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晚舟与中美博奕・上：从特朗普到拜登的变局（组图）

孟晚舟在中国政府的包机上感慨“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我今天的自由”，抵达宝安机场后，她更动容地说，“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遭遇这样的困境，滞留异国他乡三年，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党、祖国，还有人民的关爱与温暖。”期间在场人士时有欢呼，士气激昂，可见孟晚舟回国对于中国普罗大众的标志性意义。

不过，如果我们将孟晚舟事件放到中美博奕的大格局里观看，这样的一个个人的遭遇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可以撼动两国竞争势头的事件。当人们激动的心情平服下来后，更可能发现触目全球的孟晚舟案只是国际大事边缘上的小插曲。然而，这一段插曲却反映出了中美博奕的主旋律。

特朗普战略不明

在孟晚舟过境温哥华被加拿大当局应美国要求逮捕的2018年12月1日，特朗普政府正在开展针对华为通讯设备世界领先地位，以及中国对美贸易优势的外交战和贸易战。此前通过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就正式禁止美国联邦政府使用华为，而源于美国情报部门对于华为通讯设备的国家安全威胁论也开始透过国务院的外交渠道散布至美国传统盟国之中，为此后以时任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为代表的弃用华为游说活动和从无证据支持的设备后门安全风险宣传打开序幕。

同时，中美贸易战也在迅速升级，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和中国对等回应的来回往复已渐成常态。而特朗普在孟晚舟被捕前一天签下的《美墨加协定》（USMCA）也明确地加入了美方官员所称的“毒丸条款”，设下机制阻碍协议内国家与所谓的“非市场国家”签订贸易协议，也明显冲着中国而来。

虽然美方至今都坚持孟晚舟案是司法事件，可是特朗普却亲口表明如果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利，或者有助与中国达成“史上最大的贸易协议”，他将会介入孟晚舟案。于是，被困加拿大的孟晚舟作为中美博奕棋子的事实已变成了公开秘密。问题是，这只棋子在美国对华战略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当时，有阴谋论曾猜测，作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必定知道美国部份人想像中“华为是解放军相关组织而非表面上的民企”的来龙去脉，把她以欺诈银行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等指控引渡到美国之后，就能对她施加压力揭露华为真面目。然而，从口没遮拦的特朗普言论可见，美方实际上是把孟晚舟当作是一种对华谈判的交换条件，甚至可算是人质。这个人质要换取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手上有这样的一张牌。

从当初到今天，大概没有人会认为中国在美国的人质威胁之下出卖自身的国家利益，而美国针对中国最强的牌就是对华关税，针对华为最强的牌就是在2019年打出“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制造和设计或以美国技术制造和设计的产品（诸如芯片）在未经美国当局批准之下卖予华为。因此，孟晚舟，从来也是美国针对中国行动的歧路，只能说是特朗普时代毫无章法的对华政策中只顾无端展现美国实力的一环。

加拿大无端受罪

可是，这种无端之为却把原本事不关己的加拿大拖进了中美对抗的浑水中，使中加关系至今也难以修补。在孟晚舟被捕后，中方随即就以间谋指控逮捕了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同商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两位加拿大人，被加拿大指为人质外交。尽管中方坚称事件不涉政治性质，大家心中都明白到孟晚舟与这两位加拿大人的牢狱之灾，即使背后各有法律理据，皆是一种可以被形容作人质外交的政治行为。今天，孟晚舟回国与两位加拿人保外就医回到加拿大的“巧合”也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在孟案之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本来一直积极推进中加贸易协议，他在孟晚舟被捕前一个月还称《美墨加协定》中隐然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不会阻挡中加自贸协议的推进。但特鲁多最初以为可以将美方的引渡要求定性为单纯法律问题的政治幼稚改变了一切。

孟晚舟及两位加拿大公民先后在加拿大和中国被捕，致使中加自贸协议的可能性迅速蒸发，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及政治关系也随之坠入低谷：一方面加拿大人不满在狱加人的待遇不公，另一方面中国也对加拿大的商品实施了各种于法有据的行动；其后加拿大也对中国兴起了价值观外交的趋向，作出了制裁行动。至今，加拿人民众对于中国的观感跌至史上最低点，过半人认为中国是加拿大的最大安全威胁。即使在两位加拿大人回国后，中加两国代表依然在上周的联合国大会上就人质外交与否的问题隔空交火。

在地缘上脱离不了美国势力范围的加拿大，在孟案后就只能不断游说各方为两为被囚加拿大人说情，特别是针对美国。对于与特鲁多关系极差的特朗普，此举当然无效，但拜登上台却为事情带来了转机。

拜登收拾残局

虽然拜登将中美竞争定位成“民主vs威权主义”的历史格局，但其对华战略往往更具针对性，且以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合作、竞争与对抗的三分格局作统合，自然与特朗普时代逢中必反有区别。一方面，保留着孟晚舟这样的一个明显的政治人质，持续让美国声名扫地，实际上却不能为美国在对华竞争上带来任何利益；另一方面，既然加拿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脱离美国势力范围、突然变成了中国盟友，解决孟案、换取两位加拿大人回国，对于美加关系有一定好处，也算是给加拿大一个“顺水人情”。

事实上，在拜登当选后的2020年12月，《华尔街日报》已引述消息指美国司法部正与孟晚舟协商，希望达成如今果然成为事实的延迟起诉协议（DPA），意图以孟晚舟承认美方指控中的不法行为，换取其离加归国。当时司法部领导层不愿配合特朗普的选举舞弊阴谋论，正处于半叛逆状态，在孟案上的转向就不足为奇。

另一方面，此刻拜登的国内外形势严峻，藉孟案之机缓和中美冲突亦有实际需要。在内，拜登民望大挫，特别是在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群姐之中，包括女性、年轻人和少数族裔等，而美国债务违约风险本月下旬将临，关系到拜登大部份内政主张的万亿基建和社会环保开支法案则深陷党内温和、进步两派争斗之中。同时，冬季将临而疫情未平，美国经济也面临通胀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紧缩货币政策的威胁。在外，阿富汗撤军与澳英美联盟（AUKUZ）两大行动都伤及了美国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在此等逆风之下，拜登的对华政策也不得不暂时采取守势。

无罪回国之中的妥协

这种守势可见于司法部与孟晚舟达成的DPA之中。要知道，美国向来擅长以DPA换得企业认罪、提交高额罚款和后续合作，事实上，孟案的关键证据就是由汇丰提供。而汇丰恰是于2012年与美国达成了DPA，以躲避替墨西哥毒贩洗钱的相关检控，为此它付出了19.2亿美元的高昂罚款，并需要在其后五年处处配合美方调查。甚至在孟案中，因其种种行径，而被质疑扮演“污点证人”的角色，出卖华为和孟晚舟，从而得以在“合规仍有很大缺陷”的情况下，无需续签DPA。

但美国此次罕见地与孟晚舟签订的DPA，既无天价罚款，孟晚舟也无需认罪，而美国则只换来孟晚舟承认一纸事实声明（Statement of Facts）。

声明中涵盖了几个检方的叙述，包括孟晚舟在知道与伊朗做生意的Skycom为华为实控的情况下，向汇丰将Skycom形容为“华为商业伙伴”、“与华为合作的第三方”，也包括孟晚舟在知道华为此前只是将Skycom的股份售予一家华为拥有的公司的情况下，简单地向汇丰表示华为已将Skycom的股份卖掉，而此事实对汇丰有其实质重要性。同时，声明也指出孟曾向汇丰指出华为及其第三方伙伴在伊朗都没有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等。DPA文件亦指明，孟晚舟同意她是知情和自愿地承认这份事实声明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在孟晚舟回国后，外界特别关注各方对于孟晚舟承认DPA中的事实声明是否已能算作“认罪”的讨论。对北京和孟晚舟而言，孟是没有认罪而获释，而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则指孟晚舟承认“误导”了汇丰。

从DPA小心的法律语言可见，孟晚舟明显没有认罪，而事实声明中对于案情的陈述也只停留于孟向汇丰知情地作出了一些不实的陈述，没有点明孟晚舟的意图，没有提到孟晚舟知道其不实陈述会误导汇丰，没有提到孟晚舟知情地声称华为及其第三方伙伴没有在伊朗违反美国制裁，也没有提到孟晚舟知道其不符合事实的陈述所可能隐藏的事实对于汇丰具有实质重要性。因此，承认这样的事实描述除了不等同于认罪之外，甚至未必能算得上承认“误导”的过失。

如此温和的事实陈述，可见美国确实有意尽快调解孟案，因此才罕见地容许孟晚舟不带罪名的回国。当然，孟晚舟为了其个人自由也作出了妥协，承诺了不会做出与事实声明有矛盾的陈述，或以任何方式暗示DPA出于非自愿、不知情或被迫作出。如果孟在2022年12月1日的延迟起诉期前遵守协议，美国司法部将会撤销针对她的原有指控，不过其他不受协议时限规管的起诉依然可能出现。

但无论如何，类似过去三年的局面不会再次上演。毕竟即便美国检方的论述属实，孟和华为也仅是涉嫌违背美国法律，只要不再发生于第三方国家或在美国被拘的情况，美方也没有途径实施长臂管辖。虽然孟晚舟与美国的司法风波理论上仍然存在，但是孟晚舟回国后已经获得实际上的自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