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一家折射香港“黄蓝之争” 社会撕裂还可怎样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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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诩中间派、原本代表“希望联盟”出战立法会选举的袁弥昌，出身于“偏黄”的家庭——妹妹是堪称“激进民主派”的人民力量前主席袁弥明，父亲是近月踊跃呼吁美国消灭中共的新进“KOL”袁弓夷，但袁弥昌两年前与被视为“蓝营”的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结婚。被问及相处之道，袁弥明态度相对强硬，认为有些问题无法讨论；而被赞有修养的容海恩则会斟茶避席，不会参与争端；至于“超级联络人”袁弥昌，坦言家人因政见分裂是悲剧。

袁家正是当下香港缩影，不少家庭都基于政见分歧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撕裂，尽管大家都会尽量避谈敏感话题，甚至减少家庭聚会，但仍然不时出现话不投机的尴尬。这一切，源自2014年社会简单以“黄丝”、“蓝丝”标签支持或反对占领运动的阵营，至反修例风波，黄蓝对垒再现，而且扩散到社会的大小群体，双方经常隔空舌战，也不时爆发激烈冲突。

二元对立简化过程模糊焦点真相难明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两大阵营陷入“二元对立”的死局，只以一对相反的概念去分析复杂的事实——黄的会认为“你是蓝丝，你一定是港猪，偏帮政府”，蓝的会认定“你是黄丝，你一定是暴徒，搞乱香港”，如此僵化的思考模式几乎主宰了香港的舆论。

不过，“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并非单纯源于政治风气，事实上，当人们欠缺事实基础，而又受惰性使然时，就会依赖此法评论世间万物，原因有二。首先，“二元对立”符合人类的思考习惯，因为人脑并不擅长处理复杂资讯，而“二分法”则可以“化繁为简”，只截取大脑认为重要的资讯，令散乱的资讯能够被大脑有效地“分门别类”，进而再将问题“一刀切”，当脑袋中只剩下两个对立的立场，大脑就会摇身一变成为“交通警”，指挥脑内资讯“选边站”，令我们可用最快的速度处理较为复杂的资讯。其次，“二元对立”更有利意见传播甚或思想控制，透过拉抬自己而贬抑对方，令以感性取代理性的“同温层”更加牢固。

最明显的例子是，蓝营将“黄丝”妖魔化成“暴徒”、“曱甴”，黄营又认为“蓝丝”皆是“无脑”、“港猪”，双方出言侮辱此起彼落，原因无他，全为“妖魔化”对方，再借此挑起中间受众的反感情绪，以巩固或壮大己方的支持。正如选举期间，负面资讯总是铺天盖地，而选民多数也是基于个人情绪及喜恶投票，而非理性考虑客观事实。而“妖魔化”对方的其中一个途径，是大肆渲染“恐怖化”的预言，甚至制造“假新闻”、“假资讯”。

民粹演化“一言堂” 坚持“三不”恢复理性

这种煽动人民情绪操作政治的手段，令“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它从拉丁文“populus（人民）”一字发展而来，意指“政治必须遵照人民的偏好”——本身属中性词语，但后来走向极端，普遍造成仇外排外的孤立主义。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贾恩-沃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所著的《什么是民粹？》（《What is Populism?》）一书中提到，民粹主义充满狂热而不理性，难以容纳多元思考。

不幸是，反修例风波掀起了民粹主义的浪潮。当香港开始恢复平静，也正是时候摒弃二元对立、好好修补裂痕，防止极端民粹把持香港命运，而坚持“三不”——不感情用事、不妄下判断、不流于表面——则是摆脱对立思维、破除民粹主义的关键。

须知道，如果盲目将事件两极化，或会全盘抹杀其他价值和声音，令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失真。美国第67任国务卿希拉里（Hilary Clinton)曾在《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引述曼德拉对她说的话：“当我走向那道通往自由的大门时，我知道如果不放下怨气和愤怒，我只会一直坐牢。”这对现下香港而言可谓当头棒喝——当社会充斥黄蓝对阵的怨毒和仇恨，有谁真正关心事情的真相？生于乱世，我们更应有种明辨事非的责任。在漫天烽火之中，你又能否保持理性冷静地分析，并如曼德拉一样“憎恨那使我们互相为敌的制度”而爱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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