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一位女性副总统意味着什么？（组图）

1984年，当杰拉尔丁·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被选为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的总统竞选搭档时，媒体不知道该怎么报道她。时政媒体把女副总统候选人视为一种过程错误。记者质疑费拉罗使用娘家姓，并且想不通她该如何照顾子女。

“她的家里该是什么样子？”一位记者试问。形象顾问建议她“穿得像个女人”，“选择天然面料，不要合成纤维”。NBC的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在民主党全国大会现场报道：“杰拉尔丁·费拉罗——我得声明这不是性别歧视言论——穿的是6号鞋！”

当费拉罗在大会上登台正式接受提名时，她并没有过多谈论如何做女人、做妻子、做母亲，或者穿天然面料的衣服。相反，她将自己的性别作为一个隐喻，将其作为更广泛的变革、进步和实现美国梦的象征。

“选择一名女性来竞选我们国家的第二号职位，你向所有美国人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没有我们开不开的门，”她说，“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或者正如蒙代尔所说的，“当我们谈到未来时，传递的信息是杰拉尔丁·费拉罗。”在1984年的总统大选之后，这不仅仅是一种漂亮的说辞，也是一种不详的预兆。里根的策略师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说，选择费拉罗“可能会使副总统职位成为‘女性职位’”。那一年，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就在想，他是否会成为“最后一位被考虑担任副总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

显然不是。今晚，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将成为第三位被主要政党提名为副总统人选的女性，而且是第一位有色人种女性。自费拉罗参选以来，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打破了更高的壁垒，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且今年竞选总统的女性人数创下纪录，其中就包括哈里斯。尽管如此，围绕这一时刻的期望和恐惧已经在美国人的心头翻滚了35年。研究表明，副总统人选的身份不太可能左右选民，但这并没有削弱其作为媒体叙事、历史事件、电视盛会以及评估美国与性别及权力关系的力量——这一切最终化为哈里斯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正式接受提名的演讲。

这场演讲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传播政党政治信息的盛大演出，当发表演讲的是女性时，其性别的全部隐喻都会被挖掘出来。来自皇后区的国会议员费拉罗上台时，铜管乐队奏响《纽约，纽约》(New York, New York)，将她的个人形象与美利坚事业融为一体，把她自己塑造为“美国工薪阶层的女儿”和“意大利移民的女儿”。在2008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竞选搭档、阿拉斯加州州长萨拉·佩林(Sarah Palin)的身后是美利坚画面集萃制成的某种屏保——金色的光线照亮拉什莫尔山、摩天轮后面的落日，与此同时，她利用性别将自己定位为终极的政治局外人，批判“华盛顿精英”用明显的性别歧视论调蔑视她的候选人身份（上述个演讲都是由男性撰稿人主导）。

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可以鉴照总统候选人本人。她突出了总统候选人的不足之处，同时也向公众确保他有足够的自我意识来改正这些不足。当蒙代尔提名费拉罗时，她被看作是他最有趣的亮点：“他不是罗纳德·里根，而且他选了杰罗丁·费拉罗。”民主党分析人士艾兰·拜伦(Alan Baron)说。已故节目主持人提姆·拉瑟特(Tim Russert)将她塑造为一种人格融合：“一种任何支持率民意调查都无法测量出的新化学反应、新激情、新情感。”2008，佩林被推崇为“大胆的选择”，是麦卡恩自封的“特立独行”品质的人格化身。

在民主党初选中，小约瑟夫·R·拜登与好几位女性候选人竞争，在未透露具体人选而许诺任命一位女性作为自己竞选伙伴时，他也预料到自己作为候选人的条件会受到批评。从那之后，他将自己对哈里斯的选择塑造成对自己男性气概的自信，这也是与特朗普形成对比的又一机会。“特朗普对女强人有意见，”拜登在正式欢迎哈里斯加入自己的选票时说，“这还有什么好惊讶的吗？”

根据芭芭拉·李家族基金会(Barbara Lee Family Foundation)发布的研究，对女性的期待是，要想赢得选举，需要表现出某种高度独特的人格。选民想要一个散发自信但不自恃过高的女性候选人。他们想看到她出现在比较随意的交流场景中，亲切地分享自己成功的荣誉，而不是坐在红木办公桌后揽聚权力。

如果她有孩子，她将需要解释自己如何平衡家庭生活和公共事业。如果没有孩子，她就应该将母性本能投射到大家庭的亲人身上。尽管选民承认这代表了一种不施加给男性的双重标准，基金会发现，“他们依然主动参与、将之延续”。这有点像走性别钢丝，即使老老实实地执行了，依然有显得生硬、谋算的风险，希拉里·克林顿就经常受到这样的指责。特朗普已经试图用同样的手法对付哈里斯，宣称她太“假”了。

男性副总统或许会被说成是影子总统（shadow president)（比如迪克·切尼之于乔治·W·布什）或者“好哥儿们”(“BFF”)（拜登之于贝拉克·奥巴马），女性候选人则被放入浪漫关系的剧本中进行解读。费拉罗被塑造成某种国家妻子形象；竞选期间，她一度以从超市拖出大桶洗衣液的形象出现在照片中，洗衣液犹如公共母亲角色的道具。形象顾问苏珊·毕克丝乐(Susan Blixler)当时说，费拉罗在提名演讲上的白色双排扣裙子和珍珠项链让她看起来“像要开始一段婚姻的新娘”。（这条裙子后来被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ion]获得，从此被重新描绘成向选举权运动的致敬。）

2008年，新闻媒体不再将佩林塑造为妻子，而是一个美艳尤物。《纽约时报》的媒体专栏作者大卫·卡尔(Daivd Carr)写道，色迷迷的媒体将佩林看作“本地修车行的日历女郎”；《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马蒂·佩雷兹(Marty Peretz)说她“跟梅西商场的化妆品销售员一样漂亮”。当佩林效仿费拉罗穿上米色外套、戴上珍珠发表演讲时，媒体不再将之看作新娘展示或对女权历史的致敬，而是看作虚荣开销——外套是华伦天奴的——与她的亲民人物设定不相符。

在拜登宣布自己的选择之前，一个女性组织联盟就为预期针对哈里斯的性别歧视攻击展开工作，警告媒体不要质疑她的抱负、男性化她的外表。但老一套的比喻犹存，尽管被重塑为性别歧视的政治环境中的女性主义观点。维吉尼娅·赫夫尔南(Virginia Heffernan)在《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中将拜登搜寻女性副总统比做真人秀《单身汉》(The Bachelor)中的主角甄选妻子：“看到一个老男人准备选择一名年轻女人带去白宫这个‘终极梦想套房’，感觉有点怪。”她写道。

哈里斯作为第一位跻身主要政党选票的黑人女性，激起的非议尤甚。评论者——有一些是跟随总统的指引——不仅质疑她的性别，还质疑她的黑人身份和美国人身份。他们散布关于她的性生活的肮脏诽谤。与费拉罗一样，哈里斯也强调自己作为美国移民的女儿的身份（她的父亲来自牙买加，母亲来自印度）。拜登曾说，哈里斯的故事“是美国故事”。但与费拉罗讲述故事时不一样的是，哈里斯的故事遭遇了最早针对奥巴马提出的种族主义出生地阴谋论的新一轮复苏。

在福克斯新闻上，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直截了当地拒绝正确读出她的姓名。政治建制人士长久以来将白人女性作为政治副手与温和变革的阳光信号来宣传，但人们对这位黑人女性的定位很极端：她要不是一个蕴含天生道德力量的自由超级女英雄，要不是一个誓将撕裂国家的危险极端主义者。在她被选中后的几天，特朗普说过她“愤怒”、“疯狂”、“可怕”，以及“恶心”。

在没有疫情的选举年，候选人的首次大会亮相从人群获得能量——大会的听众通常是组织好的党内代表，并被打造成是人民意愿的真实代表。1984年，人群打断费拉罗的演讲长达几分钟，一遍遍高呼“格里！”“几乎就像是我和大家之间的一支舞蹈。”费拉罗后来说。当佩林2008年登台的时候，观众响应她的提示，对媒体齐喊“可耻！”

人群的拥戴立刻将候选人的话语托举到流言蜚语之上。但今年，新冠病毒抑制了通常大会的节日气氛。民主党代之以保持社交距离的电视节目，其画面让人想起电视募捐节目的美学，包含预录的表演和在一片寂静中通过远程连线发表的演讲。哈里斯独自一人步入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