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撤军之乱突显拜登“中产外交政策”之失（组图）

踏入喀布尔时间8月31日凌晨零时，最后一架C-17美军军用运输机已经离开了喀布尔机场，阿富汗境内再无美军人员存在，为这场20年的美军史上最长战争划上句号。接连经历阿富汗政府迅速败亡、撤退大乱、北约盟国连番公开责难、ISIS-K机场恐袭酿成在阿美军2011年来最高单日死亡等变局之后，拜登上任以来在外交层面看似较为顺遂的势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富汗撤军此刻成为拜登外交，甚至拜登管治的首个灾难级挑战，其实从来都不在人们的预期之内。在拜登2月初登门拜访国务院总部之时，其外交政策演说连“阿富汗”一词也没有提及。而在其4月公布在9-11事件20周年前无条件撤军的日程后，连月民调都显示有五成至七成不等的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撤军决定。

当然，撤军至今也大致上是民心所向，拜登之失只在其执行。可是，阿富汗的乱局却突显出拜登“中产外交政策”（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的内在矛盾和缺陷。

何谓“中产外交政策”？

“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永远是一个正面的概念，任何从政者（至少在宣传中）也要尽力照顾他们。

然而，“中产”也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脉络变迁而获得不同理解的概念：在克林顿时代，“中产政策”所引伸出来的意义，是指“不是照顾穷人的政策”；但经过金融海啸、经济分配严重不均尽现人前之后，“中产政策”所指的已变成“不是照顾有钱人的政策”。这种转变背后的政治情绪催生出特朗普当选的现象，民主党亦不得不理尝试理顺此等民情。

民主党内部环绕中产为核心的外交政策转向，在特朗普任期内逐渐成形。2020年9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就曾发表题为“让美国外交政策对中产阶级更加好”（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的报告。报告的其中一位作者就是今天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而报告的两位编辑之一艾哈迈德（Salman Ahmed）如今则是国务院的政策策划主管。可见，“中产外交政策”的转向现已由智库观点变成了白宫政策主轴。

所谓的“中产外交政策”，是要解决传统美国外交政策与经济政策的断层。沙利文经常举出的一种问题就是：“我们运用外交肌肉去帮助沃尔玛（Walmart）这种公司在印度开店，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在传统的外交讨论之中，美企在外扩张明显是“国家利益”。但在“中产外交政策”的视角之下，这种理由全然是以安全和地缘政治来定义的“国家利益”，而非以美国民众个人的利益（如就业机会等）来作判断，因此造成外交政策与美国群众的长期脱节。

上述卡内基报告就为此提出了五点建议，包括（1）扩大贸易相关讨论（至其对国内制造业影响等）、（2）处理对外经济政策的财富分配影响、（3）打破外交和国内政策之间的区隔、（4）放弃老旧的外交政策统摄原则（例如“维系战后美国单极世界”等，报告指没有证据显示美国中产会团结在此等原则之下），以及（5）重新构建有利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政治共识。

更简单而言，“中产外交政策”的指导性原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要照顾到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上述的1至3），以及他们的偏好（上述的4至5）。

中产观点下的阿富汗撤军决定

这种“中产外交政策”无庸置疑地将美国的外交政策考量聚焦于经济层面，特别是其对于美国产业、就业、财富分配等层面的影响之上。例如，拜登上台后最大外交成就之一，就是促成全球主要国家接受全球最低企业税，因为此政策将能为美国增加税收，有助企业回流，使政府有更充足的资源去作财富再分配。

阿富汗美军的去留，在经济层面，基本上对于美国一般民众、美国中产阶级毫无直接影响（如果我们假设阿富汗的军事开支只会转用于其他军事项目上的话）。因此这个议题一直只处于拜登外交关注面的极边缘位置。

而阿富汗政策的路向，唯一要考虑的，就只是中产阶级的偏好。在此，大部分美国人也似乎跟拜登一样认为美军多留无益，于是继续特朗普时代遗留下来的撤军政策就成为了必然选项。

要在阿富汗问题上完成这个中产外交政策的目标，并不必定要如拜登（或特朗普的承诺）般急速撤退。可是，这个在“中产外交”思维之下全然是顺应民情的政策，当然是要最大化其公关得分。这就决定了为何拜登不顾军方建议、坚持要在9-11恐袭20周年前急速完成撤军，好让“美国最长战事完结”、“美军安然归家，不再在异地流血”等可作为周年纪念的主题——当然，阿富汗政府出乎意料的迅速败北完全打乱了这拜登原以为十拿九稳的算盘。

方法论上的错误

这种决策上的失误曝露出“中产外交”的缺点。其一，除了贸易以外的外交政策，很多时候对于美国中产的利益都没有直接影响，甚至只能够以较为虚无的地缘政治考虑来理解，以中产利益的维度来考虑这些政策可算是跟以尺子来量度温度一样，没有简单直接的测量，中间必须经过甚为复杂、准绳度值得质疑的前置设计。这就使这种结果论（consequentialist）的计算难以有效成为外交政策的决定要素。

其二，在人民普遍不关注外交事务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偏好绝对不是引领美国外交政策的良方。同时，民情的起伏也往往不是出自理性的计算，例如塔利班的攻势就使美国人对拜登在9月11日前撤军的政策的支持度大跌了20个百分点（4月和8月相比）——即使拜登执行撤军的失败与撤军的政策本身并无必然关系——而数个月来多个民意调查也显示，当提问方式有所改变，民众对同一个撤军政策的支持度也会有大幅起落。因此，以中产偏好去决定外交政策，可算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错误。

有论者看见拜登的阿富汗撤军几乎完全没有照顾到其北约盟友的意愿和需求，更开玩笑称，其实要理解拜登的“中产外交政策”，只需把当中“外交”一词去掉即可。此笑言所显示出来的，也许是“中产外交政策”根本是一个有内在矛盾的概念。

换汤不换药的华盛顿外交建制

更根本而言，什么才算是中产利益、中产的偏好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本身就脱离不了决策者的主观意愿。

例如，上述的卡内基报告一方面指出“升级对华冷战”、“发动全球民主与威权政府之间的对抗”等外交政策统摄原则并不能引起民众兴趣，另一方面却指“管控对华战略竞赛以减少其不稳冲突的风险，并抗衡中国在实现经济、科技霸权的努力”能吸引中产家庭，而且实际上提升他们的福祉。这一种对于中产利益、中产偏好的解读，很难不让人质疑为何像沙利文这样的华府外交建制人物眼中的美国中产观点，会“刚好”跟他自己的观点一样。

这也很难不让人怀疑，所谓的“中产外交政策”，至少在跟经济直接相关的层面之外，基本上就是只是外交建制人物以中产民意为自己政策决定所作的包装，里面的依然是外交建制的主观意志。

美国记者兼作家赖特（Robert Wright）长久以来都不留情面地批评这些不必负责的华盛顿外交建制。他将他们称为“那团东西”（the blob），指的是外交政策的智库中人、记者、评论人、专栏作家、在有线新闻节目作讲解的人、进入政府真正执行政策的人等所构成的小圈子。赖特的不满在于，这些人就算决策连番错误数十年，至今做决定、作评论、写专栏的依然是他们。

在《纽约时报》的一个播客节目中，赖特就指这些人当年一致支持如今早已被认为是引致ISIS崛起的灾难的伊拉克战争，可是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小撮人并没有被换掉——当年支持入侵伊拉克的布林肯（Antony Blinken）如今就当上了国务卿。

这是美国外交体系中缺乏纠错机制的问题。换上了“中产外交”的外衣，内涵依然是这些多次被证决策错误的外交建制派。

2006至2011年曾任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Gates）就在其201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指经常自认为有数十年外交经验的拜登“在过去四十年，在几乎所有主要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上都作了错误判断”。这个判断是对是错，我们大概只能留待历史作评价。然而，对于由长年不必为自身错失负责的华盛顿外交建制所提出来的“中产外交政策”，从历史归纳而得的结论大概不能不是悲观和负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