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格局下内外价值链的结构之变（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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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内外经济循环的宏观格局之变，离不开内外价值链的微观基础之变。在“外循环”所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国国内价值链发展相对滞后，形成了失衡的内外价值链结构。受此影响，中国产业体系以单一环节对接全球价值链，放大“被脱钩”风险。中国企业所采取的“抱团取暖”策略，也难以应对全球大变局的系统性冲击。

面向“双循环”新格局，中国内外价值链结构有望迎来新一轮变革。国内价值链料将加速发展，形成更具深度和效率的垂直分工体系。基于此，中国经济有望从“以环入链”转向“以链入链”，与全球体系缔结更为多元的纽带。中国企业有望从“抱团取暖”转向“筑链共进”，从三大途径同步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在这一场大变革中，“科创头雁”、“国货潮牌”和“隐形冠军”三类中资企业有望实现长趋势崛起，逐步兑现内外变局所赋予的时代红利。

“双循环”格局下内外价值链的结构之变

价值链视角下中国产业升级的三大途径

“外循环”主导下的内外价值链结构。

简而言之，“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一种垂直分工体系：将某一产品的生产流程分解为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品牌营销等“垂直”承接、依次进行的环节，这些环节分散在不同经济体内进行，并通过国际贸易逐环传递并累加各环节所创造的附加值。如果上述的垂直分工和附加值传递发生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之间，则为“国内价值链”。对于经济体而言，全球和国内价值链的结构共同决定了分工形态，而分工形态则进一步深刻影响了竞争策略和发展潜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得益于“沿海发展战略”和加入WTO，中国经济加速融入“外循环”，是实现“增长奇迹”的核心动力之一。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市场主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快提升，而“内循环”中的国内价值链却发展相对滞后，逐步造成了失衡的分工形态。在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工体系下，中国主要参与加工制造的单一环节，形成“以环入链”的不对称格局，这迫使国内的分工趋于“水平化”而非“垂直化”，即大量的企业在功能上高度重叠、在位置上拥堵于价值链的低端（详见附图）。受制于这一分工形态，面对外部冲击，中国企业只能选择“抱团取暖”策略，凭借同质化企业的数量优势，通过大规模生产压低价格和成本，进而在存量博弈中争夺全球订单。

“以环入链”易脱链，“抱团取暖”难长暖。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全球遭遇百年未有之变局，上述内外价值链结构、分工形态和竞争策略的弊端正在加速暴露，主要体现在两大层面。

一是，“低端锁定”效应。一方面，由于过度依赖全球价值链获得外部技术转移，中资企业缺少自主研发的动力，对研发的投入长期不足。另一方面，一旦有中资企业奋力走向技术前沿，就将在全球价值链上遭遇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壁垒、市场势力进行的双重封锁。若不能打破这些桎梏，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将被长期锁定于低附加值、低盈利、低博弈能力的低端环节。

二是，“被脱钩”风险。由于是凭借单一环节“入链”，中国企业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缺少多样化纽带，功能定位缺少不可替代性，因此更易于被“踢出”全球价值链。当前，大国优先主义和民粹主义正在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地缘政治博弈。新冠疫情长期冲击之下，全球价值链转而更加强调弹性与安全，而非成本最小化，因此将避免加工制造环节过度集中于单一国家。此外，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其他后发经济体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逐步释放，正在催生新一轮产业转移。这些因素都将长期加剧中国企业的“被脱钩”风险。

面对上述风险，“抱团取暖”策略难有作为。一方面，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外需长期疲弱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由于功能重叠，或将在国内外市场陷入激烈的同质化竞争，难有余力向上突破“低端锁定”。另一方面，即使中国企业之间能够加强相互的扶持，但是由于彼此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相同位置，因此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压力分担、风险分散。一旦外部环境对这一位置进行系统性施压，则企业之间将发生风险传染和集聚爆发。由此，从根本上来看，“外循环”主导下的内外价值链结构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与新环境。

“双循环”格局下的内外价值链结构。

旧方法解决不了新问题。针对上述弊端，仅在全球价值链内难以找到腾挪空间。向内发力，补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短板，进而重塑内外价值链的结构，料将是更为有效的破局路径。结合“双循环”的战略布局和时代形势，我们认为，未来国内价值链的发展将凸显相互促进的两大趋势。

第一，价值链环节的拓展。从生产流程来看，发展国内价值链，关键在于将国内价值链拓展至更多元、更高附加值的环节，并打通各环节的互动联系，进而形成层次丰富的垂直分工体系。基于当前的时代机遇，这一目标有望从三个层面加速实现（详见附图）。其一，抢占研发设计环节。数字经济和新基建的先发优势正在助力中国积极拥抱新一代技术革命，叠加资本市场的深度改革，有望培育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富有科创能力的“头雁”型高新技术企业。其二，壮大品牌营销环节。立足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居民消费升级潜力和疫情时代服务消费回流机遇，新一批“国货潮牌”正在稳步崛起。其三，升级加工制造环节。中国完备产业链的基础，叠加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有望推动制造业企业打破功能的简单重叠，进一步细化分工、深耕技术，从而在各个细分的关键中间品领域培育出“隐形冠军”。由此，国内价值链将从单薄的加工制造环节，拓展为富有深度的“研发设计（科创头雁）→品牌营销（国货潮牌）→加工制造（隐形冠军）”的完整链条（详见附图）。

第二，“地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从空间分布来看，国内垂直分工体系的发展进程，实质上也将是国内“地域-产业”结构的再优化过程。在区域战略视角下，中国正在走向“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不同于以往，新的区域战略致力于打破地理板块划分的桎梏，充分发挥成熟地区或增长极对后发地区的扩散效应。与之匹配，借助于垂直分工体系，未来“地域-产业”的结构有望呈现两大变革。其一，中低端制造环节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在这一进程中，中西部地区将承接来自于东部地区的管理经验、技术扩散、市场信息和资本支持，进一步用好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从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和全国生产效率提升。其二，东部地区聚力发展高端制造、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区域性地聚焦于这些高附加值环节，将激活和增强人才蓄水池、中间品投入共享和技术扩散的正向集聚效应，将单个企业的“孤军奋战”转变为企业群的“集团突围”，从而加快打造在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国际竞争力。

“以链入链”固纽带，“筑链共进”促升级。

随着国内价值链的加速发展，其与全球价值链有望形成双链并立、良性互动的新结构（详见附图）。这将深刻改变中国产业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定位、竞争策略和发展空间，也将为“双循环”的宏观格局奠定生产流程上的微观基础。

首先，“以链入链”，强化“双循环”的内外纽带。不同于此前的“以环入链”，发育完备的国内价值链将更加有效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以链入链”。

其一，基于拓展后的垂直分工体系，国内价值链能够在更多的环节上与全球价值链缔结新纽带，强化中国产业体系的不可替代性，由此将降低因单一环节链接所引致的“被脱钩”风险。其二，国内价值链的发展能够通过优化资源整合、加速技术扩散、推动企业成长等效应，推动中国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整体增强中国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和博弈能力，从而降低来自于全球价值链的市场势力和技术壁垒冲击。其三，即使遭遇外部冲击，在国内垂直分工体系下，中国企业不是同质化的竞争关系，而是异质化的合作关系，因此既有在共同利益下相互扶持、共克时艰的意愿，也有在不同环节上分散风险、合力共进的能力。由此，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将更具稳定性和主动权。

其次，“筑链共进”，促进“内循环”的产业升级。随着国内价值链从单一环节拓展为完整链条，并带动内外价值链结构的重塑，中国企业的竞争策略，有望从面向存量竞争的、以量取胜的“抱团取暖”，转向面向升维竞争的、以质取胜的“筑链共进”。具体而言，在“双循环”格局下，以内外价值链为脉络，未来中国产业升级将有望从三个层面展开（详见附图）。

一是单环式升级。通过技术革新、工艺改进等途径，推动加工制造环节的生产效率提升，这主要将通过深耕专业领域的制造业“隐形冠军”来实现。二是阶梯式升级。即沿着现有产品的价值链条，从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环节延伸，从而完成从低附加值、低利润向高附加值、高利润的进化，这主要通过“科创头雁”和“国货潮牌”型企业完成。三是全链式升级。由于“研发设计（科创头雁）→品牌营销（国货潮牌）→加工制造（隐形冠军）”的国内链条被打通，因此一旦“科创头雁”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就将带动整个国内链条从旧产品跃迁至新产品，同步推进所有环节的升级。例如，此前日本、韩国半导体产业“收音机→电视机→个人电脑→智能设备”的升级路径即为典型案例。

展望未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人类社会数字时代的到来，全链式升级机遇将更多地涌现。以国内价值链“筑链共进”，夯实单环式升级、阶梯式升级的基本功，抢抓全链式升级的新机遇，料将进一步拓宽中国经济产业升级的致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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