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澳洲，两度患癌，41岁学汉语，49岁在中国和小25岁小伙结婚”（组图）

我叫瑞拉， 1970年春，出生在韩国首尔。8岁左右，跟随父母移民澳大利亚。29岁去了日本学习日语。41岁，又来了中国学习汉语。也是在中国，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小我25岁的俄罗斯小伙伏拉夫。

今年51岁的我已经在中国生活十年了，期间经历了创业失败、第二次患癌。如今，我依然爱美、爱健身。有人说我看着像二十多，也有人说我这年纪可以当奶奶了，但没关系，我有自信，哪怕是到六七十岁了，我依然会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奶奶。

我的近照。

有人问我，会四国语言，总在旅行，还常常出国，是不是家里有矿？不是，我家没矿。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爸爸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妈妈是家庭主妇。爸爸一岁时，爷爷就去世了。爸爸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先后进入三星、LG等公司工作。我出生时，他就自己出来单干了，做的依旧是建筑设计。

印象中，爸爸总在出差，总在出国，一出去就是几个月。尽管爸爸收入还不错，但要养活四个孩子三个大人，依然会有压力。最困难时，妈妈摆过地摊，做过小生意，卖些水果、笔之类的小商品。我8岁那年，爸爸因为有项目在澳大利亚，要移民澳大利亚。那时，大姐已上大学，二姐也上高中了，爸妈就决定只带我和哥哥去澳大利亚。

我们住在昆士兰州的南部城市黄金海岸。我几乎一眼就爱上了这座海滨小城，它的天空很蓝、阳光很好，海水清澈透明，沙子又细又白。澳大利亚的树，在那时的我看来，它们都长得像艺术品一样。妈妈经常带我和哥哥去公园去海边旅行玩耍。也是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旅行。

到了澳大利亚，妈妈因为语言不通，就没再摆过摊，爸爸的收入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幸好两个姐姐学习好，总能拿到很多奖学金，极大地减轻了父母的负担。

虽说移民澳大利亚了，但他们不希望我不会说韩语，总想着说不定哪天就要送我回韩国上学，害怕我跟不上。导致我一到澳大利亚，就开启了补课生活。平时，我在澳大利亚的小学上学。一到周末，我又要去韩国人开的学校，学韩语、学韩国小学生的课程。好在我爱学习，周末的课也就两三个小时，我还感到很好玩很兴奋。

这是我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家。袋鼠有时候会跑到家门口来，我离它多近，它都不怕。

我身边几乎找不到没有上过大学的韩国人。因此，我从小就被告知，要努力学习，要上大学。但父母并没有给我施加太多压力。而且你们敢相信吗？我一个女孩子，出去找朋友玩，我妈从来不规定我晚上必须几点回家。不知是性格使然，还是父母放养的结果，我从小就是那种让父母省心的孩子，没做出过什么出格的事，也没有过青春叛逆期。

到了高三，要考大学了，不得不选择专业。我觉得自己喜欢旅游，喜欢看好看的地方，吃好吃的东西，所以就选择报考了格里菲斯大学的酒店管理专业。

差不多同时，我确定了自己心中理想的生活方式，并告诉了妈妈：“我这辈子不一定结婚生孩子，我就想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去一个新的地方旅行一段时间。”妈妈说：“可以，但你手里要有两样东西：一是健康；二是足够养活自己的钱。”有这样的妈妈，我自然就没了被“催婚”的负担。

而爸爸呢，他本来就常年不在家。身体又不好，糖尿病、心脏病，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在和病魔做斗争。19岁的我刚进入大学不久，爸爸就因为癌症去世了，去世时还不到56岁。

我从高中就开始做假期工。最开始，就做些麦当劳服务员之类的工作。到了大学，家里就只给我们交学费。为了赚取生活费，整个大学，我都是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商店售货员、餐厅服务员、绘画培训学校的管理员，这些我都做过。

又因为学的酒店管理，经常和汇率、货币交换等专业知识打交道，我发展出了一个做得时间最长的兼职：炒外汇，并且一直自己单干。这个工作和股票的赚钱逻辑有些相似，都是在低点买入，在高点售出。不同之处在于：股票是买别人的，再抛售给别人；而我是拿自己的钱一会儿兑换成这个国家的货币，一会儿换成那个国家的货币。

在厨师学校的照片，最右边的是我。那时，拍照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我只找到了这张几乎看不清的照片。

大学毕业，我没有马上工作，也没有在学术上继续深造。而是选择去厨师学校，学习西餐烹饪。一是对烹饪很感兴趣，二来，学厨师可以多个技能。毋庸置疑，学厨师的费用必须全靠我自己支付。我依然靠炒外汇来养活自己。然而，在实习时，我体会到了厨师工作的辛苦，我也很担心自己如果做厨师，会不会很快就厌倦？所以，虽然学了两年厨师，我毕业后却没当过一天厨师。

那干什么？继续自己炒外汇。这个工作的好处是：工作时间灵活自由，完全靠自己掌控。但坏处是：不稳定，自负盈亏。90年代，我的朋友一个月工资1800澳元，我一个月就能赚四五万澳元。有时候连着几个月，我一分收入都没有，甚至有亏损。但总体来说，这份兼职让我基本实现了财务自由。

赚了钱，一部分存款，一部分出国旅游。每次出去前，或者在外旅游钱花得所剩不多了，我就会拼命工作存钱弥补。我从不超前消费，不会去买超过自己支付能力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多少给家人、自己花多少、多少用来投资，我觉得要好好分配，不能浪费。我也爱买东西，但我很注重品质，买之前会考虑它能用多长时间。我有20年前买的包，确实很贵，但现在我背出来，依然跟新的一样。

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在法国旅游时买的爱马仕包包，当时好像花了几千美元，现在这款包好像卖二十多万块钱。

1999年，29岁的我决定去日本学日语。此前，我跟着家人去过很多次日本。日本人遵守规则，在乎他人的感受，做事细心不粗糙，这些在我眼里，这些都很值得学习。我认为，要学习一个国家的文化，最好是亲自去到那个国家，学习它的语言。

所以，攒够钱后，我就计划去京都学习两年日语。结果，因家里有事，留学计划提前结束，学了一年就回澳大利亚了。但因为日文和韩文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我学起来不算特别难。回到澳大利亚，我也找了辅导老师，看很多日剧、日本的书刊杂志，继续学习日语。

这是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去东京一家艺术馆参观时拍的照片。

从日本回澳大利亚后，我继续着“赚钱—旅游—再赚钱”的生活。直到2008年，我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一查，得了癌症。和多数人一样，我一听到癌症，也非常害怕。但转念一想，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去咨询医生的意见，让自己快点恢复。

考虑到澳大利亚看病预约的时间太长，另外，也不想让妈妈知道，我选择了回韩国治病。我跟医生表达了不解：我不抽烟不酗酒，偶尔喝点红酒，饮食非常注意，每周都会去健身房运动好几次，怎么会得癌症？医生说，不一定只有生活不健康的人才会得癌症，很多因素都会诱发癌症。比如：你爸爸是患癌去世的，也许遗传给你了。再比如：我们的精神压力也会影响身体健康，心理压力过大也可能会诱发癌症。

不用说第一点了，他说的第二点，我也觉得很在理：以前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有时候，给自己的压力确实过大。比如，从小，我就常听人说：“学习好的女孩子一般都不怎么好看，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学习又不好。”我很不爱听这个话，心里暗暗较劲：我偏要学习好长得又好看！这自然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也会承受更多的焦虑。

但这些在此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治病。医生说幸好发现得早，还不严重，但必须要做个手术，术后进行三项指标的检查。我独自处理了这一系列事情后，遇到了一件必须要人帮忙的事：在“手术风险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我找来了大姐。大姐偶尔会来陪陪我，但多数时候，还是我一个人。

手术做了将近8小时。术后，医生建议我在病房和医院走廊慢慢走动走动，帮助恢复，但稍微强烈一点的运动暂时都不能做。第二天，我就下床走路了。住院观察了10天，我每天要散一两个小时步。三项检查中，有两项都不好，但医生说复发的可能性只有20%—30%。考虑到副作用，我决定先不做化疗了。出院后，我被要求每半年复查一次。两年后，改为一年复查一次。如果5年都没复发，就算好了，但每年依然要复查一次。

万幸，从进医院到出院，只花了两周，医疗费换成人民币大概两三万。也没给我造成多大的经济负担。一两个月后，我感觉康复了，就回到了澳大利亚。此后，我偶尔也会身体不适，不过影响不大。有时，我也会害怕复发，但总能很快被理智战胜，不会一直想着这场癌症。

在商场做公关经理时的照片。

也是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一位中国老板要在黄金海岸投资一个商场。商场需要一个公关经理，他就亲自找到了我。考虑了两周，我决定接下这份工作。

除了财务和法务之外，商场的一切事务都要我管。空荡荡的新商场，怎么打广告招商家入驻？节日，商场该怎么布置，要搞些什么活动？活动宣传和广告方案该怎么出？活动的可行性如何？活动方案还有没有可优化的空间？公司做的决定是不是对商场有利……甚至，商场整个建筑，包括停车场的安全，都要我来把关。

入职两周后，老板组织我们高管层去他家培训，我才知道，十几个人，除我以外都是中国人。

澳大利亚没人加班，而我几乎每天都在加班，有时候要忙到凌晨两三点才回家。我经常开玩笑地说：我会不会是澳大利亚唯一一个加班的人？但这一切都是我自愿自觉的，就想认真把工作做好，是本性使然，也是不想辜负老板的信任。完全忘了自己前不久才得了一场癌症，更想不起医生说的压力过大也可能诱发癌症。相反，我到现在都觉得那是我很好的年纪。三十八九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又充满了活力和干劲儿。

老板对我也很好，经常带我们十几个人去吃中餐。由于老板和太太都是重庆人，我也得以在那时吃到了正宗的麻辣火锅、夫妻肺片、鱼香肉丝这些川渝风味的美食。这些菜我都很喜欢，也能吃点辣。老板和中国同事对我都特别好特别热情，尽管老板不会说英语，我不会说中文，饭桌上的交流也全靠翻译，但我还是很开心。这两点，成了我会来中国的理由。

来中国还有另两个理由：我工作一段时间，再去旅行、学习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中日韩三国，其中两个我都去过了，唯独中国没去过。一如往常，我还是觉得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应该先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留学中介给我推荐了五六所学中文的学校。我最后将目光锁定在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又因为北语外国人多，最终选择了北语。

刚来北京不久，我就和同学去爬了趟长城。

2011年9月，41岁的我，只身一人飞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了迎接留学生的大巴。在路上，我看到学校附近有个商场，已经晚上九点多了，依旧灯火通明、人来人往，这对我来说太新鲜了，因为澳大利亚见不到这样的场景。澳大利亚的商场，你下班，他们也下班。晚上九点，早关门了。

十点左右到了宿舍，我满脑子都想着要去刚才看到的那个地方逛逛。反正我有丰富的出国经验，没啥好怕的。行李一放，就出去了。凭着英语，加我的电子词典，加用手比划，加我仅会的两句汉语——一句是“你好”、另一句是跟着电子词典莫名其妙学会的“便宜点”，我买了一瓶水和几个水果。

去的时候容易，走了大概十五分钟，回去可就麻烦了，我迷路了。路上的人也越来越少。我只好绕啊绕、绕啊绕，突然看到路边有个小屋子，上面写着“police”，里面有人穿着警察制服，这才有了安全感。我想：万一不行了，就去找警察。几个月后，我才知道，那个地方在中文里叫派出所。当晚，我最终还是没找派出所，自己绕了两个小时，终于在十二点半绕回了学校。

第二天，我就去学校西门买了张校园地图，然后给自己办了张电话卡。因为在澳大利亚的手机没有开通国际长途，我就花了一两百块钱，买了个诺基亚的砖头机。紧接着就上课了。

刚到北语时，我买了份校园地图，去哪儿都带着它和我的电子词典。

北语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从考试开始，一来就先考个试，根据考试结果分班。从A到F，A是最初级班。A班又分为A－、A和A+。知道一周后要考试，我立马开启了狂背狂抄模式，跟着电子词典背会了“我叫瑞拉”、“我是澳大利亚人”、“我家有几个人”诸如此类的几句话。考试时，我就把这几句话写到了相应的题目下。没想到，成绩一出来，我一个a、o、e完全不会、只会说两句汉语的人被分到了A班里水平最高的A+班。

这下好了，一上来就学句子，虽然书上每个字上面都标注了拼音，但我不知道那些字母在汉语里发啥音，更不知道几个字母放一起该读什么？怎么办？只能上课认认真真听老师讲，记住课本上的东西。下课就赶紧拿出电子词典，从声母韵母开始疯狂补课。补了两个月，总算是差不多能跟上老师的进度了。

三个月后，整个A级班组织作文比赛，我居然得了第一。但我知道，我的发音还是不太好，更别提那个绕死老外的四声声调了。一直到现在，尽管我的遣词造句、表达方式都接近中国人了，但只要我一开口说汉语，别人一听就知道我是外国人。所以，我奉劝所有学外语尤其是学汉语的人，一定要从最基础的字母开始，把基本功打扎实。

学习汉语三个月后，我在北语A班的作文比赛中荣获一等奖，这是我的参赛作品。

一年半后，我到了D班。每到一个班，第一节课都要做自我介绍。一位从C班考到D班的俄罗斯小伙说他叫伏拉夫，给大家介绍他的家乡时，他转过去画出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地图，健硕的后背和手臂肌肉清晰可见，我当时想，这个后背真好看！他介绍完，受到了很多女同学的欢迎，但我只是觉得这小伙很有想法、有活力。

第二天，我继续去咖啡厅学习。伏拉夫来到我对面，问我：“我可以坐这里吗？”我说：“可以。”他又问：“我可以和你一起学习吗？”我回：“一起学习完全没问题，但如果你打扰我，我就不会跟你一起。”没想到，他还真是来跟我一起学习的。第二天，我来了，他也来了；第三天，他接着来了……就这样，我们成了一起学习的好伙伴、好朋友。

我天天去咖啡厅学习，伏拉夫天天坐我对面，和我一起学习汉语。

几个月后，我过生日。五点多才下课，伏拉夫三点就提前出去了。放学后，他打了个车，捧着101朵白玫瑰组成的花束在学校东门等我。原来，他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了。这样的浪漫让我感动，我当然也知道玫瑰不是随便送的，但我并没有马上答应他。

一是，我不是一个能很快走进一段感情的人，也过了那个年纪，现在的我更喜欢慢慢地深入去了解一个人；更重要的是，我非常明确，我来中国是来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不是来谈恋爱的。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无数类似细节的累积，我最终还是和他在一起了。但你若问我，他怎么对我表白的，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还真答不上来。因为，我们在一起之后，和之前也没多大差别，依然是每天一起上课，下课一起去咖啡厅学习，这就是我们的约会方式。

在一起后，我们依然天天一起去咖啡厅学习。学累了，偶尔会相互拍个照，放松放松。

关于他的年龄，我隐约知道他很小很年轻，但我也没怎么在意。知道他比我小25岁时，我们已经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因为在国外，不能随便问别人的年龄和收入及婚育状况，所以，早已习惯这一点的伏拉夫也没问我的年龄。还是因为我俩偶然间谈到了年龄的话题，他才知道我比他大25岁。他说当时还是震惊了一下，但是呢，他又觉得我无论是外貌还是思想，都像是他的同龄人，所以也就无所谓了。而我，就更无所谓了。因为我觉得伏拉夫年龄虽小，但思想很成熟、脑子聪明、心思细腻，对我又那么好，这些才是重要的。

按我的原计划，我只需要学两年中文。但两年后，我觉得自己的中文水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想延期，选个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上个本科。于是，我和伏拉夫一起上了北语的汉语言经济贸易专业的本科，2016年才毕业。

在北语，我每学期都能拿到奖学金。2016年毕业时，伏拉夫第一名，我第三。

和所有的校园恋情一样，毕业了，我和伏拉夫也要对这段关系做出决定。他喜欢中国，从小就确定要在中国发展。他让我也留在中国，我没有马上回复他，而是先回了澳大利亚一趟。回去后，我遇到了一个自己很想做的项目，但纠结了一两个月，我还是决定放弃那个项目，回北京，因为那里有爱我的人——伏拉夫。

毕业后，伏拉夫去了北京五环外的一家外贸公司，我们就把房子租在了昌平。房租相对便宜一些，离他公司也近。到年底了，我俩决定创业，在西二旗加盟了一家包子铺。尽管我有过商场管理、做项目的经验，但创业的难度还是远超想象。光是装修，就花了三个月。

装修好后，我请了七八个员工。刚开始时，我们只做午餐和晚餐，后来加上了早餐，就更忙了。每天10点之前，我就要到店里，晚上9点打样，10点离开。我去西二旗赶地铁回昌平，到家就十二点一点了。第二天，继续。切菜、炒菜、煎包子，进货，结账……所有员工的活儿，我都会做，因为我全都过了一遍的。

包子铺开业时快要到圣诞节了，我戴着圣诞帽拍下了这张迎宾照。

近一年，我没有休息过一天。因为实在是不赚钱，2017年冬天，我们把这个开了不到一年的包子铺转让出去了，背上了将近100万的贷款。更崩溃的是：我又一次查出了癌症，而且还是和第一次不一样的癌症。我的人生一下跌入了谷底。

这次困难更大，因为妈妈几年前就回韩国生活了。我回去要天天和她住一起，但这次我更不想让她知道。治疗的难度，也远大于第一次，光放射治疗就进行了20多次，从第10次脸就开始脱皮，那个光照在脸上特别疼。等到化疗的时候，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还整天吃不下饭，一天比一天瘦。也不想说话，每天一回家就往自己屋里一钻。

但只要一见到妈妈，我就得立马调整好状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妈妈看了，问我：“你最近怎么这么奇怪？皮肤这么差，头发掉那么多，也不好好吃饭。”我只能对她说，我本来皮肤就敏感，现在得了皮肤炎。嗯，皮肤炎，这是个好理由。我也确实在化疗过程中引起了皮炎，皮肤科给开了一个月的药。然后，过三个月又要去检查肝功能什么的，战线也要拖很长。

我在韩国没车，以前因为坐公交有些晕车就从不坐公交，出门不是地铁就是打车。这次，欠着一百万的债，还要治癌，为了省点钱，出门都只坐公交。治疗机构又偏远，每次化疗出来，我要先等半小时公交，再坐几十分钟公交，中间要颠簸好多次。下公交，自己走回家。遇上下雪，天冷路滑，就更麻烦。

一次去化疗的路上，我拍下了雪地上自己的孤影。

到2018年6月，我终于痊愈了。医生告诉我，依然要遵守和第一次患癌时一样的复查要求。但这次，痊愈后的5年内，要天天吃药。这次治癌花了整整7个月，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困难的7个月。期间最大的精神支柱就是伏拉夫，他每天都给我打电话，鼓励我积极治疗。我痊愈时，他戴着戒指飞到韩国向我求婚，我拒绝了他。因为我实在不想拖累他。我说需要点时间，好好思考下。几天后，我们一起回到了中国。

这年年底，伏拉夫再次向我求婚。经过这么多年的相处，我确定了他就是我心中理想的伴侣，而在我们负债百万、我二度患癌的情况下，他依然对我不离不弃，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我们也和双方父母商量过，我妈觉得我自己考虑好了就行。而伏拉夫的父母也是姐弟恋，所以对我们比别人更理解更支持。但结婚，还是需要考虑很多事情。比如：人生规划。

之前，我也谈过很多次恋爱，也遇到过很多像伏拉夫那样追求我的人，但往往就因为人生规划的差异，没有走入婚姻。比如，在我不想生孩子的时候，别人就想过结婚生子的稳定生活。人家不可能强迫我结婚生子，但我也不想自私地强迫别人顺应我的想法不生孩子，所以只能分手。

毕业后，伏拉夫的爸妈来看我们。我们一起出去跳舞时，伏拉夫给我们录下了这段视频。

说到孩子，这可是婚前必须谈好的重大问题。年龄在爱情里不是问题，在生育面前可就是大问题了。婚前，我和伏拉夫讨论过很多次，我说我暂时不想要孩子，你能接受吗？他说，能接受。但我知道人的想法是会变的，他现在不想要，也许过几年、十年就想要了。那时，我肯定是生不了，那就考虑领养。

我和伏拉夫的婚纱照。

有好多人问我，他比你小25岁，你跟他结婚，你不担心他去找个年轻小姑娘吗？这个我还真不担心，一来我对自己的外貌还是很自信的。

另外，我一直在学习，我相信自己的脑子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傻掉，我也能跟得上伏拉夫的步伐。我唯一担心的是会走在他前面，按照正常规律是这样。再加上我两度患癌的身体，我害怕到时候会把他一个人留在这世上忍受孤单。

我的婚礼现场，妈妈从韩国赶过来，把我的手交到了伏拉夫手里。

2019年9月，我们举办了婚礼。婚礼规模不大，就五六十人参加。我妈妈也来到了现场。妈妈很喜欢这个年轻的女婿，所以对我们的婚姻也很支持。

婚礼现场，我们穿着中式婚礼服和妈妈合影。妈妈至今都不知道我两次患癌的事。

有一次，伏拉夫跟我一起回韩国。一天，我妈走路去了家附近的医院开药。突然下雨了，伏拉夫赶紧给妈妈打电话，打车去把她接了回来。这个小细节让妈妈觉得感动。

妈妈今年81岁了，依然每天运动。这是2018年，我和伏拉夫回韩国，陪妈妈爬山时拍的。

2018年7月回北京时，我的身体还不是特别好。伏拉夫当时做红酒总代理，但主要做批发，他想通过直播打开零售市场。伏拉夫去了趟杭州，说我们搬到杭州吧。我一听，立马同意了。从做出这个决定，到搬到杭州，我们总共花了一周。

到杭州头一两个月，我身体还不舒服。整个8月9月，都只是在帮伏拉夫开直播做准备。但因为是外国人，开不了直播。我们就想到了拍短视频，做自媒体。

刚到杭州不久，我和伏拉夫去西湖边散了散心，准备开始新生活。

我开通了抖音账号， 2018年10月，我发布了第一条短视频，讲述我和伏拉夫的爱情故事。没想到，当天就获得了7千万的播放量。很多人看到后，在评论区问我怎么保养的。我干脆再开了个账号，专门做护肤美妆短视频。运营了一两个月，实在忙不过来，只好放弃了一个账号。导致我现在账号的内容就比较杂，不过，大体还是分三块：保养、生活，老公偶尔也出镜。

2018年10月，我发布了第一条短视频，讲述我和伏拉夫的爱情故事。

2019年初，就有广告商找到我，我开始有了收入。这一年多，我们所有的视频，从构思到发布，都是我和伏拉夫自己完成的。后来，后来工作量越来越多，我们两个实在忙不过来。2019年10月，我俩注册了公司，带着八个伙伴，又开始创业了。

拍视频、剪辑，这些都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所以也有很多要学的东西。现在，我每天都在拼命想有意思的话题。粉丝的留言私信，我都会认真看，经常从中找到灵感。最近，我在筹备直播，这段时间，看了好多关于直播的书。

我们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忙了，一年半之前，我们还经常自己做饭。韩餐、印度餐、法国菜，我会变着花样做，伏拉夫主要做中国的炒菜和俄罗斯菜。现在，我们天天都在外面吃，或者点外卖，但有时间的时候尽量在家自己做菜。只是，经历了第二次癌症后，我变得更养生更注重健康了。太忙的时候，会提醒自己休息一下。

前不久，伏拉夫精心准备了晚餐，我们拍下了这张照片。我俩现在太忙了，自己做饭的机会少了很多。

有人说我51岁了，看着还这么年轻，肯定拉过皮、打了肉毒素。这些我还真没做过。对整容，我的态度是：别人整容，没问题。但我是不会去的。因为经历过两次癌症，对疼痛的体验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放射治疗，那个光照在脸上，真是切肤之痛。

现在，打疫苗、治病，这些疼痛我接受，因为是必须的。但整容整形，我觉得是我身体不需要的东西，我既不想花那个钱，也不想给身体增加额外的负担，更不想承担副作用。

上大学后，我开始化彩妆，30多岁时，去过美容院，用机器去角质层、按摩面部。现在，连这些项目都完全不去了。我觉得护肤需要用适合的护肤品，清洁到位，做好补水和防晒。但也不能全部依赖护肤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饮食、规律健身才是最关键的。

2019年底，我回韩国，和妈妈合了个影。那次回来不久，就遇到疫情了，我都快两年没见到妈妈了。

疫情对我的工作影响不大，但却改变了我的生活。从去年1月3号，我从韩国回来后，哪儿都没去，导致我和伏拉夫到现在都还没办结婚证。因为是外国人，我们没法在中国办结婚证。原本打算2020年3月去澳大利亚办结婚证，结果，澳大利亚必须夫妻双方都到场。疫情一严重，就没法去了。

俄罗斯大使馆说，可以不到场，但要求夫妻双方都是俄罗斯人才行。希望疫情赶快过去，我们好把结婚证办了。我也好早点恢复每两三个月旅游一趟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好想妈妈，妈妈膝盖不好，要做手术了，我好想早点回去陪陪她。

每年1月1号，我都会许下新年愿望。但从20岁开始，我的愿望就没变过：一愿自己身体健康，并能按自己的想法走自己的路；二愿家人朋友幸福安康；三愿世界和平，整个地球的人都健康平安。现在，我的愿望多了一个：希望我100岁时，还能陪着75岁的伏拉夫，一起学习、一起做事，一起去没去过的地方看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