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脱钩到左翼围堵 智库可为中美突破口（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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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的“中国联系”

早在19世纪末，大约在美国第一批智库成立的时候，“中国游说团 ”（China Lobby）一词就已在美国出现。1949年后，当时的蒋介石政权为了让美国支持台湾的中华民国，从而加大了对美国的游说。“中国游说团”一词就开始广泛使用。从那以后，华府一直存在类似的担忧。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崛起，美国警惕心也越来越重。1997年，美国智库“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就因使用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收到的钱支付国会访华费用而受到公众批评。

美国第一代与中国建立紧密联系与合作的组织主要是倡导性组织，专注于中美关系的改善，通常由美籍华人和老一辈中国通发起或支持。由于它们成立时间比较早，而且能够与中国建立紧密联系，因此在塑造中美两国智库关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组织中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

该组织成立于1966年，目标是通过公众教育、面对面的接触和公开的思想交流，促进中美之间更好的理解。该组织至今仍然活跃，定期组织“第二轨道”对话。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讨论与两国相关的问题，包括安全、经济合作、教育、卫生、法律等问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最早的成就之一是帮助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1972年，该组织参与接待了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之旅，也就是美中“乒乓球外交”。

两国关系正常化鼓励了其他类似机构的发展，特别是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Asian Scholars）和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for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China）。它们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都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与中国同行进行交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国际问题研究所（IIS）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SIIS）。这些最初的接触是中美之间最早的智库合作形式。

虽然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迫使中美官方关系中断，但也明确了后冷战时期中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所以，从90年代开始，美国智库方面对中国的研究兴趣稳步增长。1995年成立的美中政策基金会（ U.S.-China Policy Foundation，简称USCPF）就是其中之一。该基金会的成员和资源都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少，但在官方访问、国会代表团访问、企业会议等活动中，通过联系中美同行，在促进中美关系更加顺畅方面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虽然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迫使中美官方关系中断，但也明确了后冷战时期中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所以，从90年代开始，美国智库方面对中国的研究兴趣稳步增长。

相比较而言，美国不太聚焦中国议题的“多面型”智库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和中国方面建立联系。从70、80年代中美建交和关系正常化，美国智库开始招募自己的中国专家。到了90年代，大多数大型智库都聘请了全职的“中国学者”。不过，像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这样的大型智库，直到2004年才开始着手建立专门研究中国的中心。在此之前，中国学者与其他地区专家一起在外交政策研究项目下工作。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成为越来越热门的政策课题，美国智库开始寻找与中国官员和学者接触的途径。

许多智库通过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或美中政策基金会这样的组织接触中国。这些组织在主办中美外交官、专家和其他人物之间的会面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譬如，1997年江泽民访美时，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等主要智库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政策基金会合作组织了一次午餐会，时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会上发表了关于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讲。

中国智库的“国际化”

2001年中国加入市价贸易组织（WTO），并和美国签署低关税协议后，中国迅速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议题，美国智库开始寻找新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专业性。这开启了中美智库合作的新阶段，大多数顶级智库都渴望与中国合作伙伴开展直接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智库界也变得越来越成熟。2013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号召后，中国智库紧锣密鼓地开启国际化进程。这一号召被写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种政治推动力促使中国领先的多家智库迅速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报告》，中国智库数量从2008年的74家上升到2020年的1413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CG）等中国智库均在该榜单中排名靠前。这使得中美智库合作在过去十年中发展出多种形式。这些合作关系包括智库代表团互相访问和共同组织的会议，也包括持续性的联合研究项目，甚至在对方国家设立常驻代表。

从本世纪初开始，包括布鲁金斯研究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在内的美国智库都开始定期派代表团到中国不同城市访问，而中国智库也开始来到美国访问，不仅与专家和官员会面，还旁听政策讨论和国会听证会等活动。

包括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的第二轨道对话会，往往是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IISS）等中国智库共同举办。类似的对话机制还有很多，譬如，自2011年以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与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和布鲁金斯研究所等多个美国合作伙伴共同举办的“中美青年领袖对话”。

这种智库合作的加强也促成了一些联合研究项目。2015年，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与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就启动关于当前和未来中美关系的联合研究项目达成谅解备忘录，聚集了近40名中美两国的资深专家学者。迄今为止，这种中美智库之间的联合研究已经涉及到基础设施投资、亚太地区安全或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等不同主题。

双方顶级智库的下一步自然是希望在对方国家建立常驻代表机构。这种合作的第一个例子是2006年布鲁金斯-清华中国中心（Brookings-Tsinghua China Center）的正式成立。根据布鲁金斯网站，该中心“向中国领导层和中国政策界提供信息”。随后，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于2010年成立，芝加哥大学保尔森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于2014年成立。

右翼执政时期的衰退

然而，2016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开展对华对抗性外交，两国智库合作空间缩小。相互之间的猜忌越来越多，行政壁垒也越来越多，譬如办理签证的手续变得更难。这对智库合作产生了直接影响。2020年10月，时任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以担心北京和莫斯科试图“通过游说者、外部专家和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为由，要求美国的智库公开所有的外国资金。

就在蓬佩奥下达指令的同一个月，布鲁金斯-清华中心改名为布鲁金斯-清华中国办公室（Brookings-Tsinghua China Office），其网页上也不再提及向中国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相反，它说该办公室作为一般“参与、对话及政策讨论的平台”。尽管布鲁金斯没有给出原因，但这和变化被解读为与清华关系的“降级”，意在预先规避公众围绕其与中国实体关系的任何负面关注。

即使特朗普在2020年的大选中被拜登击败，中美关系中仍然存在一种不安感，任何形式的对华合作在美国都容易被贴上政治不正确的标签。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任职经历被国会和右翼诘问，更是凸显了当前美国对华狐疑情绪。

鉴于这些事件，中美智库合作很可能仍将受到美国社会的严密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合作不会继续发展。

智库合作终究沟通“桥梁”

随着中国智库在中国政策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美国智库仍然是美国政策过程中的核心部分，双方也将仍然有动力去寻找可行的合作安排。拜登上任后，一大批白宫工作人员是从布鲁金斯和卡内基等智库中招募的，这只会增加中国合作伙伴寻求更紧密联系的动力。

而且，中国也在加快智库国际化和现代化建设，比如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很多负责人都曾在中国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党政部门任职。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务院下属智库也比较常见，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新华社等。这所得上是一个国家工程，包括人事、财政支持，大多由政府主导。

所以，智库的地位在两国国家的地位只会越来越重要。尤其在中美官方外交渠道沟通不畅，双边关系越来越紧张之际，双方通过智库沟通的方式就显得非常有必要。长期以来，智库组织的研讨会、代表团和非正式会议为官员们提供了一个更轻松的平台，让他们可以在没有正式外交会议通常的监督和限制的情况下，尽情地宣泄和交换意见。中美智库合作未来很可能会继续发挥这一作用，以帮助维持沟通渠道，努力解决日益紧张的局面。

所以，与其说中美智库合作衰退，不如说紧张局势的加剧可能会迎来一个更多依赖智库合作的网络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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