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者梅新育：蚂蚁集团上市折射四重涵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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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蚂蚁集团获批上市是中国资本市场和科技产业发展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所体现的发展趋势，又因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局势的变动而进一步提升了其价值。从4个方面审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涵义：

首先，毫无疑问，无论是对于A股市场，还是对于香港股市，能够顺利承接蚂蚁集团这样的巨无霸量级优质企业上市交易，都意味着当事证券市场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将因承接越来越多这样的巨无霸公司上市而实现更大发展。对于A股市场而言，这样的“大盘股效应”意义更为重大深远；因为A股市场长期将大盘股上市视为利空和对股民“抽血”，导致众多境内大盘蓝筹公司不得不赴境外上市，木已成舟后，境内A股市场投资者又纷纷抱怨这些大盘蓝筹公司优厚的分红是利益外流、大盘蓝筹公司境外上市是优质上市公司资源外流。

所幸者，随着中国经济和境内资本市场的发展，上述两难正日益消失；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升级需要强大的资本市场，有理由期望，蚂蚁集团等巨型优质公司相继在境内上市，能够促进A股市场加快更上层楼。看看蚂蚁集团的经营数据，不难理解，对于其所在行业而言，这确确实实是一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

论用户数，蚂蚁集团支付宝月度活跃用户2017年12月为4.99亿名，2020年6月已增至7.11亿名，年度活跃用户超10亿，月度活跃商家8,000万。过去一年，蚂蚁数金科技平台用户为7.29亿，花呗借呗服务用户约5亿。

论蚂蚁集团作为平台实现的交易规模，在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12个月里，支付宝数字支付交易规模高达118万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蚂蚁集团理财平台促成的资产管理规模高达4.1万亿元，保险平台促成的年度保费为518亿元。

论营业收入和利润，蚂蚁集团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至6月实现营业收入分别高达653.96亿元、857.22亿元、1,206.18亿元、725.28亿元，实现净利润分别为69.5亿元、6.67亿元、169.57亿元和212.34亿元。

其次，蚂蚁集团上市有望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助力。毕竟，这家公司技术实力雄厚，技术服务是其超总收入六成的最主要收入来源，选择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也是希望凸显自身这一特点，此次首次公开募股（IPO）募集资金的最大用项也是创新和科技投入。

审视蚂蚁集团相关数据，不难看出其“技术家底”之雄厚：

26项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产品；

18项世界级和国家级核心技术奖项；

在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6,279项专利或专利申请，其中6,382项已获得授权；

2019全年及2020年上半年，数字金融科技平台收入（绝大部分来自向合作金融机构收取的技术服务费）占公司总收入比例分别达55.75%、63.39%；

2020年6月底，蚂蚁1.6万余名员工中技术研发人员占比超过64%；集团董事会成员中三分之一出身技术背景，包括蚂蚁集团CEO胡晓明、阿里巴巴CTO程立和蚂蚁集团CTO倪行军。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领先于世界的各类电子商务企业仅仅是商业模式创新而不是科技创新，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且不提各类电子商务企业得以诞生、发展只能建立在强大信息技术（IT）科技基础之上，就是对于备受推崇的IT制造业，倘若没有各家用户的强大购买力支持，没有这些下游用户提出的应用要求，这些IT制造业也无从发展。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8月7日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9年中国研究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22,143.6亿元，比上年增加2,465.7亿元，增长12.5%，增速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企业研发经费达16,921.8亿元，比上年增长11.1%，占全国研发经费比重达76.4 %，对其增长的贡献达68.5%，作为研发投入主体的地位极为坚固。招股文件显示，蚂蚁集团此次募集资金用途的头号重点是创新和科技，占比高达40%，其余三块分别是助力数字经济升级、加强全球合作并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另外，期望资本市场通过多条途径为中国科技发展提供强大推进力量。

第三，蚂蚁集团以A+H模式本土上市，有利于减轻境外上市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和行为扭曲。

外部投资者与企业内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证券市场天然存在的问题，而其它条件相同，境外上市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天然高于境内上市企业，国外上市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天然高于国内境外上市企业。在跨境上市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本市场总体上比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上市公司更强势，而且这种信息不对称对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构成了一种潜在风险，这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价格扭曲通常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不得不在境外资本市场付出风险贴水、即股价折扣的代价，由此导致其境外上市收益大打折扣，中小型企业克服此类信息不对称和股价折扣问题要付出的服务费等项成本相对于其融资收益的比例更高，难度更大。正因为如此，由于不满公司估值过低、企业收益与为之付出的服务费等成本不相称，大约10年前，泰富电气（HRBN.NASDAQ）、康鹏化学（CPC. NASDAQ）、大连傅氏（FSIN. NASDAQ）等一批境外上市中国企业就掀起了私有化退市的风潮。

同时，境外上市进程中某些机构投资者取得了过于强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往往迫使企业为实现账面上的高增长而奉行高风险的激进扩张战略，典型如外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常用的对赌策略。正是这种对赌策略，使得蒙牛过早地深陷我所说的“超女式营销发展策略”，企业某些基本功沦为其账面超高速扩张的牺牲品，最后在接二连三的质量风波中企业蒙受重创，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差点将控制权丢给外资投资机构。也正是这种对赌策略，使得昔日在中国饮料行业占据龙头地位的太子奶沦落。

最后，境外上市本来就会给中国企业带来一些额外的政治性风险，如中国石油企业境外上市路演时遭遇境外非政府组织（NGO）、机构投资者等狙击其苏丹业务。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下，在美国一些极端势力的中美脱钩声浪中，这种政治性风险正在快速膨胀。明乎于此，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大盘蓝筹公司加快中国境内上市、做大做强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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