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非洲自贸区正式启动 中国扮演何种角色（组图）

2020年，新冠疫情重挫全球经贸，却无阻年末的整合新契机：11月15日，东盟十国与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为8年谈判铸下里程碑；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议》完成谈判，象征中欧双向投资壁垒的消融，横跨欧亚两端的投资循环圈未来可期。

无独有偶，非洲亦在新年传出好消息。2021年1月1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正式启动，涵纳了54国13亿人口、2.6万亿美元的总体经济规模，于全球自贸区中名列前茅。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议》亦于同日生效，成了中国对外商签的第17个自贸协议，亦是中非之间的首例自贸区，中国外长王毅更于1月4日至9日出访尼日利亚、刚果（金）、博茨瓦纳、坦桑尼亚、塞舌尔五国，为新年度的中非合作奠下基石，刚果（金）则于1月6日成为中国在非洲第45个“一带一路”合作伙伴。

综观中国与非洲互动史，双方相遇既有冷战下的共同反殖脉络，亦有互取所需的发展需要。如今非洲与中毛自贸区的同时生效，既象征非洲统合的新进程，亦折射中非互动的深化，以及中国在非洲统合中，所能扮演的助力角色。

非洲的统合需求

回顾过往，非洲的统合力道始于1963年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OUA），其以铲除殖民遗绪、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为宗旨，于冷战中颠簸前行，直至2002年解散，让位非洲联盟（AU）。在此期间，非洲仿效欧盟，成立了非洲经济共同体（AEC），预计在2034年完成非洲经济一体化，建立共同市场、中央银行与货币同盟。

然而，非洲大陆歧异甚大、发展不均、政治集团分立，故AEC并未如欧盟般，弥合德法两大国的百年宿怨，进而推动区域的政经统合，反在成立不久后，受索马里内战、刚果战争、马格里布叛乱、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叛乱、苏丹达尔富尔战争、马里战争等冲突干扰，屡屡中止谈判。

此外，AEC内部亦是山头众多、各行其是，例如范围涵盖中北非29国的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CEN-SAD），其实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CAS / CEEAC）和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的会员相互重迭，体制迭床架屋、统合进程驳杂不一；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又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东南非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EAC）相互竞合；北非诸国则是分歧大过合作，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因西撒哈拉问题而长年不睦，利比亚与毛里塔尼亚则因2003年毛国政变一事交恶，上述发展令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AMU）陷入休眠，自2008年起便未再运作。

如此境况，让非洲联盟的统合重担愈发沉甸。故自2012年起，其便力邀非洲8大自贸区、关税同盟进行协商，并在保证各区存续、消弭彼此壁垒的前提下，成功形塑了非洲自贸区的基础版图。除厄利特里亚外，非洲联盟55国共有54国同意加入，各方最后于2019年7月7日签署协议，本预计在2020年7月1日正式启动自贸区，但因疫情横空出世，便顺延至2021年1月。

然而眼下非洲看似迈出统合的新步伐，前景仍是荆棘遍地。首先，AfCFTA仅22国批准便可启动，但正因如此，至今仍有31%的签署国尚未批准，而批准国大多集中于中西非，大陆的一体化显然仍需时间；其次，AfCFTA各成员国的发展状态不均，较有落实自贸基础的前10国，分别为南非5国（南非、博茨瓦纳、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和赞比亚）、东非3国（卢旺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北非的埃及、西非的尼日利亚，各区的实践意愿与能力显然出现错位。南苏丹、索马里、安哥拉、塞拉利昂、布隆迪等更是战乱后的重建国，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埃及、尼日利亚、南非等大国遂对此议心怀顾忌、有所保留。

此外，早在疫情侵袭前，非洲整体的贸易基础设施质量、海关效率、融资便利度、融资成本等有利形塑自贸区的条件便相对脆弱。如今疫情仍在蔓延，包括尼日利亚等大国仍封闭其边境口岸，非洲2020年的经济亦未如非洲开发银行预测般，迎来3.9%的成长，而是出现负值。各国于此时启动自贸区运行，乃是象征意义大过实质进展，但选择于疫下履约，仍代表精英们实践一体化的决心，未来何以前行，将考验大小国的每一步脚印。

龙狮如何共舞

而综观中国与非洲的互动，“安哥拉模式”可谓是互动之基，意即出于双方需求而生的“石油担保贷款”。

回溯冷战期间，中国也曾以此模式与日本互动。1970年代起中日关系正常化，日本遂施予中国各式无息与低息贷款，好协助后者铺展基建，中国则付以石油偿还。如此模式对日而言，既能覆盖风险敞口，亦能满足能源安全需求；对中国来说，则是在弥补信用额度同时，争取发展资本。然而中国之所以能在非洲开展此种投资模式，除有中日合作的过往经验外，亦与西方的苛刻相关。

安哥拉内战于2002年画下休止符，国内百废待举，重建需求大量涌现。但当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时，后者祭出了减少政府开支、提高进口税、将海关管理权移交西方公司监管、国企私有化等附加要求，令安哥拉望而却步；若要绕道国际私人金融市场寻求融资，安哥拉亦难以负担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基础上浮2.5%的成本。百般思量下，最后由中国的“石油担保贷款”模式雀屏中选，安哥拉以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基础上浮1.5%、17年还款期、提供石油等条件，逐步修复伤痕累累的国家。

此后，“安哥拉模式”渐成中国在非洲投资基建的普遍方针，其以输入油气稳定中国的能源安全，同时扩大中国的基建产业，却也令中国频遭西方媒体针对，背上了“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的十字架。平心而论，放眼国贸场域，以天然资源进行贷款担保，乃是发展程度不同的交易案例中，相当普遍的存在。而非洲国家总体主权信用低、市场风险大，以丰富油气作为抵押资产，亦是理出自然。

此外中国尽管在非投资不少基建，其份额依旧低于其他已开发国家与私营企业的投资额度总和，原因一来是非洲并未全面切断与西方的合作，二来是中国某些在非基建最终沦为面子工程，例如乏人问津的大厦建筑等，既无法吸引更多项目跟进，更引来西方媒体指指点点，称其为随处可见的“中国殖民铁证”，平白被扣霸权之帽。

由非洲本土视角观之，中国的基建投资无疑能加速自贸区的一体化进程，不论是搭建铁路、网络，抑或孵化数字经济基础，皆有助于消弭区域壁垒；而在发展工业化道路同时，非洲亦得以吸纳己身的大量年轻劳动人口，由农矿之国渐次转型，同时降低高失业、高贫困诱发的社会动乱风险，避免冲突阻断谈判。

然而面对遍地契机，中国亦当避免面子工程浮滥，更应审慎评估一国还款能力，再以合适条件放贷。在美国意欲挑动对华新冷战的氛围下，唯有投资项目切实符合当地发展需求，中非方能共赢；也唯有合作模式彼此可行，龙狮方能在充满生机的非洲大陆上，同世界各国和谐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