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还是人祸?被困在美国“隐形寄养”中的她们（图）

没有家，没有药物，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莫莉只能靠酒精和大麻来麻痹自己。

“我得不到任何指导。”莫莉说，“没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面临同样问题的，还有美国被“隐形寄养”的千千万万名儿童。

在美国，每年约有25万名儿童被送去“隐形寄养”。他们被交给亲戚抚养，而未被纳入国家儿童福利体系。“隐形寄养”的儿童不受法律保护，可能遭受虐待、就医难、被迫辍学等伤害。

幕后推手是美国政府和各地儿童福利机构。他们将“隐形寄养”美名为“亲属分流”或“自愿亲属安置”，实则借此节约经费。如果将寄养儿童全部纳入国家福利体系，家访、体检、心理援助等保障儿童权益的措施都将是巨大的支出。

政府与福利机构本该保护需要寄养的儿童，如今却对他们造成严重伤害。美国冠冕堂皇的福利制度下，隐藏着一个隐秘的角落，许多本已经历悲惨的儿童被困在其中，无法逃离。

莫莉（Molly）和海雯（Heaven）是一对相差一岁的亲姐妹，她们的原生家庭支离破碎——父亲吸食冰毒，经常变得凶狠和疯癫，她们的哥哥很久之前就离开了家。

两个十几岁的女孩一直互相扶持，她们拥有同一群朋友，喜欢同样的打扮。

2015年万圣节前，噩耗传来，她们的母亲因感染葡萄球菌去世，15岁的莫莉和妹妹海雯不得不搬到外祖母家。

在这里，她们遭受着精神折磨，因为外祖母不断地告诉姐妹俩，母亲的死要归咎于她们，如果她们能把母亲照顾的更好，她的女儿可能现在还活着。

2016年1月，海雯在浴室地板上发现了服下27片舍曲林（一种抗抑郁药）的莫莉。收治莫莉的医院当即向县级社会服务部的儿童保护部门发出警报。几天后，两名社工出现在她们的外祖母家中，调查两人的家庭情况。

可谁也没想到，之后两人的生活背道而驰，莫莉从此落入更深的深渊。

儿童保护部门的社工没有向法院提出申请，将女孩们送入官方寄养系统。他们把海雯交给了她朋友的父母：安吉和斯科特·哈尼。

莫莉不断地表示想要留在这对夫妇家中，但由于她承认有自杀念头，社工将她安置在当地的一家医院。医生发现她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病史，将她转移到精神病院的住院部。

据莫莉回忆，十天后，一个身材矮小、声音洪亮的女人出现了。她叫塔米拉·怀特。怀特说她已经和有关部门谈过，莫莉之后将和她一起生活。莫莉曾通过朋友认识了怀特的女儿，但她并不认识怀特。

据莫莉回忆，搬入新家几天后，怀特就将她的抗抑郁药冲下了马桶。由于初来乍到，莫莉不想挑起争端，而儿童保护部门的社工也没有来进行例行检查。怀特还十分憎恨莫莉每月可以领取到643美元的政府遗属津贴，称自己作为养父母却没有收到任何补贴。莫莉觉得留在这里似乎很难堪，就搬了出去，开始睡在朋友家。

海雯则在新的家庭中得到善待。哈尼夫妇不希望海雯接触莫莉，但有时海雯会在晚上偷偷把莫莉带进来。一盒包装好的沙拉，一瓶蓝色的佳得乐饮料都会让莫莉羡慕不已。

然而，虽然待遇比姐姐好上很多，海雯对自己的生活也并不满意。由于缺少归属感，她愈发的自我封闭。曾经支离破碎的家庭给她造成了创伤，她想进行心理咨询，但首先要获得法定监护人的签名。

被寄养几年后莫莉和海雯才知道，虽然两人的生活截然不同，但她们都没有进入国家寄养系统，而是被“隐形寄养”了。

顾名思义，“隐形寄养”（shadow foster）是隐藏于正常寄养程序之外的一种做法——儿童保护机构的社工通常会要求父母把要寄养的孩子交给朋友或亲戚，声称否则他们就把孩子送到寄养机构。

除了以带走孩子来威胁父母，儿童保护机构还会告诉寄养家庭，除非他们将孩子带到家里并好好保护，否则孩子最终会被寄养在陌生人家里。

在美国的一些地区，儿童保护机构还要求父母签署文件，将孩子的监护权转移给他人，甚至签署“监护和探视协议”，终止和转移他们关于孩子的所有权利。但根据法律，只有法官才有权转移儿童的监护权。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可能是被迫与孩子分离，亲戚或朋友往往也是迫于压力才选择收养。

在传统的儿童福利系统中，儿童保护部门需要定期检查和监督儿童的寄养情况，并在国家数据库中登记更新，以确保寄养儿童的安全。如果发现寄养家庭非常危险，他们会为儿童申请法律监护。在家庭法庭的听证会上，儿童和低收入父母通常会得到免费的律师服务，由法官决定儿童是否应该再度被安置到寄养家庭中。此外，寄养的费用由联邦或地方支付，寄养家庭理应得到补助。

与传统寄养系统不同，“隐形寄养”不受法律保护。由于“隐形寄养”不在政府制度内，儿童福利机构无需为遭受虐待的儿童提供支持和帮助，也无需进行家访和体检以保障寄养儿童的安全。此外，“隐形寄养”的儿童还可能失去留在原籍学校和获得长期寄养的权利。

此外，亲戚或朋友照顾孩子的条件也得不到保障。他们往往不知道，绕过官方寄养系统，他们不仅得不到寄养费，还无法获得衣物津贴、儿童护理、心理健康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在引导孩子和原生父母团聚方面，他们也得不到支持。他们甚至没有合法的权利让孩子入学，或带他们去看医生。

莫莉也遭遇了这样的情况。从15岁开始，当地的儿童福利部门三次将她转移到亲属家寄养。左耳失聪的莫莉一直有自杀的念头，但被“隐形寄养”的她得不到合法监护人的签字，因此无法接受医疗和精神健康治疗，也从未获得体检服务。一般情况下，当“隐形寄养”完成，儿童福利部门的相关服务就全部终止，支付抚养费是不存在的。

可以说，“隐形寄养”侵犯了父母和儿童的“基本家庭完整权”，被寄养的家庭和孩子也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和应得的程序检查。

但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各州通过法规和部门政策，越来越多地将“隐形寄养”制度化。

尽管尚未有公开历史表明美国何时转向“隐形寄养”，但许多儿童保护领域的人说，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注意到这种做法。在罗纳德·里根总统的领导下，一系列家庭计划（family programs）的资金被削减，儿童保护服务机构成为重要的资金来源。

在之后的十几年里，随着艾滋病的流行和可卡因的使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家庭出现需要被寄养的儿童，但政府招募寄养家庭的工作却无法跟上。据统计，2017年，美国有超过69万名儿童在寄养机构生活。时任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儿童保护服务主任约翰·马廷利说：“那时我开始听说一些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将孩子从原生家庭中带走，把他们交给亲戚或朋友寄养，而不是向法院提出申请，走正规的寄养程序。”

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家庭保护的理念席卷了儿童保护领域，这种因资金匮乏导致的做法竟还被加上了仁慈的光环。当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传统的寄养会对儿童造成持久的负面影响，而将儿童安置在亲属身边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在美国政府将大量黑人儿童安排进白人家庭后，“隐形寄养”的支持者们还称，这有助于解决跨种族寄养产生的问题。

1996年，国会开始要求各州在安置寄养儿童时先考虑亲属，再考虑陌生人。虽然国会也规定，如果这些亲属成为有正式寄养条件的养父母，各州必须向他们支付与付给陌生寄养家庭同等的费用，但一些儿童保护工作者会私下鼓动寄养家庭绕过法院，这使得各州可以完全不支付抚养费。

1997年，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超过28.3万名儿童与国家寄养系统外的亲属生活在一起，他们都是儿童保护机构的社工安排的。在没有联邦法律支持的情况下，这项非法、难以保障寄养儿童权益的制度似乎已经成熟。

如今，美国至少有35个州在实行“隐形寄养”，每年约有25万名儿童被送入“隐形寄养”制度（数量和进入国家寄养系统的儿童数量相当）。2014年，仅德克萨斯州政府就签订了约3.4万份用于“隐形寄养”的“安全计划书”，大大超过了该州被转移到国家寄养系统中的人数。

“钱，这就是这一切的意义”

“钱，这就是这一切的意义。”莫莉的律师大卫·维杰维克拉马说。据美国媒体ProPublica报道，“隐形寄养”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部分原因就在于相关部门想节约成本。

促成“隐形寄养”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对儿童福利机构来说，这是一个廉价的解决方案，因为一旦孩子被“隐形寄养”，州政府通常就可以结案，这可以减轻儿童福利机构繁重的工作量。另一方面，逐渐由国家寄养系统转向“隐形寄养”后，美国政府在以下方面节省了资金：每月对寄养家庭的经济援助、临时支持、案件管理、法庭报告、每月家访，以及对儿童和父母团聚的支持和服务。

但“隐形寄养”会给儿童带来创伤，还可能使许多儿童遭受虐待和忽视，甚至死亡。

2015年，德克萨斯州两名儿童在“隐形寄养”家庭中丧生。在休斯顿，一名4岁的男孩在寄养家庭的床下发现了一把手枪，并开枪自杀（由于他没有被正式寄养，德克萨斯州的政策没有要求儿童福利工作者对寄养家庭进行枪支检查）。同年冬天，在达拉斯，一名妇女要求她14岁的女儿帮她照看寄养婴儿，她的女儿将婴儿淹死在一个浅水碗里。

近年来，有几十起诉讼对“隐形寄养”提出了质疑。联邦法院也同意，在没有足够证据将儿童带走的情况下，儿童保护工作者通过威胁父母和寄养家庭来诱导这些安排是违法的。但是，当他们找到法律依据，提出申请称其并未对原生父母施压以转移子女的监护权时，法院的判决就会引发分歧。

没有联邦法律对“隐形寄养”进行管理。尽管一些州已经出台了法规，但在许多州，由于无法获得法院指定的律师，且缺乏书面记录，父母往往无力聘请律师来质疑机构对他们进行过协迫。如果父母起诉称权利受到侵犯，这些机构工作者完全有权被豁免。

而且，“隐形寄养”绕开了法院审查，非常隐蔽，负责跟踪的联邦机构、儿童福利法院和律师都看不到。相关案件也不会被提交到少年法庭，提起诉讼非常困难。

幸运的是，今年12月，莫莉所在的县同意向她赔付400万美元。双方于12月6日向联邦法院提交了一份和解通知。此前，莫莉的律师曾起诉该县侵犯了宪法赋予她的获得正当程序的权利。

“这个解决方案对全国每个州来说都应该是一个警钟，”维杰维克拉马说，“我希望美国的每一个儿童保护部门都能停下来，进行一天的培训。这是教训，我们需要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

获知和解方案后，莫莉感到震惊。因为没有正式的寄养家庭，被屡次拒绝财政援助的她一直无法上大学。她很兴奋，她现在能够供养10月刚刚出生的儿子了。

儿童保护机构的存在理应是为了保护儿童，美国社会需要更多的力量去正视这一畸形制度带来的问题。当国家和社会工作者愿意去了解“隐形寄养”对原生家庭、寄养家庭和孩子的影响时，他们才会愿意解决这个问题。