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贫困治理经验之中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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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贫困治理关键的经验一是产业，二是政府的积极作为，三是市场的无形之手，形成一个有效的贫困治理的闭环。

贫困和贫困治理是永恒的课题。全球长期饥饿人口在过去六年连年增加达到了近7亿，突发性饥饿人口在2020年因冲突、极端气候和新冠疫情而猛增1.55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侵扰下，失业贫困人数不断上升。不同国家因经济发展情况、收入情况以及制度文化等国情的不同，对贫困的定义并无统一标准，但除极少数国家之外，贫困现象在世界多国仍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乡村地区。

笔者并非专业研究贫困治理，本文只是对所见所闻而产生的一些感悟和体会。这些经验总结与思考还难以提升到理论和系统性的高度，只能供以借鉴，俾能起抛砖引玉之用。

最近笔者在广西三江、融水县调研期间，发现各县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在巩固减贫成果的同时，大力发展乡村产业，促进乡村振兴。三江依托高铁站点，大力发展观光旅游业。以往风景优美但交通不便的山区景点，在修通公路，建好旅馆之后，成为城里人假日休闲的好去处。而三江原本就已发展成熟的高山茶业，同时也发展为旅游景点，使得旅游业与产业发展相得益彰。

笔者在三江布央茶山看到，下午的时分就有茶商来此收茶青至当地茶厂加工，而后外省的茶厂也会接着收购本地茶厂的茶叶再进行深加工，最终打造成远销中外的品牌茶叶。

融水县除了传统的林业产业外，另在打造中药材市场，利用本地产出的草珊瑚、钩藤等中药材等作为拳头产品，打造有竞争力的中药材集散市场。笔者在某村调研时，获悉他们正在利用集体土地规模化种植钩藤，并由此带动个体散户种植。如果未来中药材市场运转顺利，则会有外地客商进村收购药材。一直地处偏僻大山深处的乡村，也可望在脱贫之后再通过绿色产业发展，进一步奔向小康生活。

在乡村贫困治理过程中，政府有形之手重要吗？中国的做法是，以政府之手提供公共产品（道路、水、电、网络、教育），提供得力干部（新农村建设指导员、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政府在此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以各种行政举措，集中筹措资源，超越利益集团以及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制约，向乡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全力打响贫困治理攻坚战。

而西方或实行西方体制的国家的政府官员由于政治体制影响，可能会优先考虑那些增加其支持者满意度的举措，较难超脱现有体制的束缚，只能按部就班，按制度程序一步步地实施既定政策，往往缓不济急。

应该靠个体努力还是以集体努力脱贫也是个重要课题。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的小额信贷模式为例，其对贫困农户的小额贷款对脱贫的确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这里不应忽略的是其前提假设：首先要假设在农村里真有这么个产业，可以让村民在贷款和还上较高的小额贷款利息后（10%以内），还能脱贫致富。

在现实生活中，不单是贷款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产品的销路问题。产品真的在市场上有销路吗？其性价比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吗？这些都是单个农户较难解决的问题，因此，集体化道路的思路仍不失为一个可行解决方案。中国乡村以村集体为后盾，以村干部（驻村书记）以及致富带头人（熟识市场运作的“能人”）来起到带头作用。

实际上，在过去的扶贫实践中，很多时候村民是不敢先动的，而是看到能人先行动了，比如说，种植某项作物实实在在地赚到了钱，大家才有了动力跟进。当然，无视市场规律，用行政命令强制农民栽种某些作物品类，大多结局都不怎么好。

产业问题在贫困治理中有很重要的地位。笔者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实地观察到贫民窟里贫民的生活的确很艰辛，是他们不努力吗？不是，只是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为什么没有工作？因为没有产业。所以只能——用中国当下流行的话来说——“内卷”起来了。

中国改革开放所释放出的经济活力，所催生的各种产业，为中国的劳动力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以及工资收入。具体到中国的山区农村，很多边远落后地区由于不具备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较大。这些地区要靠相应的支持政策，更要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才能真正达到乡村振兴发展的目的。

中国乡村贫困治理关键的经验一是产业，没有产业就无法使农民保持持续和充足的经济收入；二是政府的积极作为，政府提供必要的生活生产基础设施（建房、道路、水、电、网络），经费支持（扶贫专项资金、生产贷款、企事业单位与社会捐款资助），干部队伍人力支持，对口支援，等等；三是市场的无形之手也不能忽视，所有的努力最终仍需与市场需求对接。各县（乡、村）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发展优势产业，使得农民有持续的收入流水，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才能最终形成一个有效的贫困治理的闭环，才能保证巩固减贫成果。

中国在减贫过程中，政府不但有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在官员考核方面也加入对其贫困治理工作业绩的考核。此外，在帮扶过程中，也注意不让帮扶对象陷入对国家和政府的援助性依赖。政府并没有完全大包大揽，同时也注重帮扶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

而从仿照西方政治文化和体制的欠发达国家到西方发达国家，多认为政府不应干涉公民的自由，因此在指导脱贫上多未介入过深。在贫困治理问题上，这些国家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构建福利制度、发放福利待遇以及教育培训等工作，减贫工作多由非政府组织（NGO）或慈善组织来代为实施。NGO虽然有灵活的优势，但也存在授权不足的劣势，例如NGO可以通过筹款来为某一条村修建一条公路，但NGO没有权力和财力为所有村的贫困户都盖上一间房子，也不可能做到“村村通公路”。

由此可见，乡村贫困治理既有共性，也有差别，无论哪一种治理方式都有其优势和不足，不可一概而论。各国不可能采取一种统一的贫困治理模式，而应取长补短，动员政府、社会组织、慈善组织、企业等各方力量广泛参与，最终以减贫实效为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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