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高官为何执念“从实力地位出发”？（图）

实力地位与秩序地位的交互作用使拜登政府执念“从实力地位出发”的说法，同时也不排除对华设置“话语陷阱”的策略考量。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已结束7月25日至26日的访华旅程。其间，她先后会见了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副部长谢锋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舍曼行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曾声称：“美方将继续从实力地位出发（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与中方对话。”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23日即已表示：“美方一再扬言‘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方对话，这反映出美方的傲慢和霸道。正如中方一再指出的，美方没有资格对中国说教或指手画脚，没有资格说‘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我们在安克雷奇不吃这一套，在天津更不会吃这一套。”

此前，在3月安克雷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曾讲过“从实力地位出发”这样的话。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回应道：“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现实困惑：这届美国政府为何如此执念“从实力地位出发”？

平心而论，“从实力地位出发”开展外交谈判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国际关系的常态，至少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的确如此。中国老百姓所熟知的“弱国无外交”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从实力地位出发，实力弱小的国家在谈判桌上总是缺乏筹码，所以难以施展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近代以降，中国晚清、民国政府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早已饱尝苦果。

美国的情况同样如此。从历史上看，尽管历届美国政府都标榜其 “民主价值观”，声称这才是他们对外政策与行为的根源。但校之实际行为，其核心驱动力仍是实力政治（或曰“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譬如，如果不是从沙特在中东地区的实力地位及沙特作为美国军火最大买家之实力地位的考量，特朗普政府不会在卡舒吉惨案之后靠一纸军售大单而将此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又如，冷战期间，美苏多次激烈对抗、剑拔弩张，但始终没有爆发热战。美国能够保持战略克制的根本原因不是因其美德，而是美苏同为核大国，彼此“从实力地位出发”在事实上形成了“相互确保摧毁”机制（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使美国不愿意冒同归于尽的风险和另一个核大国直接开战。同理，在冷战的高峰期，美国愿与中国开展“乒乓外交”，实现缓和并最终建交，并不是因为美方改变了对华基本认知或立场，而是在苏联咄咄逼人、自身深陷越战泥淖、处于下风时，“从实力地位出发”认识到缓和中美关系能够极大撬动中美苏三角关系，为自身赢得对抗的筹码。

综上所述，通过对“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外交行为学考察，并回溯该原则在美国国际行为中的一贯影响，本文可以初步确认：在美国对外政策的逻辑中，“从实力地位出发”是一个常量，而非变量。可是，为什么这届美国政府从总统到国务卿再到各级高官，如此高频、高调地强调“从实力地位出发”这一常量呢？显然，常量自身不能解释变量。常言道“事出反常必有妖”。这背后的深刻原因，需要借助合适的国际关系理论工具加以阐明。

理论分析：实力地位与秩序地位的交互作用与“话语陷阱”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宋伟教授的新书《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为人们理解这届美国政府为何如此执念于“从实力地位出发”提供了一件富有政策启发性的理论工具。

该理论最具特色及启发性的地方在于，它在肯尼斯•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关注物质实力地位/分配的基础上，同时将“秩序地位”（或称制度地位）这一概念纳入分析视野。该理论认为，大国具有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两种位置性目标，其中实力地位指获取和巩固在全球或者区域内的主导实力地位，而秩序地位则指获取和巩固在全球或区域内的主导秩序地位。两者的关系是，霸权实力地位是维持霸权制度地位的基础，霸权制度地位是捍卫霸权实力地位的主要手段。在实力关系层面，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实力差距越小则关系越紧张；在秩序关系层面，两国将在原则规范和权力分配两个领域产生的冲突。

借助位置现实主义对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两个关键变量的区分，我们可以对当下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和中美关系的变化趋势产生新的认识：

两点现状：第一，当前美国在实力地位层面居于全球金字塔的顶端；中国紧随其后；当前美国在秩序地位层面同样居于全球金字塔的顶端；中国则逊于美国。第二，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维系其秩序地位的成本高于收益，阻碍了实力地位的提升，因此主动采取破坏、退出的方式解构其秩序体系；与之相反，拜登政府认为美国维系其秩序地位的收益高于成本，有助于实力地位的提升，因此采取修复盟友关系、重新加入国际组织等方式恢复其秩序体系。

两点趋势：第一，中国实力地位正在赶超美国。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上升通道，疫情后这一趋势被进一步强化，因此被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和美国主流舆论认为，如果美国不对该趋势采取强力干预，中国则有很大概率在实力地位上反超美国。这一趋势正是美国对华战略焦虑的根源。第二，中国秩序地位在较长一段时期恐怕仍将逊于美国。正如宋伟所论：“霸权国在大多数关键性的国际制度中渗透了有利于自己的原则和规范，在决策程序中也往往具有优势。”在未来中短期内，无论是在全球双边、多边同盟及其所构筑的安全秩序层面，还是在借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所构筑的全球经济金融秩序层面，抑或是在人权、价值观等理念层面，美国的全球秩序影响力恐仍将强于中国。

综合上述基本现状和基本趋势，分析者可以作出如下三点推论：

第一，外交战略层面，快速缩小的中美实力地位差距和相对稳定的中美秩序地位差距，两者之间存在位差。这个位差，从逻辑上讲，可能成为守擂方美国对攻擂方中国实施战略压制的外部资源——“如果霸权国的制度地位不动摇，从国际体系中获得资源更多，那么加上其本就先进的国内制度和科学技术，它就能有效地维持自己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从而巩固已有的霸权实力地位。”从事实上讲，目前拜登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对华“统战”工作正在印证上述位置现实主义的推论。

第二，话语策略层面，为配合实施上述对华外交战略，美方需要在对华实际交往过程中使用合适的话语策略，以不断强化对中国的“规训”（discipline），从而在短期内无法扭转中国实力地位赶超之趋势的情况下巩固秩序地位。现代规训技术并非仅仅出现于福柯笔下的“监狱”，而是广泛地应用于几乎任何存在权力运作的场域，譬如外交谈判桌。

以此次天津会晤为例，正如位置现实主义所预测的，两大国之间在原则规范和权力分配两个主要方面存在秩序冲突。从事后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的官方会谈纪要看，美方显然有备而来，并在一系列涉及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尊严的问题上发难，并声称：“常务副国务卿私下提出关切，如同我们公开提出过的，有关PRC一系列的行动，其有悖于我们、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价值观和利益，并有损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美方所列举的种种具体案例、事由来看，其目的明显在于从道义上打压中方，将中方置于国际道义上理亏的地位，从而拉大中美在秩序地位上的差距，实现美方秩序霸权的地位护持。

第三，更重要的是，不排除“从实力地位出发”本身也是一个话语陷阱，在于对中国实施“诱捕”。

拜登政府的知华派官员深知中国人在历史上的一百年里所遭受的屈辱，以及他们对“弱国无外交”的屈辱记忆。譬如，拜登亲自任命“80后”中国通杜如松（Rush Doshi）担任白宫中国事务主任。杜在其新书《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中，对中国大战略产生的历史渊源做了深入考察，表明他对上述所谓“中国国耻”事实的深刻理解。尽管公开信息无法证实杜本人参与了近期美国高官对华以“从实力地位出发”对华施压的策略设计，但从对白宫僚属制度的一般常识和普通逻辑仍可研判，杜在新书中的对华核心认知，大概率地将作为一种共享知识，在拜登及其身边决策层中流传并发挥影响。

如果上述推断成立，那么这就意味着拜登政府高官近期连续、高频、高调对华指称“从实力地位出发”有构建话语陷阱的可能。即，明明知道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他们的认知与呼声对政府构成观众成本），然后故意以此来激怒中方，迫使中方出于维护国家尊严和顺应民众民族主义意愿的考量而做出更加强硬的回应。这种回应越强烈，则在国内观众面前越能够得分。

然而，在国际舞台上，面对“国际观众”——中美之外的其他国家，其中包括中美各自的盟国或伙伴，也包括中美双方都在极力争取拉拢的“中间地带”——美方正好以此为由，并借助自身在盟友网络、国际媒体层面的优势，将中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努力描述成对现有国际秩序及自身秩序地位不满，并试图以不断提升的实力地位去威胁、颠覆既有的合法秩序的“国际破坏者”。通过这一策略，不仅能够降低中国国际行为的合法性，打压中国的秩序地位，从而间接抑制中国实力地位的跃升，同时也能够起到离间中外、拉拢盟友的外交效果。

如果上述推演分析的情况属实，那么接下来，中国或许就需要考虑如何更有弹性和智慧地应对美方“从实力地位出发”这一话语挑衅（抑或陷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