲的关系。虽然德国对于中国的立场有所保留，但不愿意追随美国的对抗策略，依然选择在环保等一些方面与中国合作。

德国希望在中美关系之间保持独立的角色，欧洲也是如此。YouGov的民调显示，如果必须有所选择，德国人和欧盟人可能会选择美国的立场，但目前他们不想站在任何一边，因为只有10%的受访者赞同美国。

经济贸易方面，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中国不会代替美国成为德国或欧盟最重要的出口市场。2018年27个欧盟国家和英国平均每个国家有2.5%的GDP是出口到美国，出口到中国少于1%。而当年德国有3.5%的GDP是出口到美国，2.8%到中国。

因为德国在欧盟中扮演的角色，德国尝试着要在中美紧张关系中进行调解。德国刚成为欧盟理事会主席国，本想趁着原定于今年9月举行的中欧峰会达成这个目标，但目前这场峰会已经因为新冠疫情而被迫延期。

中欧峰会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支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在新冠疫情下，虽然德国商业界更担忧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但他们不支持对抗政策。有德国企业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考虑分散供应链风险，但77%的受访德国企业表示，并不计划从中国撤出。

德国有些工业非常依赖中国，特别是汽车工业。大众汽车25%的营收来自中国，宝马与奔驰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中国，因为有这样深层的关系，德国希望中德之间有更互惠的关系。但德国企业觉得，相对于中国企业在欧盟得到的待遇，它们在中国并未得到对等的市场准入，所以主张有更平衡的市场待遇。

德国也日渐对中国在欧盟的投资感到担心，比如2016中国家用电器生产商美的集团以45亿欧元收购库卡，这是中国公司向德国公司发起的最大规模的收购计划。并购后，美的在2018年炒了德国籍的CEO，换了一个中国人。

疫情期间，很多德国公司担心中国企业会趁机在德国购买资产。2020年4月德国政府作出决议，要对来自境外的投资实行更严格的审核。虽然这些政策并不是针对中国，但这些担忧是政策背后的驱动力。

中欧峰会的第二个焦点是人权。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东德出生长大，个人的经历使她成为自由民主的推手。

华为和5G也是德国政治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德国人不仅担心中国在德国的投资，也担心中国在德国的影响力。默克尔的联合政府决定不排除华为参与德国5G建设，有德国媒体批评称，这是政府做了屈服于某些商业利益的决定。但事实上，德国政府在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前内部有两个争议的观点：

一个观点是，作为一家中国企业，华为对德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另一个观点是，5G技术本身就带有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要加强对5G以及通讯的监管。最后第二个种观点获得了胜利。

因此德国政府通过了《新通讯法》。目前还不知道这将如何影响华为，但德国法官曾于3月5日裁定，华为违反了欧洲隐私法，因为它未能回应前经理查看公司保留的其个人数据的要求，处罚华为5000欧元。有人讥笑说，违反欧洲数字信息法的代价竟然只有5000欧元。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中国观

兰开斯特大学英国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安德鲁•丘布原籍澳大利亚，目前在英国做研究。他直接对比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对华政策，认为澳大利亚比英国接近美国，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尚未占据英国的政治意识，英国国内对中国的讨论不多；而过去几年澳大利亚关于中国已经有非常激烈的政治辩论。但整体而言，两国都是朝同样的方向前进，即分别在不同领域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两国对中国都没有采取脱钩或战略对抗政策的意愿，但都在减少与中国在科技研发和经济上的合作，两国的政策方向基本上追随美国。

在政治上，澳大利亚担心外国投资和外国势力在国内的影响。从今年开始，中国相关部委已经不会直接接听澳大利亚官方打来的电话。相比之下，中英关系虽然高度紧张，但还维持在可以沟通的状态，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曾在3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并称赞中国的抗疫举措，但这是在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前。

在英国决定逐渐剔除华为对英国5G建设的参与之前，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表示，如果英国决定不让华为参与英国部分的5G建设，或是干预香港内政，这就等于是跟中国敌对。因此，我们不知道中英政治关系能否在这样的紧张状态下安然无恙。

丘布指出，尽管有政治上的冰冻，但中澳贸易仍然继续增长。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有很大的顺差，特别是铁矿石和其他矿产的出口。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矿产交易不太能被取代，这大约占中澳之间贸易往来的40%，特别是在目前巴西成为新冠疫情重灾区的情况下。

而相对来说，英国对中国的依赖较小。中国是英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英国从中国的进口是对华出口的两倍，英国对华经济的体量远次于美国和欧盟。丘布认为，由于贸易杠杆不同，中国政府公开对澳大利亚施压，但对英国还没有采用同样的策略。自澳大利亚公开呼吁调查中国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公开威胁在购买大麦和牛肉以及教育、旅游方面断掉澳大利亚的财源。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国际学生会回来吗？由于新冠疫情限制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只有40%-50%的中国家长表示将按原计划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澳大利亚三分之一的外国学生来自中国，但他们现在不能在澳大利亚打工，也被很多就业机会排除在外，澳大利亚总理甚至表示这是留学生回家的时候。

其他英语系国家如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是否会因为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中国学生的态度而从中获利？目前还不得而知。

根据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民意调查，自2018年开始，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好感急剧下降（降低了19%），中国甚至排在俄罗斯、沙特和伊朗之后。而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5月13日至10月2日之间的民意调查显示，38%的英国人对中国有好感，55%有反感，好感比2018年下降了11%。这些数据都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那么，拥护自由贸易的澳大利亚和英国又怎么看中美贸易战？虽然特朗普的关税非常不受欢迎，但澳大利亚正积极寻求贸易多元化。澳大利亚对美国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撤出特别感到失望。英国和澳大利亚都没有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意愿，澳大利亚也担心美国政府现在处理中美对抗的能力，以及美国对盟友的忠诚度。

在澳大利亚和英国都出现了高科技方面与中国“脱钩”的趋势，与中国的科技研究合作项目受到了更多审视，特别是在国防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的通讯和信息技术方面。

简言之，澳大利亚和英国在科技战方面选择站在美国一边，但在贸易战方面不追随美国。新冠疫情问题上，澳大利亚和英国观察形势，美国和中国似乎在论调和舆情上较量。丘布强调，澳大利亚公开号召国际对于中国的疫情展开调查，其实是想要从美国主张的阴谋论上转移，并不是出于反华的策略。澳大利亚和英国都希望中美在环保问题上合作。

人权方面，澳大利亚和英国公众基本上支持依照《马格尼茨基法案》模式，针对性地对某些中国官员进行制裁。《马格尼茨基法案》是美国2012年12月通过的法案，目的是惩罚俄罗斯官员对2009年俄罗斯税务会计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在莫斯科监狱中死亡负有的责任。

80%以上的澳大利亚受访者支持美国的《香港人权法案》和《新疆人权法案》，英国也有多数公众支持。但澳大利亚和英国政府都没有采取对应的政策，显示其主要关注的还是本国的利益。

盟友如何面对“红线问题”

目前国际关心的是，香港国安法通过后，英国是否会对香港官员采取制裁？丘布认为，最近英国制裁了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官员，还未针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官员，但假如中美关系持续恶化，香港的抗议人士在英国展开活动，包括干扰中国的银行，以及中国展开长臂域外管辖，这个情况可能有所改变。

在南海，英国和澳大利亚正在探索增加海军力量部署，但对美国与亚洲盟友结盟关系的可信度有所质疑。在台湾和中国东海，丘布认为，在美国已经参与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很可能参加关于台湾的突发事件，英国参与可能性较低。

丘布说，英国和澳大利亚公众对香港示威者有广泛同情和支持，但最终要看海外香港人如何行动。两国国会里除了对华鹰派之外，也有普遍支持香港反建制派的力量，因此他认为未来香港问题将会持续影响中英和中澳关系。

丘布认为，虽然英国和澳大利亚都尚未提出比照美国《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针对性的制裁，但这些仍然在议程之中。学术研究显示，聚焦式制裁的效果远比广泛的经济制裁有效。

霍尔登认为，目前香港有30万加拿大人，超过任何其他国家，而3700万加拿大人口中，有100万来自香港。所以香港可能是加拿大的红线问题。

霍尔登认为，加拿大的政策是与美国同进退，但加拿大自己手上的问题已有很多，因两个加拿大人被中国拘留的问题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像拘留两个加拿大人这样重要的事情，几乎肯定来自最上层的决策，那么制裁下属官员有何意义？

斯多克芒认为，包括默克尔在内的德国政界对香港问题表示关切，但这大多是基于中欧峰会的准备，德国官方目前尚未讨论因香港国安法而展开制裁。

斯多克芒解释说，德国的策略是避免正面冲突，提倡中国与欧盟国家之间的沟通。她认为，德国表达关切的方式是选择非正式的场合，她自己曾经跟随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观察到德国官员通过官方会议与中国官员谈论人权议题，似乎总是没有结果，但在非正式场合表达观点可能较为有效。到默克尔卸任后，德国应该还会维持目前的对华策略，即用非正式方式避免正面冲突，因为德国经济非常依赖中国。

德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是不是也趋于负面？斯多克芒认为，德国人倾向于通过历史的棱镜来看中国，如德国本身的纳粹历史，以及历史上东德全面监控的社会。德国人一般对中国的政治有所批评，但如果问到中国的文化或经济发展，他们的看法可能不同。

如果拜登替代特朗普

如果拜登替代特朗普，这对这些盟友与美国的互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丘布认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对特朗普的看法很负面，从民意调查及各种媒体评论来看，拜登政府会带来的最大不同是与国际多边组织的互动，因此对华政策会更协调。

斯多克芒认为，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她一直对“中国崛起”现象有疑虑，但在新冠疫情下，中美两国政府的不同抗疫措施和结果证明中国的确将会崛起，而美国将会衰弱。她曾长期观察清朝灭亡之前，中国国内充满了冲突和内乱，她觉得这与美国当下的情境相似，特朗普政府在鼓捣更多的冲突。至于拜登是不是会比较好，这需要美国人自己决定。

霍尔登说：“我一直非常喜欢美国和美国人，但你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有二战后第一个不把盟国当回事的美国总统。有一些裂痕可以弥补，有些则不能。美国与欧盟的关系会摇摆不定，到处漂流，但我们没有选择，因为加拿大与美国是连体婴儿。美国以前的优势是能够号召盟国跟它一起出兵或采取其他行动，但现在这个号召力削弱了。像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和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有点像竹子，可以有伸展的空间，弯曲时会弯曲，但反弹时可以很快反弹过来。美国的硅谷仍然是高科技集中的高塔，可以灵活地运用资本，而中国则是回到以前（19世纪以前）的领导地位，这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因此我认为，未来将是一个强大的美国、强大的中国，还有一个强大的欧洲。”

中美国际领导力

在听完三位专家比较四个美国盟友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后，我认为想要了解在今天的情况下，美国盟友是否会追随美国的倡议，我们应该参考两个对于全球领导者的调查。

盖洛普在2019年2月28日发表的《2019年全球领导者评级》报告显示，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的形象处于低迷状态，在特朗普任期的第一年跌至创纪录的低点（30％）之后，美国的形象在他任期的第二年仍然很差。133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年人给予特朗普表现的全球认可度中位数在2018年为31％。

基于对“美国优先”的反感，特朗普的低声望也为中国和俄罗斯提供了宣示其全球影响力的机会。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在“大国竞争”中获得了更大的优势，而俄罗斯如今与美国的关系更为均衡。

但特朗普执政对美国软实力和国际领导力的打击，是否将导致美国“万劫不复”的衰弱？中国是否将借此撼动美国霸权而主导世界秩序的重组？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2020年1月10日发布的2019年对33个国家/地区的调查，与中国相比，全球有更多的人对美国持正面看法。在其中21个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美国获得的积极得分远高于中国，而在七个国家，中国的表现要好于美国。

就美国和中国的看法而言，最明显的差距是在日本，人们对美国持正面看法（68％）的可能性比中国（14％）高出54个百分点。韩国人、菲律宾人和印度人支持美国领导力的也比支持中国的高至少37个百分点。在许多中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立陶宛和捷克，也存在这种性质的差距。

在韩国、菲律宾、日本和澳大利亚，约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人说，美国是他们最可靠的盟友，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在接受调查的六个亚太国家中，很少有人持相反的观点。

在五个国家（瑞典、法国、德国、土耳其和荷兰），受访者对美国和中国都持消极态度。

尽管有这些观点，但在谈到谁是他们最大的威胁或最可靠的盟友时，很少有人会以零和博弈看待中美竞争。比方说，当受访者被问到一个开放式问题，即哪个国家将是本国最亲密的盟友，哪个国家或集团将对本国构成最大威胁时，在大多数国家，将中国视为威胁与将美国视为盟友之间几乎没有关系，反之亦然。

这些调研都是在新冠疫情之前，疫情只会使中美关系更为复杂，美国大选的结果也将影响美国是否会回到多边主义。YouGov于7月10-12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42％的德国人认为，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从世界领先大国的位置滑落，而中国将逐步取代美国。只有14％的人认为美国将继续保持其主导地位。

为了考察新冠疫情如何影响欧洲公民的世界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委托对欧洲九个国家（保加利亚、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的超过1.1万名公民进行民意调查，这些国家覆盖了三分之二的欧盟人口和GDP。这个6月24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新冠危机对美国和中国的声誉都造成了巨大而持久的负面影响。

在调查涵盖的九个国家中，有八个国家国民对中国的态度已显著恶化。超过60％的法国和丹麦人以及近一半的德国人表示对中国的看法更为负面，原因是新冠病毒的起源，中国在应对危机时采取的激进方式，以及在国际上进行的信息战。

但是，美国形象的崩溃可能更令人震惊。超过70％的丹麦人和葡萄牙人、68％的法国人、65％的德国人和64％的西班牙人表示对美国的看法更为负面。这不仅是因为欧洲人强烈反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美国面对疫情危机的分歧也使盟友怀疑，如果美国的全部能量都消耗在护卫自己上，又如何能帮助他国？如果美国国内混乱局面继续下去，许多欧洲人可能会把美国视为一个破碎的霸权，而不将其视为西方世界的捍卫者。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处于疫情的上半场，下半场将如何发展，目前尚未有定数。而所谓美国衰败论也极可能受到现实的挑战。可以确定的是，美国盟友将继续在中美关系的过山车里摆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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